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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紅利都是帶血的二線城市搶人大戰在避重就輕

時間:2024-10-29 01:49:11

我們應該以手加額、三呼萬幸!人口紅利期終于要過去了,人力資本的負積累期就要過去了!

當前,正值2018年畢業季,二線城市“搶人大戰”也進入白熱化的階段。

根據教育部數據,今年普通高校畢業生達820萬人,再創曆史新高。同時,西安、武漢等20多個城市的“搶人大戰”也再度升級,送房、送錢、送戶口,力度之大令人咋舌。

而在近期結束的“第12屆中外管理人力資本發展論壇”上,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研究會會長劉福垣卻就此提出了不同意見——“參與搶人大戰的這幾大城市,恰恰是不缺少人才的,而且堪稱中國的人才高地。近來一些二線城市的‘搶人大戰’,暴露的是它們的信心不足,甚至根本不知道發展為何物!”

那麼,為什麼說二線城市的搶人大戰是避重就輕,我們的企業和年輕人,真正需要的又是怎樣的尊重?以下是劉福垣教授的論述。

應該對“人口紅利期過去了”三呼萬幸!

為什麼要搶人才?目前來看,始作俑者和跟風行動的幾個城市,都不缺人才,都是中國人才高地。

大家知道,武漢和西安在改革開放初期,在北京、上海之後,不是武漢排第三,就是西安排第三,它們儲存了大量的高科技人才。武漢是以大專院校高度集中為代表,西安則是國家級高科技研究院所彙聚之地。而現在,這兩個城市卻開始搶人才,靠戶口留人才。

這說明它們不懂發展為何物。什麼是人才?人才以用為主,儲存起來有何用?人才本是市場的要素,由市場來配置的一種資源。現在卻要通過戶口把他拴在這兒!這就如同當下中國的很多怪現象——用土地把農民拴住,用房子把市民拴住,現在再用戶口拴住人才!

大家想一想:資本是沒有鄉土的,勞動者也是沒有鄉土的,哪裡有崗位、有用武之地,他就到哪裡去。人們不要忘記:改革開放初期,“一江春水向東流”“孔雀東南飛”,人才紛紛奔往深圳特區。可以說,今天深圳的主體人才,武漢就提供了大部分。

包括現在人們說“東三省衰落”,東三省缺人才嗎?我熟悉的一屆深圳市政府的前四把手都是我們東北人。他們成長為人才都是在東北煉成的。

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有個“美國夢”,美國當年人少地多,移民到那兒後很容易成為“小地主”,有自己的農場。後來由于兩次世界大戰,美國沒有經曆戰火,再加上它整個政治體制、經濟體制,以及科技體制非常合理,所以移民去了有“用武之地”。因此即便到現在,全世界都還在做着“美國夢”。

回到“二線城市搶人才”這個問題上,這些搶人的地方政府“腦子”裡的邏輯是什麼?我很理解他們的狀況,他們面對的體制,特别是财政包幹體制,在這種背景下,這些地方政府也不知道發展為何物。甚至早已被很多所謂“著名經濟學家”忽悠暈了。

當下很多學者在講:“人口紅利要沒了,要尋找新的紅利”,我們天天喜歡用“紅利”二字,卻不知道紅利是何物。這裡我要鄭重告訴大家:“紅利都是帶血的”!是在把勞動力當成消費品揮霍性使用!

為什麼?因為在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勞動力對資本來講幾乎是無限供給。那“紅利”又是什麼?紅利=勞動力的價值-工資。勞動力的價值,就是勞動力能夠簡單再生産的費用。

舉個例子:假設一個勞動者的吃穿住用行,折合為一天5個饅頭,保證一天能吃5個饅頭,他的勞動壽命可以達到40年。但因為勞動力多,“兩條腿的蛤蟆找不到,兩條腿的人有的是”,最終用3個饅頭就把人雇了,老闆就得到了“兩個饅頭”。這“兩個饅頭”就是勞動力價值中成為人口紅利的一部分,進行物質财富的堆積。

所以在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物質财富的積累與貧窮的積累,是同時進行的。勞動力不僅是相對平均化,也是絕對平均化。

如今,我們國家這樣的一個資本原始積累階段要過去了,站在國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場上,我們應該以手加額、三呼萬幸!人口紅利期終于要過去了,人力資本的負積累期就要過去了,正積累階段應該就要到來了!結果好多人愁眉苦臉,“尋求新的人口紅利”,想用戶口把人才忽悠來。你要有信心的話,犯得着用戶口拴人嗎?戶口管得住人才嗎?圖東方IC搞“搶人大戰”的城市,是沒本事做機制改革

大家想想:整個經濟運行的邏輯是什麼?是“人随錢走,錢随項目走”。通俗講,就是“哪裡給的工資高,人才就到哪裡去”。

錢又是從哪裡來的?因為有項目,錢會跟着項目走。項目又是哪裡來的?項目是由一個地區的發展結構和發展戰略決定的。

為什麼1980年代人們都奔向小漁村深圳?因為深圳有改革開放造就的新市場機制。反觀搞“搶人大戰”的這些城市,暴露的是沒有本事改革,盡管改革的口号越喊越兇,新詞兒一組組、一串串地冒出來,但改革的動作卻依然沒有。

近10年中國正處于社會發展的徘徊階段,發展是要解決什麼問題?當前的發展,是要解決兩個時代的生産方式、兩個時代社會結構疊代的問題。說白了就是要鏟除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态。結果搞來搞去,封建的經濟基礎、2.6億小農戶依然存在,甚至怕它消亡,又來一個确權把人釘在耕地上。

發展是要轉變這兩個時代的生産方式,具體怎麼轉?把2.8億農民工“市民化”是唯一出路。結果這方面沒下功夫,卻指望“新的人才優勢”。

那麼,如何把勞動力商品轉換為人力資本?你得給他提供舞台!沒有帥才,何來将才和專才?即便給特殊政策,把錢、房子都落實好,沒有帥才,人才照樣跑掉。

這也是為何“中國芯不過硬”,為什麼會出中興這個事的原因。本質是因為我們缺人才嗎?是因為我們缺錢嗎?都不是,我們缺的其實是體制、是機制。

西安、武漢這樣的二線城市,當前需要的不是搶人才,而是老老實實地改革體制。盡管當下改革體制很難,因為我們能想到的改革,好改的都已經改了,現在最難改的是什麼?中國改革的本質是改政府,是政府的重新定位——十八屆三中全會幾萬字的改革頂層設計中,最值錢的話是什麼?是“讓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

讓年輕人敢做月光族的城市,才是好城市

所以政府要先從市場退出來。我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工作過,太多人忙了自己不該幹的事,而真該幹的事情沒幹——社會保障到位了嗎?悠悠萬世,唯此為大,給中國社會定性的社會保障機制改革才是政府應該投入精力的重點。

回到人才問題,人才問題怎麼解決?必須讓人從絕對貧困化轉到相對貧困化,進而從簡單再生産,提升到能擴大再生産的程度。

而人的發展進入“擴大再生産”階段的前提是,敢“工資月月光”,尤其對廣大年輕人而言,社會保障要達到不僅敢工資月月光,而且還敢借錢消費的程度。一個城市建立這樣的機制,還用得着去“搶人才”嗎?

責任編輯:李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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