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康》記者洪治劉彥華
黨校姓黨作為中國最早成立的國家級幹部教育培訓基地,中央黨校的命運和中國共産黨的命運息息相關。在《中國共産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産黨紀律處分條例》(以下簡稱“兩項法規”)出台後,作為國家級幹部教育培訓體系“一校五院”中唯一
的“一校”,中央黨校便馬上行動起來,根據校領導指示,教務部決定開設關于“兩項法規”的課程,該課程由黨建部承擔。“一門課的設計需要不停地磨合,各方面的要求非常多。”中央黨校黨建部政黨比較研究室主任謝峰教授說道。
經過2個多月,包括講題設計、授課人确定、集體備課等方面的準備,很快“兩項法規”課程便陸續在中央黨校各幹部培訓班次中開設,進而推廣到其他國家級幹部學院中。他們為何要如此着急設計呢?
新世紀組建的“國家隊”
中國共産黨從初創時期開始,就非常重視幹部教育培訓工作,這不僅是黨幹部隊伍建設的基礎性工作,更是關系到黨和國家的長遠發展,其中國家級的幹部教育培訓基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為中國最早成立的國家級幹部教育培訓基地,中央黨校的命運和中國共産黨的命運息息相關。中央黨校命運多坎,1926年中共中央曾決定在北京和廣州兩個革命中心各辦一長期黨校,取名“最高黨校”,然而由于“三一八”慘案和北伐,兩地均未辦成。次年,中共五大期間曾設立“黨校委員會”,預計7月30日開學,但7月15日汪精衛的“分共”讓其再次流産。
好不容易在1933年3月13日,紀念馬克思逝世50周年的日子,馬克思共産主義學校建立,這是中共第一個全黨性質的最高政治理論學府。曾任中共中共中央局組織部部長并兼任馬克思共産主義學校校長的李維漢曾回憶道:“馬克思共産主義學校,即中央黨校。中央黨校從1933年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
然而,辦學沒兩年,由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不得不開始長征,中央黨校被迫停辦。長征期間,在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沙窩會議曾根據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的形勢,決定“設立紅軍大學與高級黨校,大批地培養軍事與政治幹部”,然而,張國焘的分裂破壞最終使這個設想成為泡影。
除此之外,中央黨校還在1947年國民黨攻入延安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間,停辦過兩次,也曾于1948年至1955年更名為“馬列學院”。盡管曆經艱辛與挫折,但中央黨校始終肩負着為黨培養幹部的使命堅強地發展着,它不僅是馬克思列甯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教研場所,更在延安整風運動、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等曆史重大階段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毛澤東曾為其親筆書寫了“實事求是”的校訓。
深厚的曆史積澱讓中央黨校的旗幟作用不言而喻。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幹部教育培訓工作走向正常化、系統化和制度化,特别是在改革開放後,更是進入快車道,據1988年中共中央組織部統計,全國有各級黨校2838所,而國家級幹部教育培訓基地僅有中央黨校一所。
1994年國家行政學院正式成立。在定位于分工上,中央黨校以省部級黨員幹部為主,輔以部分廳局級幹部、優秀中青年黨員領導幹部以及少數民族黨員幹部的輪訓與培訓。國家行政學院則主要承擔高中級公務員的培訓以及省部級行政領導參加的專題研究班,并輔以部分廳局級幹部和優秀後備骨幹參加的培訓班。
進入新世紀,幹部教育培訓基地數量進一步增加,為了進一步優化幹部教育機構的總體布局,加強教育資源整理力度,中央于2005年3月創建了中國浦東幹部學院(以下簡稱“中浦院”)、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以下簡稱“中井院”)和中國延安幹部學院三所國家級幹部教育培訓基地。中浦院主要是進行改革開放意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現代化建設知識和能力教育以及開展幹部培訓國際交流合作。中井院和延安幹部學院主要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和基本國情教育。2008年還創辦了中國大連高級經理學院,主要針對央企和國企高層次經營管理人員開展教育培訓。
由此,形成了幹部教育“一校五院”的“國家隊”,它們優勢互補,各有側重,構建起了改革、開放、競争、擇優的幹部教育培訓新格局。見微知著,這支“國家隊”是如何教育幹部的呢?
全方位的黨性教育
“黨校姓黨是黨校辦學的根本原則,也是做好黨校工作的根本遵循。”中央黨校副校長徐偉新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強調,黨性教育則是“黨校姓黨”的重要一環。
“兩項法規”課程便是黨性教育中的一門課,在“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下,如何能保持廉潔自律,黨内對違紀有何處分措施是從預防到懲治的一個閉環。這不僅是幹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群衆雪亮眼睛時時刻刻關注的,更是黨中央所重視的,而中央黨校能在短時間内設計出相對應的課程也并非偶然。
“黨校的黨性教育是系統性的。”謝峰說道,“黨性教育作為一個專門單元,占到課程的20%。”在黨性教育的9或10門課中,除了“兩項法規”,黨建部還承擔了總論、黨章、群衆路線、蘇共失敗教訓等課程的設計與講授。“我們在感到光榮的同時,更感到了壓力。”謝峰強調。
若以為黨性教育就是課堂上老師講、學生聽,那就太過片面了。黨性教育是一個永恒的話題,雖然看起來好像很寬泛,但其實很具體。中井院常務副院長梅黎明告訴《小康》記者:“這些年,我們教學的一個重要支撐點就是構築以井岡山和中央蘇區革命曆史和優良傳統為鮮明主題的教學内容,同時探索以現場體驗式教學為主,專題教學、音像教學、案例教學、互動訪談、社會實踐、學員研讨緊密結合的教學模式。讓曆史啟迪現在,讓曆史告訴未來。”
“堅定執着追理想,實事求是闖新路,艱苦奮鬥攻難關,依靠群衆求勝利。”45歲的中國科學院地球環境研究所黨委書記、副所長曹軍骥說道,“這是我在井岡山學習與生活期間,耳濡目染學習領會了井岡山精神的實質。”作為中井院2016年第5期廳局級幹部加強黨性修養專題培訓班的一名學員,曹軍骥在白天接受教育培訓之餘,晚上還會和同學們一起開展學習讨論。
讨論的效果很顯著,而如此關于馬克思列甯主義、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于共産主義,關于黨的性質、黨的作風、黨的傳統,自覺向黨中央看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直的讨論在“國家隊”中時常能看到。
黨校還有着嚴格的紀律。“幹部到中央黨校接受教育培訓轉換身份和心态很重要。”謝峰說道。在中央黨校,學習考勤、課堂督查、情況通報都有嚴格的制度,甚至連食堂用餐情況都會進行統計。遠在千裡之外的曹軍骥每天6:30就要準時起床開始一天的課程,不僅要按時完成作業,連請假外出等都有嚴格的紀律要求。
正是在這樣身體力行的學習中,黨性教育慢慢融入到這支“國家隊”幹部學員的血液中。正如2015年12月12日的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黨校承擔着為領導幹部補鈣壯骨、立根固本的重要任務,必須堅持黨校姓黨這個黨校工作根本原則。”
以需求為導向
“寓管理于服務”,在“黨校姓黨”的原則下,“國家隊”其實是為學員服務的,衆口難調,面對那麼多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幹部學員,如何讓其滿意?
在中央黨校,能看到很多的“問題意識”。課程設計中,怎麼分配理論課、研讨課、案例讨論課等課程方式的比例?課程主題怎麼定?在授課中,曆史部分講多少?國際比較講多少?分析框架怎麼講?課後,多久召開一次小組讨論?這些“問題意識”核心便是學員的需求,這種需求不僅來自學員自己,也來自其所在機構的期望,更要結合自身的辦學特色。
“摸清他們的需求需要豐富的實踐經驗。”謝峰說道,“在平時的教學任務之外,我們還會做大量的基層調研,就能發現實踐中很多問題,這對把握學員關注的問題很有幫助。”謝峰在每門課講授前都會根據學員需要,有針對性的設計選題。“比如同一門課,西藏班可能就希望多講點和西藏有關的内容。”
然而需求是一個動态變化的過程,因此在開班前,中央黨校會收集每一位學員的問題,教務部則根據具體情況安排每門課的小組讨論,讓老師和學員進行雙向交流,對于一些較深奧的問題則會在畢業前統一進行回答。
中浦院的班次以短期專題研讨班為主,非常注重“忠誠教育、能力培養、行為訓練”的教學布局以及開門辦學、開放辦學的特色。因此,培訓的專題絕不是随便挑選的,在教學設計過程中,要圍繞專題項目開展需求調研、資源調研和學科發展前沿調研。
中浦院從2015年10月以來,就開展了多期領導幹部“一帶一路”主題的專題研讨班,在開班之前,他們除了調研學員的需求,還重點調研了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外交部這三家單位。“我們要從他們的角度看看需要我們的幹部了解些什麼。”中浦院副院長鄭金洲說道。
了解需求後怎麼滿足?就需要圍繞課程尋找能承擔相關教學任務的人,在走訪兩部一委和調研企業走出去的困難和經驗的過程中,中浦院不僅請他們推薦,自己也在留心有合适的人選。在此基礎上,中浦院進一步調研了“一帶一路”領域的學術前沿研究,尋找雙方課程的轉化點。
“我們的辦學要把最新的實踐成果和問題呈現出來,堅持問題取向、實踐取向和需求取向。”鄭金洲強調,“我們既要把握住經濟發展和幹部工作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同時也要把握住我們幹部實際的需求。”
正是基于這樣的調研,中浦院在提供教學方案時,總有備選老師供教學委員會讨論把關。也正是這種先定課,後找人的模式,讓中浦院把握住了自己的主動權,真正做到了“專兼結合,以兼為主”。目前,中浦院的兼職教師授課比例達到了70%,已經有1000多名兼職教師登上中浦院的講台,而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第一次到中浦院就是以授課教師的身份給學員講了3小時的課,獲得了熱烈的反響。
中浦院非常重視學習和服務中央的工作部署,對于每屆全會後的公報和決議,中浦院都會組織力量密切跟蹤、研究、學習中央的最新要求,從中尋找可以成為自身辦班的專題。“我們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中央有什麼變化,幹部有什麼需求,我們就會圍繞這個進行調整變動。”鄭金洲說道,“當然我們也會結合自身辦學特色的可能性。”
基于這樣的努力,中浦院每年的專題疊代率都在20-30%。目前,中浦院已有包括深入推進四個全面戰略部署、深化改革、城鎮化與城市化、金融改革和現代企業管理以及區域協調發展等5大類教學主題及相應的研讨班。
這樣以需求為導向的幹部教育培訓在其他“國家隊”成員中也很容易看到,而這種需求不僅僅來自學員本身,還來自于部門機構,更體現了黨中央的要求。
互動很重要
很多學員在自己的工作領域已經可以稱得上是實踐的專家,因此幹部教育培訓的專業性非常強,需要運用多種跨學科的知識與方法,互動就顯得非常重要,這在案例教學和現場教學中尤為明顯。
“進入21世紀,幹部培訓中的新情況決定了培訓方法的改進勢在必行。領導幹部的學習目的明确,以及時、有用為取向,以解決問題為核心。”主持中央黨校案例教學18年的劉炳香教授分析道,“這一突出特點決定了在新的幹部培訓形勢下,案例教學必然成為幹部培訓的一種主要方法。”
案例教學效果好壞主要取決于兩個因素:案例的選擇與導師(或稱“催化師”)的催化。在2011年5月國家行政學院舉辦的省部級幹部加強食品安全監管研讨班中就大量采用了案例教學的方法,他們選取了“染色饅頭”、“三鹿奶粉”、雙彙“瘦肉精”等當時頗具社會影響力的事件為案例供學生讨論。在案例課最後,學員們都表示收獲很多,對現實工作有很大啟發。
案例文本會在課前發給學員提前研讀,每堂課均有3名老師,其中最有經驗的老師擔任主持人,也就是催化者,負責引導整堂課的流程,另外兩名老師則會複述案例,從不同側面激發學員靈感。學員們則被分為不同小組,在老師的催化下進行讨論,再派出代表針對老師問題進行陳述,陳述後還要接受其他學員的提問,案例課最後還會留出老師點評與學員自由提問的時間。
中浦院也非常強調案例教學,他們的特色做法是情景模拟,情景模拟涵蓋了媒體溝通、危機管理、金融交易等課程。既然要模拟,那對于案例事件各環節的發展都要了如指掌,這就離不開前期紮實的調研,比如在甕安事件後,中浦院的一個團隊馬上就到實地進行調研,不僅要摸清事件的發生節點,更要研究當時操作中有哪些失誤,尋找原因。再在課堂中将事件複盤,讓學員扮演不同角色,通過切身經曆事件體會如何進行危機管理。如今,中央黨校和中浦院都要求每個班次至少要有一次案例課的結構性讨論。
實際上,案例課也是教學相長的一個過程,很多老師也在案例課的思想碰撞中得到了長足的成長。
除了案例教學,現場教學也已成為非常受歡迎的方式。在中井院培訓期間,第一堂課就令曹軍骥印象深刻,那是在與中井院隔路相望的井岡山革命烈士陵園的一次現場教學。
6月13日,星期一,早上8:00,全班41名學員高舉院旗,身系識别帶,整隊步行走進井岡山革命烈士陵園。陵園門口,“井岡山革命烈士陵園”九個燙金大字,一塊橫式紫色牌坊園标映入眼簾,頓時給人一種莊嚴、肅穆、神聖的感覺。在學院張鵬華老師、楊帆老師的引領下,學員們穿過花壇園庭,順山而上,沿着寬闊平坦的49級、60級台階,在吊唁大廳向井岡山革命烈士敬獻花圈,宣誓,悼念。
“井岡山革命烈士陵園祭奉着4.8萬多革命先烈,有姓名可考的僅有15744人,其餘都是無名英雄,平均每平方公裡倒下200多名烈士。”不忘從哪裡來,才知去向何方。每每聽到先輩們為了追求自己執着的理想,為革命英勇獻出自己最寶貴的生命,曹軍骥都會為之動容、為之欽佩、為之熱淚盈眶。
現場教學不僅僅是簡單的參觀,在去現場前,學員們會進行理論學習,再實地感受,回來後進一步讨論升華。中浦院是最早開展現場教學的學院之一,“我們把改革開放的現場轉變為課堂,把改革開放的實踐者轉變為教員,把改革開放的經驗轉變為教材。”鄭金洲說道。學員們曾到陸家嘴和前灘感受改革開放建設的震撼與進步,也曾到張江高科技園區看最新的科技動态,還曾到廊下鎮了解城鄉統籌和新農村建設,目前,中浦院已經在周圍四小時車程範圍内建立了260多個現場教學點。
科技也是國家隊非常注重運用的,目前,中浦院已上線了“走進中浦院”和“學在中浦院”兩個APP,在幫助學員快速融入學習的同時,也使他們能利用碎片時間學習,并且在離開中浦院後仍能繼續學習。中井院則充分利用豐富的紅色資源,按照“一個現場教學點就是一部生動的教材”的要求,探索和完善了“圍繞一個主題、講述一個典型、設計一個活動、營造一個氛圍、受到一次震撼、得到一次啟迪”的“六個一”模式,大大提高了授課的科學化和情境化水平。
随着全球化進程,幹部教育培訓的互動自然離不開國際化視野,而要構建中國自己的話語體系,就不能是簡單的“拿來主義”,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實際上,案例教學和現場教學最初的模式就借鑒自西方,但經過多年的探索已有了屬于中國獨有的特色。而國家隊在邀請國外知名專家學者、政要講課的同時,也會培訓來自國外的學員,加強中國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