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屆中國企業國際融資洽談會暨“一帶一路”與金融創新發展主題論壇上，中國中小企業協會會長李子彬、複旦大學中國發展研究中心張維為教授、中國民生銀行董事長洪崎、中國人民大學重陽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嘉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總裁趙學軍圍繞這一主題發表了各自觀點
中國中小企業協會會長李子彬認為：符合經濟規律、利益原則才能持續發展
“一帶一路”建設是中國提供給世界共同發展的公共産品，沿線的65個國家、44億人口大部分都處在工業化和新型城鎮化時期。一方面，這些國家對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産能合作、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都有共同的需要。另一方面，這65個國家的基礎設施和結構調整都需要資金。因此，中國發起“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是為了自身調整結構、推動過剩産能“走出去”，也符合“一帶一路”沿線65個國家的共同利益、共同發展的需要。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沿海地區開始，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四個經濟特區最先成立，若幹年之後沿邊開放、内地開放，1990年上海經濟開發區成立，又過了10年，天津濱海開發區成立。在整個開放的順序過程中，中國内陸地區相對來說開放得較晚，而“一帶一路”陸上絲綢之路的建設讓中國的内地省份、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變成了改革開放的前沿，為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帶來非常好的機遇。與此同時，我認為中國在實施“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也應注意以下四個問題：
第一，“一帶一路”建設應加強各省市的協調發展。目前中國的廣東、福建、陝西、天津、重慶、山東等各個省市都在為“一帶一路”建設做很好的規劃。雖然可以看到這些省市都很努力，但同時也發現各省市的規劃當中同質性很強，都想做“一帶一路”的中心區、核心區，做“一帶一路”的龍頭。如果中國沿海和内地31個省市都成龍頭，那麼，龍頭太多就一定沒龍頭了。因此，各省市參與“一帶一路”發展的時候一定要加強機制的協調，同時也需要國家出面協調，不要在基礎設施方面都想當龍頭，經濟結構上都想做核心區，這樣效果一定不會好。
第二，“一帶一路”建設除了機遇以外風險也很大。首先，沿線很多是民主轉型的國家，這些國家國内正處于時局動蕩、政黨交替的複雜情況，原來的政府在執政期間确定的建設項目在下台後得不到繼任政府的承認。此外，一些沿線國家的民族矛盾、族群矛盾也較為激化，特别是一些伊斯蘭國家和東突分子在某些國家對于中國在這些國家的建設起到了搗亂破壞的影響。
第三，中國企業必須培養自己多方面的綜合性人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建設采用的标準、法律制度和金融制度與中國都有很大差别。有時候，沿線國家隻認可本國的标準，不認可中國的标準，不僅在法律和金融方面存在很多困難，也為合作帶來諸多障礙。因此，中國企業要“走出去”進行“一帶一路”建設，應把法律、金融、管理、标準、技術等各方人才聚集在一起，如此才能使自己的事業順利地在當地國家紮下根來。
第四，合作中應講利益原則。目前，一些合作項目已經賠得血本無歸，這個教訓一定要吸取。“一帶一路”既要給國際上提供發展平台，也要配合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我們不是慈善機構，不是為了建設“一帶一路”就要送東西送錢，靠錢不能真正買來友誼。因此，合作中要符合經濟規律，共享、互惠、互利才能長久持續的發展。
複旦大學中國發展研究中心張維為教授說：“一帶一路”重塑新一輪全球化
第一，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是順應大勢的發展理念。首先，中國正在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崛起速度非常之快。中國在世界範圍内産生越來越大影響的背後是中國已經走上自己的發展之路。中國經濟的規模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是世界最大規模，即使按照官方彙率計算，預計10年之内也可能超過美國。況且，中國已經成為擁有世界最大的中産階級、外彙儲備、貿易額度、遊客出國以及制造業規模的大國，這些都意味着今天的中國經濟利益已經和世界的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其次，世界各國變得越來越互相依賴。無論發生什麼事情，一個國家想要獨善其身越來越不容易。整個世界特别是發展中國家對求和平、謀發展已經達成了共識。過去二、三十年間，全世界經曆了很多，諸如：顔色革命的褪色，阿拉伯之春變成了阿拉伯之冬。越來越多的國家，特别是發展中國家渴望穩定、渴望消除矛盾、渴望避免動亂以及渴望發展，這些共識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強烈。因此，基于中國崛起，發展中國家越來越謀求穩定和發展，中國今天有機會重塑新一輪全球化，這是順應全球化發展的大勢所趨，曆史給了中國機會。
第二，“一帶一路”倡議的背後隐藏着很多的理念。中國國内的各方面專家往往很注意務實，實際上在談大戰略的時候在理念上達成共識比什麼都重要，這是戰略成功的基礎，而理念的背後實際上也反映了中國過去30多年來的成功經驗。一還是要和平發展，和平發展比什麼都重要，沒有和平穩定一切都無從談起。二是民生為導向，不管做什麼事情最後一定要落實到紮紮實實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上，不要像很多西方模式，最後隻導緻一個國家的政治機器空轉。三是雙赢多赢，全球化是不可阻擋的大趨勢，但是新一輪全球化必須有新的理念來指導，不能再是過去的零和遊戲，應該變成雙赢多赢的遊戲。四是共同繁榮，全球化新邏輯應該是自己活也讓别人活；自己發展也讓别人發展；自己繁榮也讓别人繁榮。同時，強調方法應是高度務實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共赢，而不是單方面的施舍。這四條理念涵蓋了65個國家，其中大部分為發展中國家、44億人口、約21萬億美金的經濟總量。中國不僅提出了理念，也馬上就做了起來，以2015年為例，中國和歐洲、日本、美國的貿易額沒有明顯增長，但是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增長了約50%。
總而言之，有人說“一帶一路”面臨太多挑戰，我個人認為成功的概率還是較大的，重要原因是它确實反映了多數國家的共同意願，而且反映了中國自己成功的一些道理、一些實踐。況且“一帶一路”是一個偉大倡議，它的成功推進有可能重新塑造新一輪的全球化，為相關國家和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
中國民生銀行董事長洪崎認為：銀行國際化是“一帶一路”戰略的應有之義
身為中國銀行業的一員，我從新時期的中國發展需要銀行業國際化的角度談談自己的觀點。
首先，銀行國際化是“一帶一路”戰略的應有之義。“一帶一路”戰略是中國政府深刻把握全球政治經濟發展大勢基礎上提出的統籌國内外兩個大局的戰略決策，是中國新時期對外開放的總綱領、總框架、總牽引，理論上作為戰略内容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資金融通、貿易暢通、民生相通都直接或間接地要求金融和銀行的國際化。實踐中“一帶一路”戰略一經提出，不僅受到沿線大多數國家的歡迎，而且幾年來也取得了亮麗的成績單。2015年，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達到了1180億美元，增長14.7%。其中，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投資達到148億美元，增長了18.2%，占全部非金融對外直接投資比重為12.5%，增速顯著快于外貿和外商直接投資。此外，國際經驗表明，人均GDP達到約8000美元時，企業對外投資将快速增長。随着中國企業不斷融入全球産業鍊、價值鍊、物流鍊，國際産能合作将加快，預計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增長态勢還将持續。同時，随着中國企業境外并購日趨活躍，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的不斷發展，對中國國内銀行配套金融服務的需求也将不斷增加。
其次，銀行國際化是自由貿易試驗區發展的必然結果。自由貿易試驗區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的支撐點，也是通過在局部地區率先擴大開放，為中國實施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進行的壓力測試。毫不誇張地講，金融創新是自貿試驗區創新體系中的最大亮點，制度設計上探索資本項目可兌換、金融服務業全面開放、加快金融制度創新、增強金融服務功能等都是自貿試驗區的主要任務，完成這些任務必須促進國内金融機構跨境投融資，引導銀行業轉型升級，服務中資企業海外發展。況且，在實際運行中，自貿試驗區建設三年多時間内，在服務國家戰略、金融開放創新、貿易投資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以資本項目可兌換和金融服務業開放為目标的金融制度創新有序推進，尤其是創新開放的自由貿易賬戶體系構建了以境外資金連通與境内金融風險隔離的環境，為金融機構綜合化、國際化的經營提供了有力的條件。此外，“十三五”期間，在現有四個自貿區的基礎上，中國将進一步提高自貿區建設的質量，諸如：深化服務業開放、金融開放和創新、投資貿易的便利以及事中事後監管等方面的改革，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的自貿試驗區建設将繼續推進銀行業對外開放，加速銀行業國際化進程。
最後，銀行國際化是“走出去”戰略的迫切需要。發達國家發展曆程的經驗表明，一個國家一般要經曆從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的過程，資本輸出必然伴随着實體經濟和金融領域的國際化。從金融視角看，人民币國際化和金融“走出去”離不開銀行這個載體。“十三五”規劃提出，要有序實現人民币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穩步推進人民币國際化，推進人民币資本“走出去”，提高金融機構國際化水平，加強海外網點布局，完善金融服務的網絡構建。銀行國際化是未來五年的必經之路.從實體經濟視角看，“走出去”的企業需要大量的金融服務，但目前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着國外金融機構不支持、國内金融服務跟不上的尴尬局面。數據顯示，中國的金融資産在全球占比為6%，雖已超越日本，但仍遠落後于金融總量占全球13%的比例，銀行加快國際化，為“走出去”的企業提供配套金融的服務，既有需要也有空間。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強調：“走出去”比拼智力的時代已經開始
實際上，中國“走出去”不是從今天才開始的，早在幾百年、幾千年前就開始。從中國近代至今，我把中國“走出去”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中國“走出去”1.0時代，我把它定義為“三刀”進程。主要特點是從清末民國初開始，以廣東、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區的個人和家庭為單位，出于逃荒、做小本生意、打漁等目的而背井離鄉，闖蕩世界，去到了東南亞、美國、非洲等一些地區，逐漸拉開了中國“走出去”1.0進程。1.0進程實際上是延續了古代絲綢之路的貿易往來、人員往來的近現代化進程。之所以定義為“三刀”的原因在于，第一把“刀”為菜刀，也就是中餐館；第二把“刀”是剪刀，也就是縫紉，給人家做衣服補衣服；第三把“刀”是剃刀，就是理發，在有中國人的地方就要開中餐館，有中餐館就要為那些人縫衣服，繼而有理發等相關服務，甚至改革開放以後這“三把刀”仍發揮作用。“三把刀”時代的艱難程度已不用過多贅述，在舊金山還有類似地區，每一根鐵軌下面都有一個華工屍骨，東南亞還有很多華人被屠殺，這種現象一直到20年前還存在。不過，這“三把刀”的存在後來演變成了“三師”，就是律師、會計師、老師。因為“三刀”的後代們成才了，有的成為了總統，有的成為了部長。最典型的就是曾任非洲聯盟主席的讓•平，此人是溫州人的後代，他的父親是溫州人，到了加蓬以後娶了一個加蓬部落首領的女兒，因此他是溫州的後裔，過去相繼當過加蓬外交部長、聯合國高官，後來又當了非洲聯盟的主席。
第二，改革開放後，中國“走出去”2.0時代就開始了。以一批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為主在“走出去”，民營企業最典型的就是華為，而很多基礎設施建設是國有企業在興建。此時的“走出去”也可以用“三建”來表示，一是建路，比如公路、鐵路、網路、電路等等，二是建廠，建光伏廠、服裝廠、煉油廠等等，三是建站，比如電站、基站、水電站、火車站等等。我去到德黑蘭調研時，發現市區在建的五個地鐵線路全部都是中國建的。去到尼日利亞調研時，到某一個電站，尼日利亞的華人非常自豪地告訴我說：“這是我們中國人建的”；看到有一個大的建築他又告訴我說：“這就是中國人建的”。尼日利亞幾乎所有的基礎設施建設都被中國公司壟斷了。在“三建”的過程中，中國的的确确為世界作出了巨大貢獻。
第三，2010~2020年，随着經濟的全球化，中國逐漸融入了全球，擁抱了全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随着“一帶一路”大背景的出現，此時中國的“走出去”進入了3.0時代，我把它稱為“三資”，資金、資源和資質。2014~2015年以來，中國成為淨資本出口國，中國對外投資已經超過了外資對中國的投資。此時，中國在金融方面的銀行、證券、基金、保險等行業在過去兩至三年時間裡“走出去”的速度非常快，它們尋找符合自己特點的投資模式，研判在“一帶一路”過程中的收益等等。2015年，土耳其有一個重大事件就是工商銀行收購了土耳其的一家大銀行，占有他們約75%的股份，僅一年左右的時間，那家銀行整個貸款餘額大漲。澳大利亞也有一家酒店被中國收購了，收購以後第一年就盈利翻番。中國人發揮資金、投資、并購的功能，在“一帶一路”“走出去”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再看“資源”，從2011年開始，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全世界能源消費最大國家。中國為了獲得資源“走出去”購買鐵礦石、油田等等。可惜的是，中國目前還沒有國際大宗商品的定價權，買什麼什麼貴，賣什麼什麼便宜，這意味着此時以資源為重心的“走出去”過程是非常艱辛的。說到資質，實際上就是中國逐漸在金融服務、建築投标、承攬工程等方面逐漸開始制定自己的标準。比如在亞投行、絲路基金等各方面逐漸具有了中國人自己的标準。
因此，從“三刀”、“三建”、“三資”的過程可以得出結論。首先：“一帶一路”的倡議雖然隻提出了兩三年，但“一帶一路”的行動其實早已經開始。我經常跟外國人講，即使沒有“一帶一路”也會有“N帶N路”，或者其他什麼名詞來概括目前新型中國擁抱世界的過程。但是，問題在于“一帶一路”的背景實際上呈現了代際的差異，每一代都是不一樣的，真正比拼智力的時代已經開始了。如果說“三把刀”時代我們拼的是苦力，中國人“走出去”幹的是最糟糕、最底層的那些活兒。“三建”的時代拼的是體力，哪裡辛苦哪裡需要人力，中國就去哪裡，美國把伊拉克打下來了，最差的油田是中國人開掘出來的。現在的“一帶一路”時代，中國人拼的是智力，誰的智力更強，誰才能在“一帶一路”過程中獲得更大的利益。因此，我認為有的時候我們把風險人為擴大了，因為我們害怕，我們對這個世界，尤其對“一帶一路”地區不太了解，也在不停地提到風險問題，但是如果我們真正了解了、熟知了，又怎麼會怕風險呢？
其次，因為比拼智力的時代已經來臨，所以對投資、服務的精細化标準越來越高，服務要精細化，投資也要精細化。此時要靠投資、要靠金融，中國金融強國的時代真正要開始了。過去十年，中國先後提出了海洋強國、網絡強國、文化強國，恐怕中央又需要新提一個概念就是金融強國。一方面，金融強國要讓金融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另一方面，要讓金融實力更加能夠支撐和襯托整個中國的可持續發展。
最後，因為有了“一帶一路”，代際效應從底層的老百姓“走出去”逐漸演化成越來越多的精英“走出去”，中國真正睜眼看世界的時代已經到來了。過去約兩百年的時間内，中國不停地睜眼看世界，但很多時候被蒙蔽掉了。世界有好的地方，有壞的地方，好的用來學習，壞的用來借鑒、吸取教訓。實際上，“一帶一路”就是教育中國人除了看歐美國家以外，還有“一帶一路”那些以往在中國看來很陌生，但實際上并不遙遠的國度，此時，某種程度上中國人崛起的時代才重新開始。
嘉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總裁趙學軍：“走出去”應以改善“一帶一路”沿線國民生活質量為核心
圍繞“一帶一路”與金融創新，我有兩方面觀點：
第一，金融機構要以服務實體經濟為核心。以華爾街為例，華爾街代表了美國的資本市場以及金融核心。如果從華爾街的發展曆程來看，它起初是服務于美國的鐵路建設、運河建設以及工業化進程。進而華爾街開始崛起，崛起原因絕不是因為哈佛和麻省理工畢業的學生進入華爾街，也絕不是華爾街的精英們在辦公室裡造一批文件，而是踩着泥水去與企業高度融合。當美國企業成為世界級跨國企業的時候，華爾街自然就崛起了。因此，對于很多今天在做金融的人士來說，無論從事的是銀行工作還是基金，僅僅對着電腦造一堆文件，僅僅認為穿着西裝、領帶就可以讓中國金融業發展，我不相信這種故事。金融應當嵌入生活，應當跟産業相銜接，才能助力産業發展。比如金融大數據就可能讓生活與其貼得更緊。舉個例子，一個人每次去醫院的檢查、服藥情況及平時運動狀況都可以被數據化，而後為其制定個性化的未來保險計劃，不必再對每個人隻銷售一種保險産品。因此，金融應服務于實業，與實業緊密結合，這也是未來中國金融業在“走出去”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機遇。
第二，“走出去”應以改善“一帶一路”沿線國民生活質量為核心。一個長期從事非政府組織的領導給我講過一個故事，很有啟發性。說中國在太平洋的很多島國都有援建項目，其中一個島國的體育場和警察局都是中國建的。但是，如果去問這個島國的老百姓最喜歡哪個國家時，他們會說喜歡日本，因為日本在當地有很多的非政府組織，十幾年來一直在幫助島國上的普通百姓，教他們怎樣種植，怎樣用種植出的東西做成手工藝品，真正地幫助百姓們改善了生活。因此，中國“走出去”的路徑并不僅是注重形象上和總量上，而是應當用長時間、高質量、有經濟效益的方式，幫助“一帶一路”上的所有國家。（攝影趙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