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資本市場與監管的定位。在提高市場效率的過程中，根本上就是創新和監管之間的矛盾過程。要提高效率，就要把原來的機制打破，是所謂的“破壞性創新”，必須要破壞一個東西才能創新，在原有機制之下是走不了太遠的。但隻要是破壞，就會對原來系統裡面的有序性造成一定威脅，所以還得監管。中共十八大與十九大的報告相繼表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因為在現代經濟體系中，資源配置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資本市場，資本市場的效率要比實物市場高很多倍。
中國資本市場的建立是從債券、股票的方向做起來的。剛成立證券市場時，是以上海和深圳作為證券監管試點實行的，不敢在中央層面做，因為沒有經驗，大家都是摸着石頭過河，在地方先汲取經驗。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經驗積累後，中共中央成立了監管部門，此時中國的證券市場已經發展起來，市場具有不受地域行業限制的特性，會自然而然本能地向各個領域沖擊，而資本市場在短時間内沖得更高。于是在1992年建立了中國證監會，目的是對證券市場作出監管。但是，中國證監會成立之後一直飽受争議，許多人認為存在很多不合理的監管。實際上，市場失靈需要監管，但監管人員也必須了解自己的監管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各個領域都這樣，存在久了會有路徑依賴，覺得自己的邏輯最正确，但要站在别人的立場上看就不是這樣。中國證監會一直不願意聽到關于“閑不住的手閑一下行不行？”之類的語句，畢竟市場是由“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可是，監管權的自我膨脹傾向不隻會在中國發生，世界上最強大的監管部門是美國證監會，他們的監管膨脹也很嚴重，也在不斷受到輿論沖擊，可見監管也需要制約。
但是，美國的監管狀态雖然也飽受诟病，但争議的出發點與中國不同。美國在2008年出現重大金融危機後，一片罵聲都認為是監管問題。當時的美國證監會主席被國會批評後訴苦，說監管人員的工資水平太低，與市場水平之間相差20%。其實中國監管人員的工資要與市場水平相差好幾倍，但美國國會聽到後還是把給美國證監會的撥款增加了八億美元，提高了監管人員的工資，這也是做好證監會最重要的辦法之一，可是放在中國實行起來就很有難度。
第二是資本市場的創新與監管。市場隻要脫離監管就會出現劣币驅逐良币，由市場做主而肆意發展。以共享單車為例，某些單車的質量很差，但卻占領了大部分街面。因為是以低劣質量的大規模數量來取勝，資本也願意投資，先把質量好、成本高的單車公司擠出市場，成本低的自然取勝。而取勝之後也不會花很多錢去改變質量，反而會壟斷市場提高使用價格。可見，監管是防止劣币驅逐良币的必要手段。但如果過于監管，比如有些地方規定共享單車隻允許兩家存在，有效的競争隻有兩家肯定不夠，屬于寡頭壟斷。到底應該三四家，還是六七家？問題在于以什麼标準來判斷市場的準入條件，決定由什麼人來做，以及以什麼規則來做。市場發展就是創新、監管、再創新的過程，也是破壞、抑制、再破壞的過程，使過程能夠得到好的平衡就必須要有法治化。
第三是資本市場監管的法治化。從中共十八大開始出現了負面清單的概念，這個概念是美國人先提出來的。以前美國每次跟中國進行經濟談判時都要一個負面清單，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都在清單上簡單明了地體現。但中國沒有負面清單，幹頂了好幾年，最後發現負面清單是個很好的辦法，所以同意了。第一次出現負面清單是在上海自貿區成立時做了一個負面清單，以往都是沒批準的事不可以做，現在隻要是清單裡沒寫的就都可以做了。在中共十八大寫中央文件時，首次提出市場經濟也要搞負面清單和權力清單，都是用來約束政府行為的，有了這兩個清單，監管部門才知道要做什麼，而不會以自我膨脹的趨勢去擴大自己的權力。
但全面監管模式下存在剩餘權力的問題，清單裡通常沒有寫明。中國在這方面做得最好的地方是法院，法官的準則就是隻要中國的刑法、憲法以及各種規定裡沒有明确寫出不可以做的就不能判其違法。中國近幾十年的法制進步極大，全國有超過3900家法院，所有法官統統受過至少四年的法律教育。中國20世紀70年代的法官幾乎沒有一個受過專業教育的，全部都是部隊轉業的各級幹部，經過三至六個月的培訓就做了法官，不可能有依法執法的概念。如果資本市場的監管部門有專業法官一樣的清楚概念，中國的市場經濟就會前進一大步。法制化全面監管的最大好處就是高效，想實行什麼規則就把所有公司集合開會，告知不能幹什麼，令行禁止。但也會存在對市場的預期問題，監管部門要對市場及時分析、預測、規範。當人民公仆不是嘴上說說，要體現在實際行動上。監管人員不能把自己當成市場上的主人，要認真研究市場情況，做好市場的公仆。
（國際融資記者曹月佳根據高西慶演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