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康》記者羅嶼
陝甘甯邊區位于黃土高原中北部，橫跨陝西、甘肅、甯夏三省區，北起長城，從陝西府谷跨越安邊、靖邊、定邊到甯夏鹽池，和鄂爾多斯沙漠相連；南迄陝西宜川、富縣、淳化、旬邑，伸展到渭北台塬地帶；西至甯夏豫旺、固原，緊接甘甯高原和六盤山麓；東到陝西黃河沿岸的綏德、米脂、佳縣、吳堡，與山西相望。
這裡是著名的黃土高原中北部，整個地區夏天幹旱，春冬兩季朔風怒吼，地凍天寒。惡劣的自然條件，使這裡經常發生水、旱、風、雹、霜凍等災害，甚至有“十年九災”之說。
然而，正是這塊土地，成了抗日戰争時期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政策最為連貫和完善、最具有示範作用的抗日民主根據地。中共中央的全面抗戰路線，以及許多關于政治、經濟的重大方針和決策均在這裡制定并向全國推廣和貫徹：在政治上，陝甘甯邊區實行了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人民享受着廣泛的民主權利；經濟上廢除或削弱了封建剝削，開展了經濟建設，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文化上實行了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教育方針，反對帝國主義壓迫，反對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因此邊區人民具有高度的民族覺悟和高度的革命積極性。邊區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戰勝了敵人和頑固派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屹立于西北高原，并與敵後根據地互相支援，成為戰略支點以及保衛大西北的北門鎖匙，堅持持久抗戰的堡壘。
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
加強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建設，是中國共産黨領導抗日軍民獨立堅持長期敵後抗戰的重要一環。沒有根據地的經濟建設，要支援抗日戰争、改善人民生活和鞏固抗日民主政權，都是不可能的。
因而抗日戰争爆發後，中國共産黨于1937年8月25日發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同時，為了把邊區建設成鞏固的抗日根據地，使邊區能夠負擔作為敵後抗日根據地總後方及堅持持久抗戰的偉大的戰略任務，根據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确定了邊區經濟建設的基本任務是：發展國防生産，充實抗戰力量，供給戰争，改善人民生活，團結廣大民衆推行民主政治，參加戰時生産，争取抗戰的最後勝利。
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生産動員大會，毛澤東在會上發出“自己動手”的号召。1941年，為克服經濟上的嚴重困難，中共中央再次強調走生産自救的道路。
1941年3月，中共中央令八路軍第三五九旅開赴荒無人煙但土質肥沃、适于開墾的南泥灣。與此同時，在延安的數萬名黨政軍學各方面人員，都投入到大
生産的熱潮之中。部隊、機關、學校根據不同情況，擔負不同的生産任務。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人帶頭參加生産勞動，經常利用休息時間開荒、種菜。周恩來、任弼時還參加中央直屬機關紡線比賽，被評為“紡線能手”。
在大生産運動中，中共中央十分重視總結根據地财政經濟工作的經驗。毛澤東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對根據地的經濟建設方針作了系統的闡述。他指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财政工作的總方針。”為了保證總方針的實現，中共中央制定了經濟建設的具體方針，包括：在各項生産事業中，實行以農業為主的農業、畜牧業、工業、手工業、運輸業和商業全面發展的方針；在公私關系和軍民關系上，實行“公私兼顧”和“軍民兼顧”的方針；在上下關系上，實行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方針；在生産和消費的關系上，實行努力生産，厲行節約的方針；實行組織起來的方針。
在近日出版的《抗日戰争時期陝甘甯邊區财政經濟史料摘編》(共九編，429萬字)、《抗日戰争時期陝甘甯邊區财政經濟史稿》叢書，也從農業、工業交通、商業貿易、金融、财政、互助合作、生産自給等多個方面，詳述了抗日戰争時期陝甘甯邊區财政工作建設情況。書中彙編了大量邊區關于政權建設、土地政策、新型法律建設、救濟災荒、科技發展、基層組織、經濟管理體系、政府審計、政權監督、基層建設、教育和婦女解放等方面史料。
邊區原來是一個毫無工業基礎，處在敵頑包圍之中，日用工業品幾乎全部依靠外面輸入的落後地區，經濟建設的步驟首先是恢複，其次才是發展。也就是說，邊區為了發展生産，首先必須利用原有的落後生産工具和技術，其次在可能條件下，建立新的工礦企業，廣泛發動幹部和群衆，大家動手，克服困難，生産自足，艱苦奮鬥。
在《抗日戰争時期陝甘甯邊區财政經濟史稿》中，将邊區财政經濟建設總結為三個階段：1937-1940年為第一階段，這一時期，邊區主要依靠外援，取之于民非常少，從而大大休養了民力；19411942年為第二階段，邊區處于嚴重的經濟困難時期，人民負擔加重，軍隊機關進行生産，實行自給；1943-1945年為第三階段，這一階段開展了大生産運動，公營經濟進一步發展壯大，人民負擔減輕，軍民實現豐衣足食，為抗日戰争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抗日戰争時期陝甘甯邊區财政經濟史稿》一書中，将邊區經濟建設的特點總結為，“既不是社會主義的，也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經濟建設的道路，是有計劃地發展小商品經濟，即農業手工業個體經濟；歡迎資本家投資，保護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大力發展合作經濟；建立與發展公營經濟，舉辦凡私人所不能或不敢舉辦的事業，如修路、開礦及重工業等，創辦生産日用必需品之情工業，以解決軍民的需要，但反對壟斷或有意與民争利。”
具體而言，可歸納為四個特點，即大家動手、公私并進、分散經營、手工業為主。大家動手，就是自力更生、白手起家。這是由于邊區工業水平低，停留在微弱的家庭小手工業和手工業作坊階段，生産方法簡單，資本不需要很多，隻要有勞動力，即可自己制造。公私并進，就是公營工業、合作社工業、私營工業和家庭小手工業同時發展。這是因為邊區政府是新民主主義政權，其經濟基礎是新民主主義經濟，所以在發展工業過程中，采用公私兼顧的政策，以公營工業為骨幹，以合作社工業、私營工業和家庭小手工業為助手，互相支持，互相促進，共同發展邊區工業。分散經營就是充分發揮各方面各單位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盡可能地把所能籌措的人力、物力、财力動員起來，用來發展工業。手工業方式是邊區的經濟基礎決定的，所以工廠一般要短小精幹，辦在出原料的地方。這些特點，都是在摸索中逐漸明确和形成的，是邊區的創造。
另外，厲行節約也是邊區渡過難關的重要措施。
邊區政府素來重視節約，曾經采取各種措施節約人力物力，特别是1942年西北高幹會整财會議，号召邊區黨、政、軍、民、學全體人員養成愛惜公物的習慣與樸素的作風，開展節約運動，要求各部隊、機關、學校，在确定編制後非經上級允許，不得增加人員、馬匹；必須的建築項目須經有關機關批準；減少會議次數與會議時間，按時到會與散會；極力減少客飯與招待；改善生活制度，減少雜物人員與馬匹的使用；愛惜公物；遵守個人與集體訂的節約文具、燈油的公約；實行集體吃飯制，節省糧食；一切衣着文具，交舊的發新的，不交不發……
多年來，邊區機關、部隊、學校創造了許多厲行節約的經驗。
如節約糧食的方法有：注意保管，以防鼠患蟲害；減少糧食搬運，以免損耗；實行集體吃飯制度，吃雜糧代替細糧，食用米菜混合飯；煮飯前詳細統計人員，按人數下米；提高煮飯技術，避免生飯、焦飯及厚鍋巴；等等。
如節約被服的方法有：縫制衣服時，就布裁衣；号碼要多，以免小人大衣，浪費布料；建立交銷制度，一切破爛被服呈交給機關，做縫補舊衣或打草鞋；從事開荒、種地、背柴等重勞動時，不穿新衣，背物時，墊上背架；禁止使用綁腿捆帶木柴、軍服包裝糧食；被服多洗多曬，既清潔衛生，又保證耐用；等等。
由于堅決貫徹中共中央制定的财政經濟工作總方針和各項具體政策，陝甘甯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首先在抗戰和封鎖的情況下，利用本地原材料制造了工業必需品，保障了軍、民日用品的供給，克服了嚴重的物質困難，渡過了難關，支援了抗戰。其次是促進了邊區經濟的發展，工業的發展推動了農業、畜牧業以及家庭副業的發展，改善了人民生活，繁榮了農村經濟。第三是減少了工業品輸入，節省了外彙支付，促成邊區内外貿易日趨平衡，對邊區金融物價的穩定起了一定作用。第四是積累了工業建設的經驗，培養了一批管理幹部和技術幹部，建立了一支新型的工人階級隊伍。
可以說，抗日戰争時期，陝甘甯邊區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開展的經濟建設，戰勝了日寇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包圍、封鎖，克服了嚴重的财政經濟困難，保障了黨政軍民的物資供應，完成了敵後抗日根據地總後方的戰略任務，為支持長期抗戰，争取最後勝利，做出了偉大貢獻。
根據地的“試驗區”
陝甘甯邊區的建設，不僅創造了豐富的物質财富，也創造了寶貴的精神财富。
作為一個典型的封閉世界，陝甘甯邊區在抗戰之前積攢了許多陳規陋習。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記載徐特立說，“在西北，在我們到達以前，除了少數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幾乎沒有人識字。文盲幾乎達95%。在文化上，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個角落。你知道嗎，陝北和甘肅的人竟相信水對他們是有害的！這裡的人平均一生隻洗兩次澡——一次在出生的時候，一次在結婚的時候。他們不願洗腳、洗手、洗臉，不願剪指甲、剃頭發。這裡留辮子的人比中國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為了改變傳統農村陳規陋習，邊區曾掀起大規模全民衛生運動，要求“全邊區各界人士，必須針對各地具體情況，利用一切機會和方法(如小學校、幹訓班、自衛軍、讀報識字組、黑闆報、歌謠、戲劇、秧歌、書報、畫圖、廟會、展覽會等)進行對人民的衛生教育。
針對邊區社會中存在的混亂、愚昧、落後等狀況，陝甘甯邊區政府還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改造和重組，鏟除匪患、毒品，掃除封建迷信，打破包辦買賣婚姻、婦女纏足等陋習。毛澤東曾這樣評價延安的社會風氣：“這裡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八沒有萎靡不振，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财。”
作為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所在地和人民抗戰的指揮中心，陝甘甯邊區還是全國抗戰時期最主要的幹部教育基地，擁有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共中央黨校、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延安大學等20多所幹部學校。有新華通訊社、新華廣播電台、中央印刷廠、新華書店等新聞出版團體，還有《解放日報》《八路軍軍政雜志》《共産黨人》《中國文化》《邊區群衆報》《抗戰生活》等重要報刊，能夠
讓全國各地及時聆聽中國共産黨的聲音，有力地宣傳了中共的抗戰思想。
另外，陝甘甯邊區也是抗戰時期第一個實行民主制度的區域，是中共民主建設的示範區。全民族抗戰爆發前後，中共在陝甘甯邊區開始了第一次民主普選運動，進行了鄉、縣和邊區三級的民主選舉。1939年1月陝甘甯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在延安正式召開，标志着中共真正建成了民主制度的試驗區。至1941年陝甘甯邊區進行了第二次民主選舉，并在參議會和政府中貫徹了“三三制”原則，标志着抗日民主制度的進一步發展。
總之，中國共産黨的各項新民主主義綱領和政策都是先在陝甘甯邊區試行，可以說，陝甘甯邊區是新民主主義建設的“試驗區”。而國内外進步人士也把延安和陝甘甯邊區譽為“西北的紅星”、“中國的希望”，以及“新中國的試管”。
陝西省延安市，延安革命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