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康》記者劉源隆
在中央檔案館保存的關于中共八大檔案中，有一份毛主席親自填寫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記表。這個登記表上的“入黨時間”一欄中，清清楚楚填寫的是1920年。這就是說，毛主席的入黨時間是1920年。可中國共産黨是1921年成立的，為什麼毛主席的入黨時間早了一年呢？
其實，1920年是我黨孕育的重要一年，一些參與中國共産黨建立的老黨員也都普遍把1920年作為我黨成立的開端。
蔡和森1926年在莫斯科作《中國共産黨黨史的發展》講演時指出：“1920年成立中國共産黨。”李大钊1927年在蘇聯駐北京使館存放的《中國共産黨簡明曆史》載明：“1920年初在上海成立中國共産黨。”瞿秋白1928年在蘇聯作《中國革命與共産黨》的講演時說：“黨孕育在五四運動中，以1920年為其開端。”鄧中夏1930年在莫斯科著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寫道：“1920年中國共産黨成立。”董必武1937年在延安回答尼姆韋爾斯訪問時，也說“中國共産黨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李達1954年寫給上海革命曆史博物館的信也表示：“1920年夏，中國共産黨在上海發起。”
實際上，中國共産黨的創建是有一個過程的。自1919年“五四運動”至1921年7月1日中共一大召開之前，當時的革命者進行了大量的籌備工作，中國的紅色黎明已經展現在天際，它預示着在古老的中國即将開滿絢麗奪目的赤色之花。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
1920年，共産主義是當時媒體上出現最多的詞彙，對于共産主義各方的争論一直沒有停止。資産階級改良主義者張東荪、梁啟超等連續發表文章，鼓吹基爾特社會主義，主張勞資協調，發展資本主義。他們認為，中國唯一的病症是貧窮，救中國隻有一條路，即依靠紳商階級，開發實業。他們斷言，由于中國産業落後，“缺少真正的勞動者”，因此還沒有資格來講社會主義，也不具備成立工人階級政黨的條件，“真正的勞農革命決不會發生。”由此引發了一場關于社會主義的讨論。
陳獨秀、李大钊、李達、蔡和森等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紛紛著文，批判張東荪、梁啟超的反社會主義言論。他們承認中國必須發展實業，以改變貧窮落後的狀态，但認為資本主義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國的出路在于社會主義。他們指出，中國社會黑暗到了極點，“除了勞動者聯合起來，組織革命團體，改變生産制度，是無法挽救的”。
以陳獨秀、李大钊為代表的早期共産主義革命者們不僅從理論上探讨共産主義，在實踐上也開始了建立中國共産黨的準備。
1920年1月，陳獨秀在李大钊的護送下離京赴天津，途中兩人醞釀建黨事宜。這件事，被史學界稱“南陳北李，相約建黨”。1920年1月下旬，陳獨秀抵達上海，積極投入創建中國共産黨的活動。3月，李大钊和鄧中夏等商定，在北京大學秘密建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5月陳獨秀在上海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為建立中國共産黨的活動做準備。
在陳獨秀、李大钊醞釀建黨的同時，1920年4月，俄共（布）遠東局經共産國際批準，派維經斯基等人到中國，了解中國革命的發展情況。維經斯基先後會見了李大钊和陳獨秀，讨論了建黨問題，他們都認為中國已經具備了建立共産黨的條件。
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舉行了中國積極分子會議。這次會議為即将成立的中國共産黨奠定了基礎。會上，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堅決贊成建立中國共産黨。
經過多次醞釀和準備，中國共産黨于1920年8月在上海環龍路漁陽裡2号《新青年》編輯部，即陳獨秀寓所正式成立，陳獨秀被推選為中國共産黨書記。當時，李漢俊等人還拟定了一個簡單的中國共産黨黨章草案，以統一大家的思想。李達回憶說：“（1920年8月）我回到上海以後，首先訪問了陳獨秀，談起組織社會革命黨派的事，他說他和李漢俊正準備發起組織中共，就邀請我參加，做了發起人，這時的發起人一共是8人，即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施存統、楊明齋、李達。開會時，吳廷康（即維經斯基）都來參加。首先拟定一個類似黨章的東西，是由李漢俊用兩張八行格紙寫的。所謂黨綱，隻有勞工專政、生産合作8個字。首次決議，推陳獨秀擔任書記，函約各地社會主義分子組織支部。”
9月，正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蔡和森給毛澤東寫信指出：中國現在就要準備組織共産黨，作為“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毛澤東回信表示同意，強調建黨必須以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指導，并說：“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
中國共産黨的成立，是中國曆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自從有了中國共産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了。”
被印錯的《共産黨宣言》首譯本
上海市檔案館收藏着一本《共産黨宣言》中文首譯本。這本書的封面上，大标題被誤印成《共黨産宣言》。封底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價大洋
一角”字樣，印刷及發行者是“社會主義研究社”。全書豎排，共56頁。
這本《共産黨宣言》的翻譯、出版，凝聚了衆多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共同的心血，它誕生于上海，而誕生年份也正是1920年。
20世紀20年代初陳獨秀、李大钊兩位中共創始人在北京讀過《共産黨宣言》的英文版，深為贊歎，二人都認為應當盡快将此書譯成中文。
戴季陶在日本留學時，曾買到一本日文版《共産黨宣言》，那時的戴季陶思想傾向于共産主義，就打算将其譯成中文。但他細細看了一下，就放棄了。戴季陶回到上海主編《星期評論》，心中卻還惦念着那本《共産黨宣言》，便着手物色合适的翻譯者。時任《民國日報》主筆的邵力子向戴季陶舉薦了陳望道。
陳望道與邵力子書信往返較多，二人都常為《民國日報》和《覺悟》副刊撰稿，邵力子深知陳望道功底不凡。于是，戴季陶向陳望道提供了《共産黨宣言》日譯本，陳獨秀通過李大钊從北京大學圖書館借出《共産黨宣言》的英譯本，供陳望道對照翻譯。當時，中國也有人把《共産黨宣言》譯成中文。陳望道就将以往各家所譯片斷也找來作為參考。上個世紀50年代周恩來曾就此事問過陳望道，《共産黨宣言》最初是依據什麼版本譯的，陳望道說主要是據英譯本，同時參考日譯本。
1920年2月下旬，陳望道辭去杭州教職，回到浙江義烏縣分水塘村潛心翻譯《共産黨宣言》。為防備當局突然搜查，他别出心裁地把工作台布置在一個破陋的柴屋裡。柴屋裡擺放了一塊鋪闆，兩條長凳，既當書桌又當床。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陳望道卻滿腔熱忱有滋有味地推敲字句，揣摩意義，全身心地投入翻譯工作之中。
陳望道躲在柴屋裡，夜以繼日地翻譯。有一次他的母親特地包了粽子，配上蜂蜜，讓他蘸着吃，補補身體。不料，等到母親進來收拾碗碟時，卻看到陳望道吃得一嘴黑。原來他全神貫注于斟酌字句，竟然順手将硯台裡的墨汁當作蜂蜜蘸着粽子吃了。
3－4月份，陳望道将《共産黨宣言》譯完，随即攜譯稿到上海，準備在《星期評論》連載，但當他到上海的第二天，該刊便停刊了。恰在這時，陳獨秀的《新青年》編輯部也剛到上海不久，應陳獨秀之邀，陳望道參加了《新青年》編輯工作。當時陳獨秀、李達、李漢俊、陳望道經常在一起讨論馬克思主義和建黨問題，于是便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籌備建立中國共産黨。
印行《共産黨宣言》成了當務之急，當時印刷經費十分困難，為此，陳獨秀就跟共産國際代表魏金斯基商議，魏金斯基當即就籌措一筆經費。
随後，就在辣斐德路（今上海複興中路）成裕裡12号，租了一間房子，建立了一個小型印刷廠，取名“又新印刷廠”。陳望道翻譯的《共産黨宣言》一書也是又新印刷廠承印的第一本書。
首版封面五分之四的篇幅是馬克思肖像，這是中國境内第一次在印刷品上出現馬克思的肖像，也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共産黨宣言》，共印了一千冊，很快售盡，但令人遺憾的是這首譯本的封面把《共産黨宣言》錯印成了《共黨産宣言》。
同年9月在改正版面後進行了第二次印刷，封面馬克思肖像也由紅色改印成藍色，再版，又印了一千冊。
《共産黨宣言》中文第一版出版後，陳望道給周作人寄贈了兩本，其中一本請他轉給魯迅先生。魯迅收到書的當天就把《共産黨宣言》通讀了一遍，并稱贊道：“現在大家都議論什麼‘主義’來了，但就沒有人切切實實地把這個‘主義’真正介紹到國内來，其實這倒是當前最緊要的工作。望道把這本書譯出來，對中國做了一件大好事。”
五一國際勞動節引入中國
陳獨秀編輯的《新青年·勞動節紀念号》于1920年5月1日出版。這一天，“世界勞動節紀念大會”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開幕，這是中國工人階級首次集會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是我黨成立早期舉行的重要活動之一。
我國的五一國際勞動節紀念活動，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當時，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在上海、蘇州等地街頭向群衆散發傳單，介紹五一國際勞動節的緣起。1919年，上海工人已擁有5萬之衆。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以上海工人為代表的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躍上曆史舞台，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越來越多的具有初步共産主義思想的先進知識分子開始重視工人運動，陳獨秀就是其中之一。
1920年4月2日，在出席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成立大會時，陳獨秀發表了題為《勞動者的覺悟》的演說。“我以為隻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他的一番慷慨陳詞，引得台下陣陣掌聲。在演講中，陳獨秀深入淺出、形象地将勞動者的覺悟分為兩步：第一步“要求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權”。“我們中國的勞動運動，還沒有萌芽，第一步覺悟還沒有……不要以為第一步不滿意，便不去運動。”
在陳獨秀等人的積極推動下，4月18日，上海七大工會團體：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總會、電器工界聯合會、中華全國工界協進會、中華工界志成會、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和藥業友誼聯合會召開聯席會議，籌備舉行五一國際勞動節紀念大會。與會衆人采納了陳獨秀的建議，将大會的名稱定為“世界勞動節紀念大會”，還推舉陳獨秀等人擔任籌備紀念大會顧問。會議決定5月1日當天，除電車、電燈、自來水、電話、電報等公共事業外，其他各業均須休息一日，工人列隊遊行以示紀念。26日，七團體再次開會，确定5月1日下午在西門體育場（即坐落于方斜路的上海公共體育場，又名滬南體育場）召開“世界勞動節紀念大會”。為發動廣大工人踴躍參加，七團體印發了内容簡明易懂的傳單廣為散發。
由于集會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誠為上海工界徹底覺悟之第一次”，消息一出，立刻引發申城各界的廣泛關注，也使得北洋政府驚恐萬狀。淞滬護軍使署與淞滬警察廳于4月底相繼發出布告，嚴禁工人集會遊行。與此同時，淞滬護軍使王賓還将西門體育場所在的地區劃為戒嚴區域，白天也不準市民通行。
5月1日，天剛蒙蒙亮，軍警就強占了上海西門體育場。隻見體育場大門緊閉，荷槍實彈的士兵站在門口，如臨大敵。駐紮于場内的步兵、騎兵和機關槍炮隊不下五六百人。體育場周圍還有不少手執藤條的兵士，見着路過的行人，便揮鞭驅逐。但工人們并沒有為軍閥的武力威脅所吓倒。中午剛過，就有許多工友從四面八方趕到西門體育場。下午1點鐘，體育場周邊已聚集了四五千名工人。鑒于體育場裡布滿軍警，大家隻好退至體育場對面的顧家花園中。因軍警阻撓，大會組織者先是決定前往位于提籃橋的精武會體育場，後又轉去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青年會體育場，在屢遭軍警和租界巡捕的禁阻之後，紀念大會隻得選在青年會體育場旁邊的廣場上進行。軍警起初答應給5分鐘的活動時間。孰料，正當演講即将開始之時，軍警再度前來幹涉，勒令場内的工人退去。
無奈之下，紀念大會轉場到老靶子路（今武進路）的一片荒地中舉行。即便如此，當局仍不依不饒。滬軍第三十九團第二營一路尾随而至，“見工界人士并無何種特異舉動，遂整隊而去”。由于會場數次變動，實際到會的人數減至幾百人，可這并不妨礙與會者高漲的熱情。大家高聲歌唱，揮舞旗幟。一個名為“知學會”的學生團體還專程送來了兩車面包，犒勞參會的工人們。
下午3時，大會正式開始。荒地上的一輛小推車被充當臨時講壇，工人代表李恒林及學生和商界代表依次發表演講。會上還通過了要求每日工作8小時、“各工業組織純潔之工會”、各業工人應聯合起來等三項決議。大會最後在“勞動神聖萬歲”的口号聲中落下帷幕。
“世界勞動節紀念大會”閉幕了，但上海工人的紀念活動并未就此終止。軍閥當局的彈壓反倒進一步促發了工界的覺醒。當晚，七團體代表召開緊急會議，參會者情緒激昂，你一言，我一語，很快就形成了《上海工人宣言》和《緻俄國勞農政府對我國通牒之答書》兩份文件，于會後發表。在《上海工人宣言》裡，工人代表們理直氣壯地寫道：“多謝今天軍警的強橫行動……從今天起，我們中國工人覺悟的團結的精神，已經足以使壓迫我們的人膽戰心驚。”《緻俄國勞農政府對我國通牒之答書》則對蘇俄政府放棄沙俄時代在華特權表示感謝，并對蘇俄工人表達敬意。
就在上海工人階級召開“世界勞動節紀念大會”的當天，北京、廣州等地的工人和先進知識分子也紛紛舉辦紀念活動。這成為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一次成功嘗試，讓全中國的無産階級為之振奮。
到1921年，随着各地共産黨早期組織建立，工人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變開始形成慣例。
（小康記者洪治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