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的産生在于資源組合
我來自秘魯，與中國相隔一個太平洋。與中國相比，秘魯隻有三千萬人口,屬于小國。我小時候一直很想知道為什麼有些國家比其他國家更繁榮。我父母覺得能做拉美人是世上最幸福的事，所以,他們每年都花重金讓我和哥哥從瑞士回到秘魯與其他親人見面，這樣就不會失去與秘魯的聯系。這種做法讓我們兩個有點兒精神錯亂，一方面，我們是拉美人，但又住在歐洲，而且我們也從未意識到兩地存在差異。另一方面，作為孩子，我們在拉美玩得很開心，既可以騎馬去上學，也可以悠閑地漫步鄉間。但是，直到我們十五六歲時才開始真正了解秘魯這個國家，意識到它原來很窮。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亞馬遜河邊操作木材切割機，南美地區大多人口稀少，通過看拉美的地圖就會發現人們隻居住在海邊，而内陸沒有人煙，人們必須去内陸地區探索資源，所以，我去了亞馬遜河流域砍伐木材，發現那裡的人生活很貧困。到17歲時，我在一家酒店做打掃房間的工作，當時我的家庭條件也不富裕，但依然發現當地人和我們的經濟條件相差甚遠，那時我内心一直在問差距到底在哪兒？這個問題在我進入大學之後變得更加強烈，因為我已知道兩地在教學質量方面存在的差距。後來，我回到歐洲完成自己的學業繼而參加工作，在此過程中，我并沒有意識到兩地文化中存在的差異，拉美文化注重傳統，有着曆史悠久的瑪雅文化。我一直疑惑的差距問題在後來變得更加嚴峻，因為我對瑞士巧克力的迷戀來自于生産巧克力的國家，而不是生産可可、糖、牛奶、咖啡豆的國家。而秘魯恰恰生産咖啡豆，但我們卻未從中獲益，而瑞士生産了巧克力，并從中獲取了巨大的邊際效益。為什麼秘魯就沒能做到呢？我們擁有所有的原料，但為什麼就不能組合起來呢？
除了巧克力的疑問之外，我又發現了瑞士手表。瑞士手表是金屬做的，但瑞士本土不生産金屬，甚至都沒有礦藏。而秘魯的礦藏豐富，盛産銅、金、鈾等等，很多中國企業都在秘魯勘探作業，瑞士也沒有紅寶石，可以說幾乎沒有做成手表的任何原料。但是，他們的鐘表行業很成功，在我看來一定是組合原料的方式起到了巨大作用，這是需要從法律或者經濟學角度去理解的問題。我經過研究發現，一切都與組合資源的能力相關。19世紀的瑞士很貧窮，瑞士直至20世紀初之前一直都是西歐最窮的國家之一，距今約110年。瑞士多山，但卻窮到沒錢建設隧道，必須通過法國而非蘇黎世來接濟自己。甚至有些瑞士人隻能通過做雇傭兵養活自己，去幫其他國家的軍隊打仗，這說明他們當時已經窮到要以付出自己生命為代價來謀生的地步。時至今日，教皇的衛士仍然來自于瑞士也是有曆史淵源的。如今，瑞士已成為西方世界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他們是怎麼做到的呢？我發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時，他們徹底将自己的立法制度現代化，并在1908年公布了瑞士民法典，之後就崛起了。因此，我認為必須思考瑞士是如何立法以及如何組合資源的？這其中一定有機制在起效。瑞士很小，隻有600萬居民，但卻存在德國、法國、意大利、羅馬尼亞四種文化和平共存，而在瑞士之外的其他國家如出現多元文化很可能會導緻各派互相殘殺。瑞士的特殊機制使人們能夠互相合作來購買自己沒有的原料一起打造手表、生産巧克力，進而産生剩餘價值。卡爾·馬克思說過，資本主義增加的财富來源于剩餘價值。我對此話的第一反應是我們需要法律，很多拉美人也認為自己應該向歐洲和北美學習其制定有效法律的方法。
人們發現拉美的車禍發生率很高，平均一輛秘魯的公交車撞死的人數是瑞士公交車的11倍，說明秘魯的公車很危險。對此，秘魯議會也開始審視瑞士的監管制度并承認了其有效性。我們把瑞士的法律翻譯成西班牙語，又批準監管條例引入秘魯，結果在秘魯公交車肇事的對比率仍然是11倍，改變不容易，我想知道解決方法在哪裡？後來我發現這跟法律本身沒有必然聯系，主要是秘魯的保險公司與警察局都認為一旦發生事故，如果是車輛前部相撞，則駕駛人負主要責任，需要賠償，如果車尾被撞，則對方負責。保險公司認為處理過程不用花錢訴訟或高價雇傭律師，這促使人們産生合作的法律條款并未真正寫入法律，法律體系背後還有另一個體系在運作，那就是形而上學，屬于哲學問題。既然看不見要怎麼找到背後的隐形機制呢？我到秘魯生活時發現了一個大問題，當時我要去買已經完工了一半的房子，我去市政府申請購房号，等了三四年之後，市裡才給了我一個157的序号，結果我發現鄰居的房号是299，意味着他的序号是非法的，隻有我的房号才是合法的。我接受過瑞士的培訓，發現瑞士和秘魯不一樣，秘魯存在另外一個不存在于文字可查範圍内的機制，使人們不用去花三年半的時間等待也會得到一個房号。
我覺得我們應該審視一下什麼是現實，什麼是文件裡描述的。我讀過英國哲學家羅素的作品，他用形而上學的方式說過現實并非看起來那樣。現實是事實，事實是人造的，并沒有絕對的事實，事實隻是邏輯的結論以及寫出來的形式，所有人都同意就可被稱作真相，然後放入标準的協議之下供大家參考。世界和現實是由一個個油彩組成，放在一起會創造出美的事物，但分開就沒有任何意義。繼而羅素的學生維根斯坦認為，宇宙是由相互聯系的事物組成，意思是世上存在的事物隻有相互聯系才有意義，而這種聯系是看不到，找不着屬于摹狀知識。我進而發現數據不能反映現實，數據隻是經濟的一小部分，隻是可以讀到的書面文字，而真實情況很不相同。比如我從酒店裡偷了一個蘋果，這個蘋果裡面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證明是屬于我的。我在北京機場過安檢時，無論我做多少自我介紹都沒有用，工作人員隻關心我的護照是否合法，說明我是誰對于社會來說就是一紙護照，我與外界的聯系也隻能通過一紙标準化的文件反映。當我到了酒店，我同酒店的工作人員保證我會付錢是沒有用的，隻有我掏出信用卡才會獲得信任。其實我們生活在兩個世界，一個是現實世界，一個是通過文件運行的世界，文件世界隻要恰當地運行就會進行組合，好比組成世界的原材料。文件很重要，不管是行為規範還是法律規定，人們都尊重文件，當文件無效時，整個社會就會崩潰。我們應該怎樣擁有一個人人都相信的文件呢？這和資本的關系很大，卡爾·馬克思說得比任何人都準确，一個物體，如果可以流動，它就是商品，然後事物就變得有價值。本地的資源如果分開放置，價值不大，而放在一起價值巨大。他認為所有的價值來源于組合，想想也會發現一切都要求組合。唐納德·特朗普聲稱美國可以在不和任何國家有交集的情況下存活，他錯了，就算是制造一根鉛筆，俄勒岡州的木材要用法國的機器幹燥，再用德國的鋸子鋸成兩半。人用鉛筆寫字寫錯要用橡皮擦掉，而橡皮是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做的，如果把橡皮和木頭放在一起做成鉛筆的話，還需要金屬闆、智利的銅、秘魯的鋅、尼日利亞的黑鎳等等。制做一根構造簡單的鉛筆尚需要十個國家的資源，而更為複雜的電子産品中的上萬個零部件也許需要整個地球的資源彙集制造。
我認為一個能夠混合、組合不同資源的國家可以迅速、有效并标準化地使本國進步，關鍵取決于規則的有效運行。卡爾·馬克思說得很對，增加值來自于組合，組合原材料就是在創造價值，而剩餘價值就被稱作資本。剩餘價值不是錢但可以用來換成錢，不想換成錢是因為它一直有賺錢的潛力。亞裡士多德在馬克思和弗裡德曼之前說過，價值的本質是潛力大于自身，一切事物隻要進行恰當組合都可以比他獨立存在時更具價值。同時，對規模也有要求，人們要從世界各地組合潛力、能力，保證兌現承諾。
創造資本在于文件化
“資本”一詞來源于拉丁詞語capita，本意是人頭，也就意味着資本是必須用頭才能得到。不管是什麼樣的形式一定要清楚地寫下來形象化。符号不僅傳播知識，也不僅是發出與接受的關系，符号也有秘訣，它可以反映該怎麼組合事物。因此，我的團隊開始研究怎麼建立起一份文件使人們沒見過面也可以轉換價值。文件為資本家創造了虛拟資本優勢，這是卡爾·馬克思的說法。有些文件毫無意義，問題是人類怎麼創造自己可以信任的文件？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斐遜曾抨擊了美國銀行家創造了虛拟資本，比如金融衍生品。他說：“好好提防這些銀行家，他們創造的虛拟資本很可怕。”
工業革命不光關乎工業，更關乎人民可以大規模地組合不同的資源進行工業制造，如果沒有法律保障，組合資源幾乎不可能，人們可能想要學習西方怎麼立法。舉個例子，戈爾與布什競選美國總統，戈爾赢得了更多選票，但是特殊的選舉機制卻決定布什赢了；而日本選舉首相是通過國會立法，國會議員決定的過程與英國選舉完全不同，機制相差太大。因此，并沒有全球适用的靈丹妙藥，一切都取決于該國的組織方式怎麼樣才能對其人民以及文化負責。瑞士的體制與法國、德國、挪威、日本都不同，情況非常複雜，但其有統一的數據區塊鍊标準。人們正在努力實現統一性，使不同的價值觀和諧共存。目前，各國的評價标準已經越來越像，比如測量鞋子的大小數據等。
還有，财富與文件資料密切相關。假如我很有錢，想買下一座博物館，我出價一千萬，賣方認為這是筆好交易，加價到一千兩百萬，對于多出來的兩百萬，我會就此花很長時間查詢這座館的情況，看它是否值這兩百萬。問題是，世界上有多少人擁有允許他們組合資源的文件？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企業家，但每個人都是潛在的企業家，或者有企業家的想法。但目前有50億人無法參與進全球化進程，他們沒有信用卡、護照以及任何使得他們可以參與進全球化的文件，不是不想，而是沒辦法。舉個例子，秘魯是個礦産豐富的國家，但礦産需要資本投資，投資要怎麼起效呢？在秘魯，政府對土地享有主權，不是産權，所以不可以賣掉土地，就像大海歸國家所有一樣。但政府給人一個特許，仍掌握控制權。所以，美國的礦業公司來到秘魯，從地下挖出礦産，但無權擁有表土，因為表土屬土著個人或集體所有，秘魯稱之為土著社區。如果大家進入土著社區，說他們這間集體所有的房子看起來不錯，當地人會說：“不，這是我個人所有的房子。”隻有這樣的所有權文件化，才能清楚地界定這些權利。但即使人們有了文件，也有可能不為西方文化接受，所以秘魯與美國、英國、布魯塞爾簽訂了雙邊貿易協定。他們決定貿易應該怎麼樣進行，同時自由貿易協定也決定貿易的方式。這些保障使得礦業投資者拿到文件，通過秘魯國内審核之後，投資者就可以與華爾街建立聯系。然而，華爾街卻沒有地方可以審核這些文件，最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監管了這方面的工作。通過這個渠道，這家礦産公司得到了65億美元資金，也意味着前所未有的資本潛力。對于美聯儲主席耶倫來說，65億美元對于美國的中央儲備銀行完全是九牛一毛，美國的年經濟總量高達60萬億美元，其中四萬億外彙儲備在中國。美國的儲備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秘魯、墨西哥的資源之上。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貨币化，進而産生巨大的經濟回報，還可以使一國貨币更加強勁、更受國際社會認可。如果馬克思看到了，一定會驚歎：“資本真是個好東西！”
通過上述例子我們應當明白，沒有合适的文件化，價值就會流失。西方社會有一個流言，認為中國之所以對外投資巨大，是因為中國的文件在未來将沒有價值，這屬于反全球化論調。二戰結束至今，人類都在經曆全球化的浪潮，而現在英國的脫歐、中東伊斯蘭國都反映了反全球化浪潮。特朗普說他要在美國周圍建一堵牆，他也主張退出全球化。之前與他競争的伯尼·桑德斯也說：“外籍勞工太多了，中國人在跟我們不公平地競争，我們要退出全球化”。所有人都在退出，全球體系面臨着危機，這也是我們會特别關心文件價值的原因。有人發現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是由于存在大量不良資産，所以他們推出了“問題資産救助計劃（簡稱TARP）”。其做法是把華爾街所有代表次貸市場資産價值的文件分離出來。著名投資分析師邁克爾·米爾肯會把次貸市場稱為高收益市場，但我們知道它其實就是個舊貨市場。結果這些文件全都消失不見了，他們并沒有取消那些表示抵押價值的金融衍生工具，直到今天，我們都不知道那些不良資産的真正去向，因為記錄丢失了。這些發明了資本主義的西方人忘記了文件應該是精确的，就像我的護照和信用卡能清楚地顯示我的身份和擁有的财産。
财富的來源及控制它的方式就是資本的來源
秘魯的人均國民總收入是12,000美元，我想讓我的國家遠遠超過目前的水平，我認為我們有巨大的發展潛力。但是，我們并不是歐佩克的成員，沒有國際化貨币，也不知道秘魯大多數人擁有何種财産。而最糟糕的是，在如今這個科技時代，我們不知道人們的想法，得益于知識産權，想法也變得有價值了，若想法不是清楚地寫在一張紙上、書上或是熒幕上，我們該如何去控制它呢？如果我問任何一個人：“你的資本在哪裡？”那人肯定會拿出某樣東西來，或是查看自己的電腦獲得信息。資本必須被描述出來，否則不存在，問題是，如何使社會創造的财富由12,000美元增加到50,000美元呢？
可能有人會問：“這麼多财富要用來做什麼呢？”我覺得人們可以用财富來做任何事，比如，發明電話後，紐約人可以自由地通話了，有人向紐約市長提議建立紐約和芝加哥的電話線路，但市長拒絕了，說他不認識任何芝加哥的人，為什麼要建立電話線路呢？後來，當電話線路建立時，所有的企業都得以發展壯大，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因此，我對數據區塊鍊很感興趣，數據區塊鍊是另一種通信系統，目的是以安全的方式轉移價值且無法篡改。這種轉移價值的具體操作方式需要我們不斷地創新，人類的大腦有能力設計出非常有趣的東西，但人類同時也有能力發明繞過它的途徑，這是持續性的挑戰。如何将事物安置在一起就是策略，而大多數經濟和法律領域的職業都太狹隘了，我們都相信世界是有秩序的，然而世界從來都不是完全有秩序的，所以這是一個策略的問題。最重要的是，不論是誰，我們需要互相能認出來。世界上有73億人口，我們不可能認識每個人，我的通訊錄裡有3000人，但我隻能記住約1200人。因此，我們需要信息告訴我們誰是誰、他在哪裡、規則是什麼、誰是統治者？這就是資本秘密的基本道理——我們發現了财富的來源及控制它的方式，這就是資本的來源。（本刊記者曹月佳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