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富華國際集團董事長趙勇：海外投資一定要規劃好資金
很多民營企業“走出去”會經曆四個過程，一是“走出去”之後找項目會經曆一段時間。剛開始找項目會去美國、歐洲找，也不知道哪個項目适合，看了很多。開始時沒有方向性，但這是必須經曆的過程，了解哪個地區适合自己，經過磨合以後才能确定，最終找到朋友、找對感覺。二是找了很多項目，但下不了決心，看不準，覺得哪個項目都合适又都不合适。這個問題要根據自己公司的情況來定，最好做自己在國内已經做得比較熟悉的行業。比如你在中國經營了四五家酒店，再去海外看酒店項目就可以直接拿回來給國内的管理團隊分析、考察、算賬、與标的公司做對接，很容易判斷項目的價值。三是看好了項目但下不了決心，猶猶豫豫。海外很多好項目也需要競争，如果不迅速決策，項目就會被賣掉。因此，在海外投資要特别專心和專注，看好了馬上決策。四是買了項目以後管不了。很多項目拿來以後，人家自己有團隊，接手以後全靠國内的人員出去管也不行，最好還是利用海外或已經成熟的團隊，要支持他們或相信他們，不能收購完了以後原團隊大換血，這也很麻煩。香港富華國際集團董事長趙勇
英飛尼迪集團董事總經理胡斌此外，做海外投資一定要把資金規劃好，舉個例子，近期富華收購了柏悅酒店，在新西蘭獲得了一個建設位置，當時項目已經開工，但開工後每個月都要付工程款，如果資金沒有準備好工程就會停工，對整個項目運營影響很大。資金“走出去”需要一個過程，先在中國經過審批，通過内保外貸，把國内的資産抵押給銀行，銀行開保單給投資國受理銀行，保證了資金能夠出去。還要和當地的銀行做溝通，如果當地的銀行對你的标的産業比較支持就會好溝通很多。因此，在投資海外時，資金的規劃屬于重要因素。
綜上，這些問題如能處理好，“走出去”會很順利，外國的管理模式都很成熟，法律也很健全，沒有太多麻煩事。其實最大的挑戰還是自己，自己是不是有成熟的團隊支持，收購了國外的項目以後，怎樣取得國内項目的支持很重要。目前我們在探讨做養老地産投資，國外在這個領域的管理模式很好，中國硬件不缺，房建能力和投資都不缺，關鍵還是管理。我希望把國外做得比較成功的專業機構引進來，把他們的管理理念和标準引進國内。
英飛尼迪集團董事總經理胡斌：中以科技領域合作空間非常大
目前政策對中國跨境并購影響很大，特别是大額境外投資，但是高科技領域的投資，符合國家政策取向。一千萬美金以下的早期科技類投資，隻要比從前材料提交得詳細一些，影響還不是很大。以以色列為例，近兩年中國對以色列的投資興趣大增，以色列最早朝西方看，比如美國猶太人的實力很強，他們畢竟是一個民族的。現在以色列也開始看東方。中國國力強大以後，很多國内的大國企、龍頭企業，特别是一些龍頭的民營企業開始在以色列收購一些高科技龍頭公司，引起了以色列各界反響，覺得中國人也願意出價購買他們的品牌和先進技術了。以色列以前總認為中國對知識産權非常不尊重，他們對IP保護意識非常強。以色列一個十幾個人的小公司，一年銷售收入幾百萬美金，可能要出幾千萬美金收購它，中國人不但覺得貴而且也出不起。後來，中國人開始認同了他們的技術，發現這些技術雖然貴，但在全球的産業鍊和市場上有非常獨特的競争優勢，中國人和以色列的合作就越來越多了。以色列有很多在戰争中衍生出來的實用技術，比如TMT、網絡安全技術、遠程監控和醫藥醫療等方面。以色列擁有世界級的醫療水平，包括一些細分醫療領域的美容産品，以及生活醫療和救護方面，為減少戰場上士兵的損傷而産生的救護技術，這些方面和中國合作的越來越多了，目前很多國内的投資人對這些非常感興趣。因此，在互聯網安全、信息的傳輸和監控、健康醫療領域方面，中以間的合作空間會非常大。此外，我認為今後幾年旅遊和健康會成為大的并購方向，因為很多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後想去國外旅遊。2016年，中國遊客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增長量達到20%~30%，但那邊的的旅遊設施還跟不上需求，投資這方面的前景一定非常好。加拿大GIC集團首席執行官DavidCarbonaro
會同資本創始合夥人、總裁蔣華加拿大GIC集團首席執行官DavidCarbonaro：中國資本去加拿大投資不用有顧慮
美國最新的動态确實讓很多外國投資者很顧慮，加拿大也很關心，因為美國是加拿大第一大貿易夥伴。但加拿大非常開放，加拿大新任總理特魯多非常親華，到加拿大可以看到很多中國的投資，以及中國企業給加拿大帶來的積極影響，中國的投資在加拿大非常受歡迎。加拿大肯定要跟中國建立強有力的關系。雖然加拿大有一定的規則，對某些行業的準入要有批準才能進入，但是加拿大不像美國人有那麼多的顧慮和擔心，總理特魯多已經宣布放松相應規則，比如航空方面對中國的規則已經放松，此方面在很多國家都是受保護的，因為航空業涉及很多軍方技術。但是加拿大總理說放松對中國的限制，加中關系進一步加強對雙方都有利。到目前為止，中國在加拿大的投資、移民都獲得了巨大成功，這樣的态勢還會繼續下去。因此，中國政府、中國人民、中國資本方對去加拿大投資可以不用有任何顧慮。
會同資本創始合夥人、總裁蔣華：跨境并購要關注四方面問題
第一，從對外國投資的标的物來講，中國現在對外彙實行管制政策，有限期的收購會面臨挑戰，而有限期的收購往往是非常好的标的物，在時間約束力較強時，人民币兌換成美金再做收購會面臨嚴峻挑戰，對标的方來說不确定性會增強。從長遠來看，在美元資本方面，比如聯合國際資本一起做高科技企業的收購比較合适。通常中資背景越強、國企背景越強、和中國高科技聯系越強，面臨的監管就越嚴格。
第二，風險投資應與國内的高科技産業相結合。核心高科技領域有很多很好的團隊都在歐洲、澳洲、美國、加拿大，中國在大數據技術領域也做得不錯，這方面的公司現在估值非常高，也做得很好。但我發現，高科技團隊和中國的産業融合是個難點。很多國内的上市公司都有自己在醫療行業、交通領域的大數據或數據庫，要用合适的團隊做挖掘、清洗、建模、應用，最終與國内的大數據團隊結合。
第三，不論做并購還是投資都應該堅持結構投資和價值投資。首先，結構性投資要想清楚投資誰，其實投資是在投資自己，自己應該分清楚要的是什麼？能不能要這個項目？标的物本身能不能與現有的産業鍊相結合？其次，發現團隊的價值，團隊本身非常重要，是我們能夠依賴的合作夥伴。要知道這個團隊的專業程度以及有沒有核心領域的專家資源，不管是在美國、加拿大還是在以色列，有沒有已耕耘了幾十年的資深産業資源，如有的話就是很好的标的。
第四，好東西不會賣是常識，想賣時一定有問題，首先，要想好自己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然後進行跟蹤、磨合，最終把它争取過來，這需要很強的專業技術能力。想跟國際上那些“高處不勝寒”的科學家對話，沒有高水平的人才肯定不行。其次，就是管理中要有開放的心胸，也要有對方信任的基礎。最後，最難的就是文化融合，也就是人的融合，但資本本身就是融合的，和上市公司一起聯合就能夠完成較好的投資方向。軟銀中國資本管理合夥人宋安瀾
長江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周春生軟銀中國資本管理合夥人宋安瀾：境外科技和中國的市場結合能産生好效益
跨境并購一定會遇到文化差異方面的挑戰。我們曾有一個慘痛的教訓，本來去談參股一家公司，各方面都是對的，但談的時候本來對方的一位老先生準備談四天，結果在第一天就說讓我們走，因為去談的人剛開始就說要控股，這位老先生是個很有傲骨的人，這讓他很不舒服，于是我們找到當地最好的專業人士幫忙，最終幫我們把項目拿了回來。所以，一是要注意溝通技巧，二是要利用當地的專業資源。
對于投資來說，如果能夠把境外的科技和中國的市場結合起來，就能産生非常好的投資效益。軟銀在澳大利亞有很多投資，包括軟件企業、新材料企業、環保企業，澳大利亞的科技開發很快且先進，但那邊市場很小，所以做投資項目時，我們就把高科技企業和國内的市場結合起來。舉個例子，澳大利亞有個人腦筋很靈活，把用在航天裡一種特殊的高科技膜技術用到民用治水上，效果雖好但在澳大利亞沒有用，環保治水技術在澳大利亞沒市場，但引進到中國的話就大有可為，中國的江河污染很嚴重，兩邊一結合産生的巨大協同效應會帶來很大效益，于是我們把這項技術引進中國來，現在發展很好。再比如澳大利亞有一家科技公司研究出很多先進的東西，但是沒有市場。軟銀剛好在那邊有一個基金，就把它的高科技東西進行産品化，然後投入到中國使用，效果非常好。
長江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周春生：做好前期工作，避免産生“沉沒成本”
2016年12月，中國政府出台了關于中國外彙出海方面一系列的管制性政策，尤其對中國地産公司，包括一些專項的SPV（特殊功能公司），包括對虛拟經濟和過高估值的公司一系列嚴格的管制。2017年1月，又對私人公民、對外彙換彙方面進行材料登記更新。
但是，中國政府的管制措施并不是在限制中資出海。現在在美國民粹主義越來越明顯的背景下，中國自然要扛起全球化大旗，新政策不會對有真實需求的海外并購給予非常嚴苛的限制。政府所考慮的大背景是人民币貶值預期比較強烈，外彙儲備減少，采取措施是防止資金投機或者避險型目的外逃，而不是真正為中國經濟增長帶來正反饋效應的的資本運作。比如“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就允許到海外做一些投資和收購。政府的目的非常明顯，“一帶一路”戰略就是全球化，希望該戰略能夠為中國拓展更廣闊的市場，帶動中國商品對海外輸出，比如建築設備、高鐵等等。此外，中國需要好技術，能夠與國内的産業轉型、結構調整、創新升級緊密聯系在一起，如果中國企業到海外獲取對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發展有積極效應的技術，或者為中國商品出口打開更廣闊的市場，那麼，中國政府就一定會支持。現在政府也希望限制假借投資的名義到海外買賣房地産，但對于對中國經濟增長和就業有幫助的投資，就算手續上會相較以往更麻煩一些，但并不會有太多實質性影響。中企要盡量結合中國經濟發展市場的需要，包括高端消費、新技術、稀缺資源領域，這樣政府也會支持，企業也能掙錢，又能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廣聯達高級副總裁王愛華中國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一直存在敏感的地方保護問題。以往對加拿大、美國、或歐洲之間的并購通常不那麼敏感。但現在，因為政治制度、意識形态的差異，特别是在中國不斷崛起的過程中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全球最大的對外貿易國，中國從政治、軍事上從弱國漸漸走向強國，所以别的國家會對中國産生些敏感的抵觸情緒，引起這樣的反應也在預料之中，但這種反應往往會被媒體推波助瀾，即使未必非常敏感的技術，一旦通過媒體渲染就會變得非常敏感。因此，中國在海外做高新技術方面的并購時，一是要了解并購的主體是什麼？如果涉及到軍工方面的國有企業，估計做成的概率很低。二是在傳媒方面的公關和引導很重要，傳媒一定會影響政府議會和監管機構的想法，一些案件如果變成公衆事件，法院的關注度會很不一樣。雖然這種情況在國外會有所緩解，但現象也依然存在。舉個例子，在很多年前，中國企業“走出去”做跨國并購，前期工作還沒有做好準備時，國内媒體就開始高調宣傳，引起了國外媒體的注意，最終把事情變得非常敏感，并購被否，不了了之。這些經驗和教訓都值得中國企業吸取。如果在國外并購過程中确實涉及到一些技術可能會受到政府的關注，因此，前期工作一定要準備好，避免産生所謂的沉沒成本，投入了大量資金、人力、時間，最後還沒有做成。沉沒成本是無法回收的，包括在簽訂相關保密協議方面，要有非常專業的法律和政策方面的意見，幫助中國企業應對國外可能進行的審查。
廣聯達高級副總裁王愛華：海外并購的四個過程
第一，在并購前期戰略和業務上的判斷，不光是判斷标的企業也要了解自己缺什麼，并購後能給自己帶來什麼。
第二，一般并購的标的或多或少都有問題，做得非常好的一般不會給别人買的機會，所以一定要很清楚地識别标的發展的瓶頸和障礙是什麼，并購以後是不是能幫它解決問題，這點至關重要。
第三，在整個商業并購的過程中，一定要和最專業的夥伴合作，無論是投行、會計師、律師。廣聯達即使遇到再小的項目，請律師也是請當地最好的律師，請會計師也要請當地最權威的，幫助确實很大。
第四，在并購交割結束以後的整合過程中有兩個關鍵點，第一是雙方人員的融合是根本。相互間要了解，了解越多越容易達成共識，達成共識就好做調整。了解的基本前提是溝通，開放和尊重是第一位。和國際上的标的公司打交道，他們的商業環境相對比較成熟，職業素養非常到位，不用擔心太多，隻要尊重他，特别是放下國内管控，不要有一竿子插到底的沖動。第二是一定要讓團隊迅速看到希望，比如廣聯達曾經在芬蘭遇到一個案例，當時我們派了一個開發主管去芬蘭，标的公司團隊非常好，但因為各種原因一直沒有做好。自從我們收購完後就加大了對他們的投入，花了很少的錢隻用了約七個月的時間就把他們想了三年的産品做成了，并且在歐洲賣得很好，也順利進入中國進行推廣銷售，目前整個項目成長非常好，無論是收入還是利潤都有很大提升。
（攝影謝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