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藍迪國際智庫項目專家委員會主席趙白鴿：藍迪智庫的目标是為在“一帶一路”的中國企業服務
現在世界發展幾個大趨勢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
第一個大趨勢是，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促進平台建設聯盟變成一個主導形式。現在很多事情已經不是由個人或者某個企業單打獨鬥就能夠完成，必須形成平台大家共同作用。
第二個大趨勢是跨界之間的合作已成為必然，現在做事不可能在某個單一行當獲得成功，要進行信息、材料、能源等多領域合作，才能成功。
第三個趨勢是多元概念在不同緯度、不同範圍形成，思考未來發展需綜合考慮各個行業，包括産業發展、産能合作。習總書記講得非常清楚，産業是主體，金融是血脈，并且提到國際産業聯盟和國際智庫聯盟是兩個抓手。我們藍迪成立兩年半以來，已經形成一個非常好的智庫網絡，但是和全球聯系還不夠，這是我們要做的。
藍迪智庫成立，我們設定它的目标，一是服務于國家重大戰略，向中央政府高層提供政策建議。二是為企業“走出去”提供服務。為企業服務，是藍迪智庫的特色，我們首先了解企業的需求以後，實行一個建立平台的方法，在平台上提供相互間的服務。比如，在這個平台上就有非常好的律師團隊，有制定标準的團隊，有具備投融資能力的團隊，還有非常重要的信息團隊和強化能力建設的培訓團隊，還有地方政府團隊幫助企業項目落地。
我們選擇合作夥伴有三條基本原則：第一，必須要有足夠的熱情，有價值取向的驅動。如果專門為了錢或者是為了蠅頭小利，是不可能到我們這樣的平台上的。第二，要有資源，這個資源不一定是錢，有人脈、有思想、有技術都可以作為合作夥伴的資源。第三，基本上要有一定的規模，沒有一定的規模恐怕非常難做。目前我們這個團隊平台上已經有300多家機構。我們實際上做的是一個平台的概念和跨行業的概念。現在這個行業已經組織起來，我覺得是整個藍迪管理思想的成功。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藍迪國際智庫項目專家委員會主席趙白鴿
埃及前總理伊薩姆·沙拉夫
埃及前總理伊薩姆·沙拉夫：修正後的全球化是以文化為基礎的全球化
當今世界正處于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要麼照以前的方式按部就班，要麼需要經曆巨變。再繼續按部就班的話，就是在抒寫人類死亡的篇章和證書。所以，我們必須要就此止步。我們看到：全世界有反全球化、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潮與行動，這些都給我們的全球化造成了一個非常惡劣的環境。所以，我們呼籲和平，急切地呼籲和平。何去何從？所謂巨變就是需要一個新的世界，是一個修正後的全球化。因為全球化從它本身來講是一個很好的術語，但是現在所謂的全球化并不是很好。
什麼叫做修正後的全球化？我們的夢想到底是什麼？那就是一個以文化為基礎，而不是以強權為基礎的全球化。我們要提升人們的生活質量，來化解敵對情緒，建立一種人性的、不同文化的求同存異的命運共同體，實現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可持續的發展以及相互依存，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和平的發展。而不是我們現在所處這樣一種敵對的環境，我們的發展是為了和平。
“一帶一路”是一個以文化為基礎的理念。這是中國提出的倡議，但卻是全球多領域的項目。中國給出第一推動力，剩下的責任就是全球所有人的責任。
“一帶一路”是一個理念，而不是一個項目，它的發展網絡，不僅僅是一個交通的網絡，而是一個能夠彌合發展鴻溝的橋梁，連接不同的文化。為什麼要合作？合作是要實現和諧。我們認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能夠與時俱進，利用很好的資源在環境和法律的框架内進行合作。
印度尼西亞發展部部長本邦·波約翰古若：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為什麼要向中國學習？
作為印度尼西亞的政策制定者，首先，我對于中國在印度尼西亞投資的巨大潛力有濃厚的興趣。第二，是中國公司和印度尼西亞公司之間合作的有效性。第三，印度尼西亞有一些商機：一是基礎設施投資，二是制造業方面的投資，三是服務方面的投資，特别是跟旅遊業相關的服務業。這三個投資領域實際上又是密切相關的。因為制造業、旅遊業提升競争力的話，就必須得到非常強有力的穩固的基礎設施的支持。
我們到底有哪些投資機會？我們要建五個樞紐的海港以及19個港口，要建2650公裡長的公路，還有1000公裡貨物運輸的通道。為什麼這方面我們要向中國學習呢？當年我們在建立第一條公路的時候，實際上比中國建路的時間還要更早一點，但不幸的是，我們的發展速度太慢了，中國遠遠超過了我們。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建了非常多的公路，現有非常多的交通運輸工具。中國和印度尼西亞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也意味着這是非常好的商機。我們還要建三千多公裡的鐵路、建三個新的機場和電力電廠。還要建110萬個加油站，在514座城市建一個光纜的整個網絡。還有一個一體化的工業化的集群産業。我們邀請外商包括中國公司到印度尼西亞進行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因為整個投資額是高的，而且投資期短，才五年時間。印度尼西亞發展部部長本邦·波約翰古若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副理事長王忠民我們的PPP項目的架構，有政府的擔保、相關的資金和私營部門資金支持。另外，我們有一些長期的貸款，比如像人壽保險還有養老保險等來投資這些項目。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副理事長王忠民：從投資的視角展現産業合作的新空間
第一，如果我們從投資起端風險投資、天使投資、種子期投資來看投資的問題，我們發現從投資最初期到成長期再到Pro-IPO，在整個鍊條十分長、十分細分的領域當中，如果“一帶一路”不是以單一的政府資本、私人資本進行投資的時候，就需要全部轉換為一種模式：即以基金的方式去投資，這不僅可以滿足風險的分擔和分離，而且可以利益共享。不僅有基金的LP，還有基金的GP的雙層架構可以在“一帶一路”的産業投資當中，把有限責任承擔者和無限責任承擔者在雙層架構當中有機融合在一起。
第二，所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的市場、産業，如果可以像我們今天已經廣泛地在沒有上市的非公開市場、非流動性強的金融市場、資本市場當中進行有效融資、投資和進一步流動和交換的話，如果我們再聚焦到證券市場當中看，證券市場的債券市場、股票市場、衍生品市場、期貨市場、指數市場，會突然發現如果能夠在證券市場當中把我們“一帶一路”所有産業的資金需求、權益需求和衍生風險規避需求放到市場當中交換的話，就可以充分滿足企業和産業投資當中不同資本的需求，不同長短的資本需求、不同久期的資本需求，不同類别的債權和股權的資本需求，和不同風險市場的轉換、轉移、交易，從而讓投資大道暢通，讓風險随處可回避，得到有效發展。如果我們把債券市場放到國際闆的市場，即使今天做不到相互開放一對一的國際闆，也可以做到互換，也可以做到相通。
我們相信在證券市場這個邏輯當中，最後還可以走到指數。在“一帶一路”當中，最主要的交易品和交易的證券等東西是可以産生“一帶一路”指數的，這個指數預示着明天趨勢的變化和每一分每一秒的相互之間的波動。我們不僅能夠規避掉這些波動，還可以在波動當中預期明天。讓一切“一帶一路”當中的風險變為你的投資來源，變為你的市場規避的路徑。
第三，中國人正在享受移動互聯帶來的好處，我們在移動互聯應用當中，特别是産業應用當中無論是電商、搜索甚至連今天的共享經濟的自行車也給我們帶來了好處。如果我們把今天這樣一種産業在移動互聯之間帶來的巨大中國市場應用到“一帶一路”全部的人群、全部産業和全部規模當中去，帶來的效應不僅是中國十幾億人的問題。我們的電商、我們的搜索、我們的社交，我們的共享經濟将會在應用範圍内得到一次曆史的大爆發。我們相信移動互聯的産業的邏輯背後的金融将會得到有效發展。
啟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濟武：“一帶一路”是科技創新的“一帶一路”
第一，我們堅定地認為，“一帶一路”首先必須是科技創新的“一帶一路”,而且必須是全球協同的科技創新的“一帶一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不是一個小路，而是解決世界問題的大路。要解決的世界問題是什麼？首先是經濟問題。全球熱點非常多，有軍事、政治等非常多的熱點，但歸根到底是經濟問題。經濟問題最大的困難是科技創新動能不足以改變現在世界經濟的格局。現在世界經濟普遍陷于困難之中，發達國家的問題是他們的債務負擔遠高于他們的GDP。市場缺乏流動性，缺乏對實體經濟有效投入，經濟進入一種困難狀态。發展中國家，曾經的先進新興經濟體國家，如金磚國家逐步進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可能依舊存在。一些貧困國家貧富繼續分化，國内動亂不斷。上述歸根到底還是經濟困難，經濟困難還是科技創新動能不足。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共同特征都是研發經濟比例不足，金磚國家除了中國的研發占GDP比例超過2%，其他最高是0.9%。世界經濟的困難如此之大，隻能通過全球協同科技創新才能解決世界的難題。啟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濟武
中巴友好協會會長、聯合國前副秘書沙祖康第二，如何做到全球協同的科技創新？啟迪控股作為全國最大的一個科技服務企業，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科技園區體系，我們一直堅定走國際化和“一帶一路”的戰略。首先，要建立一個全球可以協作的科技園區和創新平台網絡，啟迪控股也一直這樣做，包括跟各國建立合作園區，我們建設的巴基斯坦科技園，埃及科技園、英國劍橋科技園都在進行中。建立各種孵化器，也包括進行孵化空間的共享。我們在香港建立的啟迪全球網絡，已經建設覆蓋25個國家的35個共享空間。其次，我們一直推動中外雙園雙基金模式，如以色列中國科技園、中國意大利園區、中國俄羅斯園區。這種雙國雙園雙基金的模式也是非常有效地在“一帶一路”進行推廣的模式。
第三，科技創新一定要講科學的科技創新，科技創新和支持經濟戰略新興産業領域最有效的應用還是立體三螺旋的方法。平面三螺旋是美國人提出來，政府、大學和企業之間的三方螺旋。我們在這基礎上提出技術資本和産業以及園區、産業和金融的立體三螺旋，把這些要素結合起來。
第四，中美必須聯手，中歐也要聯手。“一帶一路”過程，中美、中歐這些對世界有重要影響的經濟體要聯手。我們的體會是，典型中美技術聯手為“一帶一路”國家服務的模式非常有效。
中巴友好協會會長、聯合國前副秘書長沙祖康：“一帶一路”必須是綠色的
“一帶一路”究竟面臨什麼問題呢？第一個是融資問題。錢從哪裡來？融資問題上，政府做出承諾要保證能夠兌現。根據氣候變化公約談判的經驗，我參加了五年多的談判，我也親耳聆聽了一些國家元首包括超級大國的國家元首在現場所做出的承諾，但到現在都沒有兌現。答應就必須要做到，做不到你千萬不要答應。我們要怎樣從社會上去籌借資金？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說了，籌借社會資金來充實我們“一帶一路”的建設資金方面的需要。
第二個問題就是技術問題，我認為“一帶一路”的建設需要有大量的技術，但是技術的最大問題就是知識産權問題。關于知識産權問題，我們還要轉讓一些我們的技術。我們要尊重技術、知識産權的保護。知識産權保護是必須的，但是保護不能是無限的。因為産權最終目的是為了普及、為了應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絕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他們買不起，盡管他們有需要。我們需研究并找到一種方法，使得我們的知識産權和技術轉讓既能讓人家付得起，還能用得上。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主席、原國家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
中國華信能源集團總裁陳秋途第三個問題是能力建設問題。中國政府承諾答應要幫助培訓一批專家等等。這光靠中國的培訓是遠遠不夠的，其實中國也缺乏人才，中國自己還需要培訓。“一帶一路”我們談了好幾年了，還仍有很多人不知道“一帶一路”是怎麼回事兒。因此，能力建設的問題，包括中國自己的能力建設，同時還包括怎樣培訓我們沿線和沿路的這些國家的能力建設，這也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
除上述外，我還想強調一點，“一帶一路”必須是綠色的。“一帶一路”是不是綠色，關系到“一帶一路”能不能持續的問題，也就是說關系到“一帶一路”的生死存亡問題。遺憾的是在“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對他們來說首先關心的是消除貧困，他們首先要活下去，然後才是活得好的問題。因此，根據我在聯合國的經驗，我感覺到廣大發展中國家，其中包括沿線“一帶一路”國家在環境保護、可持續的認識還是不夠的。我們藍迪智庫應該用好我們的資源，對他們進行這方面的教育。我們期待藍迪智庫聯盟散布在沿線各個國家的分支機構，也能加緊這方面的工作。西方發達國家的曆史表明，我們必須要有持續的發展。中國近40年的開放，也表明我們所走的道路也是不可持續的。因此，綠色、可持續是“一帶一路”的生命線。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主席、原國家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确保産能合作的質量和效率非常重要
“一帶一路”的國際産能合作和智庫問題有着非常緊密的聯系。我做中國的對外貿易和投資工作很多年。當我還是小小英文翻譯的時候曾參加了中國坦桑尼亞贊比亞建設談判的工作，那是當時中國援助非洲最大的一個項目。我非常深刻地知道，中國企業“走出去”是非常困難的。特别是“走出去”到了一些同樣是貧窮落後、同樣是法律不健全、同樣是人才缺少的“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這個“走出去”的困難、搞産業合作的困難是很難以想象的。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一定要加入我們中國的平台建設，來支持中國的企業，從法律上、能力建設上、知識産權保護問題上、融資問題上等各個方面給予中國企業大力支持。為什麼趙白鴿女士搞藍迪智庫才兩三年就得到了三百多家企業支持，因為他們需要，是需求推動。我們企業需要在“走出去”過程當中，在“一帶一路”建設當中得到幫助。怎麼提供幫助？這是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和整個社會團體，包括商會、協會義不容辭的責任。這是我們今天談論産能合作的時候，為什麼花很多時間來談這個藍迪智庫。談“一帶一路”企業“走出去”搭建平台的問題，這個平台建設搞得好，中國企業“走出去”就會大大提高成功率，否則我們要付出更多的代價。因為我們過去付了相當學費，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一帶一路”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決定于企業投資的成功，決定于投資項目的成功。如果我們講得很響亮，而我們投資的企業，投資的項目一個個都不賺錢，一個個都失敗，那不僅僅是企業受到損失的問題，更主要是這不是我們想要的産能合作方式。所以，确保我們産能合作的質量和效率非常重要，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除了政府的支持以外，還要建立像智庫這樣非政府的大平台支持中國企業“走出去”。中國社會科學院藍迪國際智庫專家委會委員、中國五礦化工進出口商會會長陳鋒中國的企業要“走出去”搞産業合作，一定要得到當地的政府、人民的支持，“一帶一路”沿線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水平、不同的曆史背景。怎麼樣得到當地各方面的支持，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我們智庫要把每個國家的情況都研究透，對我們的企業提供很好的咨詢意見，直接幫助他們參與這個活動，這是非常關鍵的。
中國華信能源集團總裁陳秋途：民心相通非常重要
企業作為“一帶一路”踐行者跟智庫的配合合作非常重要。我們在實踐過程中總結出很多的經驗，可以通過智庫來進行梳理，得出很好的辦法再提供給其他的企業借鑒指導。比如，中國人對信用的理解和西方對信用的表現形式有差異。我們中國人講君子一言驷馬難追，一諾千金。西方可能有所不同，比如說與歐洲的合作，我們有深刻的體會。跟他們談項目，過程非常艱巨，什麼事情都必須要先約定好，甚至我們合作還沒開始，他們首先要考慮到如果有一天分手的時候要怎麼分，還沒有結婚就考慮離婚的事情。而中國一旦要合作，願望是白頭偕老，不會考慮到離婚的事情，這是文化的差異。我們的企業如果不理解這樣文化的差異，經常是輕易去承諾，最後沒做到，影響非常不好。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确實有很多欠發達國家，所以，“一帶一路”雙邊合作中和歐洲的合作非常重要，因為歐洲的工業基礎非常強，意味着他的科技創新能力非常強。2008年金融風暴以後，歐洲企業也碰到兩個大難題。第一個是市場的急劇萎縮，第二個是流動性急劇萎縮。這時候也需要外力來推動、激活他。中國華信這幾年抓住了這個機會，我們在歐洲對一些高端的裝備制造業進行了投資。我想跟大家分享中國華信在捷克的投資經驗，捷克是一個工業強國，是一個發達國家，我們講的民心相通非常重要，舉兩個例子，一個是捷克三年前有一支最古老的足球隊的原股東現金流斷了，這支球隊是非常得民心的球隊，球迷100多萬，捷克人口一共才1050萬，也就是說，十個人裡面有一個人是這支球隊的球迷。我們獲悉他要倒閉的時候，出手援救他，把他救活了。在他破産的前兩天，我們收購了他，他從降級的邊緣一路升回到聯賽第一名。此舉深得捷克人民的贊賞。再有一個例子，我們投資捷克的中醫中心，把中國傳統中醫推廣到歐洲，為當地患者帶來福音。排隊就診的病人非常多，最多的時候要排半年才能看上，當然現在我們又多派了醫生過去。這兩個例子也是實實在在做到了推動民心相通，取得所在國人民的擁護，這使我們在那的工作就更加順暢。
中國社會科學院藍迪國際智庫專家委會委員、中國五礦化工進出口商會會長陳鋒：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行業組織能夠發揮很大作用
在“一帶一路”的建設中，中國的行業組織能夠發揮很大的作用，甚至是極大的作用。我們作為行業組織，非常重視“一帶一路”的倡議，也非常注意為企業在“一帶一路”過程中做好保駕護航的作用。商業協會發揮的主要作用綜合起來就是兩個字——服務。要提供綜合性服務、針對性服務。傳統行業組織講的更多是培訓、信息以及協調、指導。但是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企業高度自覺和積極主動“走出去”，會碰到很多以前沒有碰到過的問題。再用傳統的服務方式就很難為會員企業提供更好的支撐。所以我們現在提倡的是綜合的全面的服務。我們在打造綜合服務體系，包括“走出去”之前的政策溝通，地方政府如何支持企業，投資所在國的政府有什麼相關政策、有什麼要求、有什麼條件等，我們都會為企業提供很好的配套和咨詢。
（攝影王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