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力度實施“精準扶貧”工作的推進過程中，易地扶貧搬遷工程，是從根本上解決居住在“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地區貧困人口長期發展問題的重要途徑。易地扶貧搬遷項目的實施地區往往呈現出多維貧困特征，解決這些地區的貧困問題實際上是對貧困人口實施的多維扶貧。按照國家發改委（2016）批準的“十三五”規劃，河北省承德市灤平縣有152個行政村計劃實施易地扶貧搬遷，涉及18714人，其中貧困人口7656人，集中安置點20個，安置搬遷人口17709，集中安置率94%。調研組在幾天的考察中發現，灤平縣在實施多種易地搬遷扶貧工程的過程中，嘗試推行多種易地搬遷模式與扶貧方式相融合，實踐了小城鎮化的創新模式，實現了生産要素的再優化重組，注重激發貧困群體的内生脫貧動力，在政府主導下注重動員社會有關各方面力量共同參與，達到了“搬得出、穩得住、有就業、能緻富”，有助于确保脫貧成效穩定、可持續。
總結灤平縣的易地扶貧搬遷做法，可以為全國其他地區開展易地搬遷扶貧工作提供案例和經驗支持，對于各地開展類似扶貧搬遷具有重要借鑒意義，也有助于理解易地遷移工程對于扶貧脫貧的經濟學涵義。
因地制宜，創造多種易地扶貧搬遷模式
按照《全國“十三五”易地扶貧搬遷規劃》和《河北省“十三五”易地扶貧搬遷規劃》中的部署，灤平縣在實施易地扶貧搬遷工作開展過程中，總結創造出三種易地扶貧搬遷典型模式：即整村易地再建新鄉鎮扶貧搬遷模式、聯村并建小城鎮扶貧搬遷模式、集中融入小城鎮扶貧搬遷模式。各種模式都通過易地搬遷安置，達到了使貧困人口貧困群體減貧脫貧的目的。三種模式分别對應于三個較為典型的安置點，分别為：邢家溝門安置點、安純溝門安置點、兩間房安置點。
點擊“邢家溝門安置點”
邢家溝門村以全村整體集中搬遷建設新村鎮為特色。此村全體村民分散居住在綿延一公裡的狹長山溝裡，交通極不方便，符合整體搬遷的條件，而新的安置區位于邢家溝門村河北自然村的平坦地區，與京承旅遊公路、京承高速公路相鄰，交通環境大大改善。由于采取全村整體搬遷，因此搬遷實施了“新區統一規劃、統一建設；舊村打捆包裝，綜合開發”的具體建設方案。新安置區占地面積90畝，建築面積3.5萬平方米，總投資10218.57萬元；共建成三層、四層、五層樓房22棟，戶型面積分别為75平米、100平米、125平米；目前已完成樓房主體建設，正在進行内裝修；配套建設了衛生院、幼兒園、村委會、文化活動廣場等公共服務設施；規劃安置邢家溝門村從山溝搬出的408戶、1346人，含建檔立卡貧困人口1076人，非貧困同步搬遷270人。
邢家溝門村全體村民搬出後，位于狹長山溝的舊村采用“打捆包裝，綜合開發”的具體發展方案。過去交通不便，發展不快，卻保護了山溝裡面的生态環境，故全村搬出後舊村就可以大力發展觀光休閑的生态旅遊，也可依托舊村中原有石佛寺的區位優勢，發展文化旅遊項目，其中重要的是安置貧困村民就業，增加收入脫貧。山溝裡的土地，通過流轉集中發展效益較高的經濟作物，通過發展特種種植産業帶動脫貧272戶、882人。其中種植金銀花1500畝，年利潤200萬元，帶動搬遷貧困戶109戶、327人，年人均增收6116元；建設休閑采摘園，種植珍珠油杏2500畝，年利潤500萬元；種植其他幹鮮果品3000畝，年利潤200萬元，帶動搬遷貧困戶163戶、489人，年人均增收14315元；通過組織貧困戶流轉土地得租金、參與勞動得薪金、轉讓融資貸款權得股金，即“三金合一”方式，帶動脫貧218戶、654人，年人均增收10300元。另外，通過技能培訓、勞務輸出帶動脫貧47戶、125人，年人均增收21000元；最後通過社會保障救濟兜底25戶、69人，保障标準3540元/年/人。
點擊“安純溝門安置點”
安純溝門安置區位于安純溝門村東側，以聯合多村共同建設新鄉鎮為特色。區内共建設六層樓房29棟，占地面積173畝，總建築面積7.7萬平米，總投資20366.51萬元；建築戶型根據需求面積大小有多種，分别為50平米、75平米、100平米、125平米、150平米。安置區内同步配套建設了派出所、村委會、幼兒園、衛生室、活動中心等公共服務設施4500平方米。目前，已完成樓房主體建設，正在進行内裝修。計劃安置全鄉11個行政村、30個自然村，713戶、2474名搬遷群衆，其中包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1856人，非貧困同步搬遷人口618人。
安純溝門安置區采取聯村并建新城鎮的方式，是以聯村産業合作綜合開發為基礎的，此區依托現代循環農業區的優勢，成立多村聯合發展企業組織，将易地扶貧搬遷與農業産業發展、溝域經濟發展相結合。其中東方宏潤公司投資0.5億元，建設西雙栅子2000畝果藥間作精品示範園，帶動搬遷貧困戶123戶、488人，年人均增收7540元；北京中融藍天公司投資4.5億元，建設萬頭毛驢養殖屠宰深加工項目，帶動搬遷貧困戶165戶、594人，年人均增收14876元；承德妙萊恩公司投資0.5億元，建設康大窪養殖種植旅遊項目，帶動搬遷貧困戶82戶、295人，年人均增收6210元；在聯合發展中，動員并組織貧困戶流轉土地、參與勞動、轉讓融資權利，使其通過獲得租金、薪金、股金即“三金合一”方式，帶動貧困戶330戶、1188人，年人均增收10300元。總之，通過産業發展措施脫貧370戶、1377人。另外，通過技能培訓、勞務輸出脫貧88戶、286人，年人均增收21000元；通過保障兜底31戶、89人，保障标準3540元/年/人。
點擊“兩間房鄉安置點”
兩間房安置區位于灤平縣南部兩間房鄉鎮所在地，距縣城30公裡，距北京150公裡，以将分散在周圍各村貧困人口集中安置在現有小城鎮駐地為特色。區内建設了一棟六層安置樓房，占地面積六畝，建築面積6060平方米,總投資1428萬元；建築戶型面積分别為75平米、100平米、125平米。計劃安置兩間房鄉六個行政村的254戶、885人搬遷人口，其中一期搬遷群衆已入住，已經安置60戶238人，含建檔立卡貧困人口202人。二期還在建設中。
兩間房鄉安置區的遷移居民來自周圍多個村落，所以，各村采取了不同的開發辦法。貧困人口比較集中的村子采取了“美麗鄉村綜合開發”模式,辦法是由政府、集體、農戶三方成立合作社，将搬遷後空置房屋收歸集體，将原有房屋評估作價統一管理，并引進北京海德公司合作開發民俗旅遊項目，按照資産收益扶貧模式，将收益按照政府-集體-農戶3:4:3的比例分成。目前搬遷後空置房屋60處，按每處年均收入5000元計算，房屋使用年限30年，共可獲得收益900萬元，政府、集體、農戶三方分别可獲得270萬、360萬、270萬元的收益，折算為每年人均搬遷貧困人口可增收400元。另外，兩間房鄉還引進承德禦龍谷國際旅遊區項目，投資60億元。依托“金山嶺•唐鄉”和山知話茶廠，利用黃芩尖、葉制造養生茶，發展鄉村旅遊和黃芩産業；引進濟世中藥茶廠一家，建成采摘園三個，帶動搬遷貧困戶54戶、202人脫貧。
各搬遷扶貧安置區的政策共性與差異
灤平縣不同村鎮實施易地扶貧搬遷，是在各級政府的主導下統一推動的，所以各村鎮在具體規劃過程中使用的優惠政策，都是國家統一的扶貧搬遷政策，即按照《全國“十三五”易地扶貧搬遷規劃》和《河北省“十三五”易地扶貧搬遷規劃》相關規定，即凡符合條件的搬遷貧困戶均享受5.7萬元/人（非貧困同步搬遷戶為5萬元/人）的補貼，用于易地搬遷住房及配套設施的建設，按照實際建設标準，貧困戶的自籌款項一般為0.3萬元/人（其他同步搬遷戶為一萬元/人）。即基本政策是統一的、相同的。
但在各村鎮具體實施過程中，又有結合當地情況的差異創新。比如在“選房分房”順序等可能産生争議的具體搬遷過程中，邢家溝門安置點由于房屋裝修采取各自付費統一施工的方式，故其選房方法主要采取按照自籌款項的上交順序及标準，即“早交錢早選房”的方式來實施房屋分配。而兩間房鄉安置點由于裝修也由鄉鎮統一出資完成，故房屋分配主要采取“抽簽+自願協商”的方式，即經全體搬遷戶确定并同意，全部貧困戶均參與符合自家條件的小組，通過抽簽來自主決定房屋分配，對抽簽結果不滿意者則可通過個别協商進行調換，隻要調換雙方同意即可。這裡，不管采取哪種實施方式，一個明顯的特點是由村委會組織村民自主協商制定具體方案，各級政府部門隻做原則指導，隻參與制定選房分房的規則并實施監督，隻提“和諧搬遷、群衆滿意”的大要求，盡可能不直接幹預實施過程。此舉明顯減少了選房分房過程中的糾紛，提高了貧困居民的滿意度，使易地扶貧搬遷的各個環節都令群衆滿意。
再比如，在籌集和安排新安置區建設的“配套費用”時，各鄉鎮根據各自實際情況也有差異。邢家溝門安置點由于是位于交通幹線附近的新建搬遷區，涉及較大規模新建配套設施，需要搬遷戶在補償款或自籌款項中支付一部分配套基礎設施建設費用，并且還需自費裝修；而兩間房安置點是在鄉鎮成熟小區基礎上改建、擴建，故支付配套費用較少，便可将更多款項用于搬遷房屋裝修，進一步改善住房條件。當然，不管是屬于哪種情況，均是在政策規定範圍内，盡可能保證了搬遷貧困戶的利益的做法。
此外，在房屋建設的成本及質量标準和各種數量指标上，各鄉鎮安置點在落實國家有關成本和面積的統一規定之外，都在充分協商的前提下，保留了合理的差異。比如都考慮了多人戶與少人戶的戶型與面積的不同需求，特别是針對貧困人口和同步搬遷非貧困人口經濟條件差異，适當考慮到不同群體住房的需求差異。這些差異在不同安置之間，可能更大些。但整體上，在嚴格遵循貧困人群“不能因搬遷而負債”的原則下，通過政府指導下的各種内部協商，建設可供選擇的多種類型易地搬遷房，較好地滿足了各方面需求特别是貧困群體的多種需求。
創新小城鎮化脫貧模式，通過易地扶貧搬遷城鎮化實現扶貧脫貧
國際經驗表明，快速大型城市化曆程引發的房屋和社會服務過度開發、犯罪率上升、污染嚴重和人滿為患等社會成本，正逐漸消解着過去城市化引緻的種種好處。世行前行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質疑大城市的作用，指出城市規模過大以至于任何位置上的經濟性都會被擁擠成本所擠占。改善一個國家城市的交通狀況所花費的成本，比維持一個巨型城市體要小不少。在相同情況下，如果工人是流動的，大城市裡相對高的收入和高生活費用，使其不會比同等學力、經驗、能力和健康狀況的小城市裡的工人生活更好，因為雖然後者比前者收入低，但其生活費用也低。世行的研究所表明的是，與其一味擴大城市規模，不如通過發展交通使各小城市相互連接，一方面是可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在同等條件下小城市的生活狀态可能好于大城市。
灤平縣各種易地搬遷扶貧項目的實施證明了這些經濟學道理。藉易地扶貧搬遷之契機，灤平縣各安置點充分利用國家安排的扶貧搬遷專項資金，整合其他相關資金，通過規劃和具體組織和實施搬遷行為，基本上按照變多村為一鎮、變分散為集中、靠近交通幹線、轉移至地方性行政中心附近、融入現有成熟小區而擴建等目标，實現了人口和基礎設施在空間上的集聚、集中，降低了公用基礎設施分散投資的成本，并同時提高了公共設施和服務的使用效率，促進了資源的優化配置，實現了增收途徑多元化，融合了多種扶貧方式，有效地實現了穩定可持續脫貧；人口集聚、空間城鎮化，又為人的城市化及更長遠的人的現代化，提供了空間及物質載體，從而是一種較為有效的小城鎮化模式。
這種小規模城鎮化模式，從根本上不同于城鄉之間人口自發地流動而形成的“趨向大城市”的城鎮化。在中國過去自計劃經濟體制中長期形成并持續至今的城鄉二元體制下，城鄉居民的生産、生活及思維方式均存在較大差異，由此在短期内形成的快速的勞動人口流動必将引發一些社會問題。比如，短期内城鄉勞動人口流動可能出現生活方式、文化交流上較大的社會排斥問題，更重要的是在給流入城市帶來住房緊張、交通擁擠、就業競争、環境惡化、高犯罪率等問題的同時，對作為流出地的農村地區也會産生諸如土地撂荒、空巢老人、留守兒童及空心村鎮等經濟和社會問題。然而，通過以上介紹的從中國扶貧實踐中創造出的各種易地扶貧搬遷項目的實施，完全可能實現人口向縣域甚至更小範圍内的行政中心、經濟中心及交通節點的集聚、集中，即實現小規模城鎮化。這種小城鎮化，一方面因其距離各自原來的村鎮不是很遠，留得住“鄉愁”，小城鎮中相近的生産、生活及思維方式能夠減少社會排斥，使流動人口能夠更好地融入當地并被當地接納；另一方面，同樣重要的是，可以緩解農村勞動人口過快流向大城市而産生的上述各種“大城市化傾向”的問題，如住房、交通、環境、社會秩序等等問題都可能易于解決，同時不同于大城市吸引有能力的勞動力的聚集，縣域小城鎮則集中的是普通人口特别是貧困人口，所以老人、婦女、兒童孤獨問題，土地荒蕪及村落荒廢問題也不會存在。
另外，從建設成本看，不同規模的城鎮，更是不可同日而語。灤平縣通過易地搬遷形成的各個小鄉鎮、城鎮中，有多數是借助地方行政中心、交通樞紐地較完備的基礎設施，從而可以大大降低城市化的投資成本，提高公用基礎設施利用效率，很大程度上擴大了地方公共服務的範圍，實現脫貧減貧。
通過易地扶貧搬遷，創造性實現穩定可持續脫貧
傳統或落後的村居往往也是傳統或落後的生産、生活方式的集聚地。農村落後生産方式的一個集中體現就是狹小的生産規模限制了明确分工和現代技術在生産過程中的應用，生産要素組合簡單地表現為勞動力同土地、原材料等初級生産資料的結合，間或也涉及少量的前期資本投入，但局限于單純的資金“借”與“還”，與現代企業制度中司空見慣的“股份”資本不相關；受限于農村有限的生産規模，許多農村的生産環節涉及“全産業鍊”，包括最初的原材料投入到中間品的加工，以及最終産品的産生，往往由一個生産單位完成，缺乏各個生産環節在不同生産單位之間分工協作，也沒有中間商等等。這顯然有悖于通過分工專業化提高生産效率的經濟學理論。
灤平縣通過并借助國家實施易地扶貧搬遷這一政策，引入與當地情況相适宜的生産性或服務型企業，使貧困勞動力的就業市場發生了變化或轉變，打破固有要素組合方式及生産方式，即打破低收入貧困循環，為生産要素的優化重組和減貧脫貧提供了條件。一是部分貧困勞動力通過土地流轉同原來的農業相分離，參與到與農業隻有較少關聯的非農業生産活動中，從而使貧困人群與現代資本要素相結合。例如安純溝門安置點為貧困農民開辦了養殖屠宰廠、種養旅遊項目，兩間房安置點興辦了生态旅遊項目及茶、藥加工廠，邢家溝門安置點開展生态旅遊項目等為貧困人口實現就業等等。二是部分仍未脫離農業生産的勞動力，也将流轉土地與現代技術要素相結合，使其從原有低産量和低效益糧食種植，轉移至有較高經濟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經濟作物種植。例如邢家溝門為貧困群體開發的金銀花、珍珠油杏等經濟作物的種植等等。三是村民的土地、房屋等資産，搬遷後與資本相結合，變成了産生收益的資本。如邢家溝門村規劃将村民搬遷後閑置房屋，進行評估作價、統一管理，參與民俗及旅遊項目開發中；兩間房鄉安置點将貧困戶的土地、荒山統一進行流轉，投資于海德公司開發的民俗旅遊項目及承德禦龍谷國家旅遊項目，實現土地與資本的結合為貧困戶帶來股金。四是易地搬遷後當地閑散勞動力與服務業相結合，催生當地第三産業的發展，使農民具備了就近兼做服務業的可能，實現了居民收入的多元化。五是在各級政府主導下實現了貧困人口從事金融活動。貧困農戶向開發企業讓渡優惠貸款權，并轉化為企業股權，這就使貧困勞動力與金融相結合，實際上是一種“金融扶貧”的具體表現；不僅如此，前述農民土地、房屋的資本化都是金融活動，村民得到的租金收入、承包費、收益分紅、“股金”收益等等都是資産性收入，超出了舊時農村基于“人情社會”所形成的資金借還關系，可以看成是易地搬遷引緻的貧困人口與金融活動相結合的擴散和傳播。
圍繞易地搬遷開拓多項扶貧舉措，激發貧困人口的内生動力，實現持續扶貧脫貧
“十三五”期間開展易地扶貧搬遷項目的直接作用，是對符合條件的農村貧困人口實施以住房救助為主導的社會救助。社會救助在社會保障體系中發揮着托底線、救急難的作用。從國際上社會救助的操作經驗來看，現金救助占比趨小，項目救助占比趨高，目的旨在通過減少現金救助來降低救助對象的福利依賴，而通過項目救助激發救助對象的自我發展能力。這與扶貧工作目标是一緻的。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在扶貧減貧過程中應該擺脫“等靠要”思想，摒棄“等人送小康”的心态，即應當更多地激發貧困群體的内在脫貧動力。為此就需要有關政府部門充分發揮職能，圍繞易地扶貧搬遷的實施而為貧困群體創造多種條件。
灤平縣在實施易地搬遷安置工作時，避免了早先“一搬了之”的短期救助作法，注重将“搬得出”與“穩得住”、“能緻富”緊密結合，認為“搬得出”隻是初步，“搬得出”還需“穩得住”，否則即前功盡棄；而要“穩得住”就得有活兒幹有就業，從而才能夠逐步緻富，因此必須利用易地搬遷創造的新環境，開拓多種扶貧舉措達到持久脫貧并逐步緻富，特别要增加貧困人口的工資性收入或更加廣泛的收入多元化，因為這是使貧困人口擺脫貧困的直接動力也是長期途徑。灤平縣的各種模式中都注重在安置點上開發與當地經濟社會條件、勞動者技能相匹配的産業，同時對有勞動能力和就業意願的貧困群體，提供技能培訓和就業信息、渠道，為搬遷群體提供各種就業機會，從而使搬遷人口的内在脫貧動力與新環境呈現的脫貧條件對接，實現穩定可持續脫貧。
灤平縣注重易地搬遷與安置就業及産業配套，并将其作為提升貧困群體自身動力和完成脫貧的關鍵，從而也是脫貧攻堅能否成功的關鍵。以各個安置點上開發各種旅遊項目為例，整個承德市作為京津水源涵養區，必須妥善處理經濟發展與生态保護的關系。國家要求，“加快建設京津冀水源涵養功能區，同步考慮解決周邊地區的貧困問題。”處理好生态發展與扶貧脫貧的關系，是關系貧困人口持續脫貧并逐步緻富的大問題。在這樣的限制條件下，很多貧困村民束手無策，沒有了脫貧的内在動力。灤平縣在實施易地搬遷時，經過專門研究，采取了生态保護與扶貧項目相協調的策略，注重選擇和引進與涵養水源、森林資源、綠色生态保護相一緻的配套産業。比如灤平縣各種易地搬遷模式都圍繞生态旅遊做文章，為當地居民提供符合比較優勢的服務性工作崗位，增加了居民工資性收入，客觀上降低了居民返貧風險，提升了貧困人口内生脫貧的動力及穩定可持續性。
例如兩間房鄉安置點開發了民俗旅遊項目、禦龍谷旅遊項目，引進資金65億元人民币，建設以當地頗具特點的皇家文化為底蘊的行宮、酒店等服務設施，并圍繞新環境體驗區建設中國國内最大的特色木屋、石屋群，吸引北京周邊、全國乃至國際高端度假養生人群彙聚于此，提升本地的文化氛圍和知名度；建設集吃、住、行、遊、購、娛為一體的新服務聚集區，輻射周邊金山嶺、古北水鎮、承德等地區，打造京承高速旅遊帶的接待中心，促進兩間房鄉的文化旅遊産業發展，預計将大量增加貧困人口的就業與收入。邢家溝門村吸引開發公司，對搬遷後閑置房屋統一管理、規劃，結合當地植被良好的特點，發展融生态保護于一體的特色旅遊；安純溝門安置點發展了循環農業項目、養種旅遊項目；邢家溝門則開發了石佛寺旅遊開發等，都是結合當地既有資源的生态友好型項目，實踐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又為當地勞動力提供了就業機會和崗位。灤平縣在三個安置點均為充分利用當地優勢資源，吸引外來企業，帶動經濟發展，共安置貧困人口就業2565人，增加了收入多元化，其中工資性收入增長幅度最大，有效緩解貧困甚至脫貧，實現發展和脫貧的可持續。
通過易地扶貧搬遷整合多方參與，在政府主導下将扶貧搬遷嵌入當地發展規劃，實現整體扶貧開發和整體脫貧
貧困問題是一個涉及多方面的經濟社會現象，不是孤立的個别問題，也不可能與其他問題剝離開來。緩解貧困是地方經濟發展中多項任務之一；而貧困的緩解也能夠促進地區經濟發展。因此，扶貧脫貧必須融入地區經濟發展中，吸引社會各方共同參與并積極互動。灤平縣實施的易地扶貧搬遷工程，就是在政府主導下成功吸引有關多方面參與的結果。各種易地搬遷扶貧項目的主導組織者主要都是當地縣、鄉級政府，及其專設的扶貧脫困部門；同時，灤平縣在實施易地扶貧搬遷項目過程中，通過各級政府的支持及農戶收益分成壯大了集體經濟，集體項目既發揮示範效應，也顯示了引領作用，還直接支持了各種易地搬遷項目的實施。當然，直接參與主體是符合搬遷條件的各類貧困人口及非貧困同步搬遷人口；搬遷實施中做出貢獻的主體還包括安置區的規劃、建設者，資金提供者包括有關銀行和保險機構等等；而搬遷後續發展的參與者包括各類産業項目的開發主體以及社會資本協作方。很顯然，灤平縣易地扶貧搬遷不是簡單的“被動”項目實施；而是系統的“主動集群優勢”的集中體現，其中起關鍵作用的是當地政府方面的主導作用。
各級有關政府部門，從為人民謀利益的初心出發，把易地扶貧搬遷作為當地經濟發展的重要内容，吸引各方面共同參與，實現整體開發與持續脫貧，形成了政府主導下的系統性社會工程。這是灤平縣各種搬遷模式的共同做法。政府部門包括村集體參與了從前期宣傳動員、規劃選址，到過程中招标建設、設施配套，以及後期搬遷方案、産業發展等等各個實際環節；既要組織貧困群體參與易地搬遷，同時又要代理搬遷人口吸引社會資本參與，各重要環節都發揮重要作用。當然政府的主導作用不是代替，核心還是扶持、支持貧困人口自主實現減貧脫貧，隻在必要的環節進行必要的導向性支持。
換而言之，易地搬遷前原有生産方式及要素組合發生變化及改變時，新生産方式及内部要素重新組合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期間産生的摩擦往往需要政府進行積極協調；而新的生産方式同新的要素組合的結合，更需要政府扮演重要協調角色。
結語
總的來說，灤平縣在推進精準扶貧脫貧的過程中，已經因地制宜地創新出多種特點不同的易地搬遷扶貧模式，各種模式都體現出一種新型小城鎮化模式，都有利于帶來生産要素的重新組合，都注重了激發貧困群體的内生脫貧動力，都是在政府主導下動員社會有關方面的力量實現的結果，因而都是有益且有效的嘗試，有利于通過易地扶貧搬遷實現減貧脫貧，以及更長遠的脫貧緻富。其基本的做法如下：
一是開展易地扶貧搬遷工作時必須注重因地制宜，結合地方實際，以最小化搬遷糾紛，最大化群衆滿意度，來設計搬遷方案，實施安置計劃，形成各具特點的易地搬遷扶貧方案；二是必須将易地搬遷扶貧與當地經濟長遠發展即城鎮化發展的趨勢相結合，要有利于貧困人口建立與原世代居住地方的聯系，有利于搬遷居民記得住情感“鄉愁”，還要考慮搬遷成本的規模及可行性；三是必須切實解決搬遷人口遷移後的就業及生産發展問題，這是易地扶貧搬遷能否實現脫貧成效穩定可持續的内在要求，多途徑統籌解決就業及收入增加問題，才能真正實現“穩得住”和“能緻富”；四是必須結合當地實際情況考慮配套産業的招商引資，結合當地貧困勞動力的實際情況來進行産業選擇和布局，處理好農業與後續産業、農用地（包括耕地、原地、林地、牧草地等）與開發建設用地、農民向産業工人（包括二産和三産）轉變的關系，處理好生态環境與産業發展的關系，杜絕借扶貧之名行房地産開發之實的行為；五是必須注重實現貧困戶内生發展的自生力，實現脫貧穩定可持續的目标;六是必須注重發揮各級政府部門包括村集體經濟的主導性作用，使其吸引全社會有關方面共同參與各種易地搬遷項目，融合各方面力量，這才是各種搬遷模式取得成效的關鍵，當然要防止政府部門全部包辦代幹，傷害了貧困群體的内生脫貧積極性等等。
誠然，灤平嘗試的各種模式還是初步的，仍需進一步總結和探讨，在有些方面也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問題，比如實施成本及可持續性方面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更有待于實踐，更需充分進行。因此，各地都要實事求是地結合各地區情況及資源環境約束來借鑒和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