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扶貧工作經曆了五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從農村體制改革扶貧（1978到1985年）、國家開發扶貧（1986到1993年）、國家扶貧攻堅計劃（1994到2000年）、新世紀農村扶貧開發計劃（2000到2010年），到2013年施行至今的“精準扶貧”。所謂“精準扶貧”，是相對于“粗放式扶貧”而言的，指針對不同貧困區域環境、不同貧困農戶狀況，采取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的方式，運用科學有效的手段對扶貧對象實施精确識别、精确幫扶、精确管理的治貧方式。
“精準扶貧”工作的政策土壤
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到湖南湘西考察時首次做出了實施“精準扶貧”的重要指示。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治國理政方略中對新時期扶貧工作的積極應對和正确指引，是新時期中共和國家扶貧工作的精髓和亮點。
2014年初，中共中央和政府進一步完善了“精準扶貧”的頂層設計。
2014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全國“兩會”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實施“精準扶貧”，瞄準扶貧對象進行重點施策。
2015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貴州就加大推進扶貧開發工作進行了全面闡述。
2015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上強調，中國扶貧攻堅工作實施“精準扶貧”方略，增加扶貧投入，出台優惠政策措施，堅持中國制度優勢，注重“六個精準”，堅持分類施策，因人施策、因地施策、因貧困原因施策、因貧困類型施策。通過扶持生産和就業發展一批、通過易地搬遷安置一批、通過生态保護脫貧一批、通過教育扶貧脫貧一批，通過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廣泛動員全社會力量參與扶貧。
2015年12月，國務院扶貧辦提出，“精準扶貧”和“精準脫貧”是脫貧攻堅的基本方略。實現貧困人口如期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必須實施“精準扶貧”和“精準脫貧”基本方略，改革現行扶貧思路和方式，變“大水漫灌”為“精準滴灌”、變“輸血”為“造血”、變“重經濟增長速度”為“重脫貧成效”。“精準扶貧”和“精準脫貧”的基本要求是“六個精準”和“五個一批”。“六個精準”是指扶貧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五個一批”是指發展生産脫貧一批、易地扶貧搬遷脫貧一批、生态補償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整體來講，是要鎖定目前七千多萬農村貧困人口，建檔立卡，分類施策，不留鍋底。
“精準扶貧”工作的核心要點及實施路徑
“精準扶貧”工作的核心要點在于“兩個精準、一個精細”。首先要精準分析貧困根源。要做到精準分析一個地區、一個群體甚至每個貧困人口的緻貧根源，不能大而化之，而是通過深入的考察，準确掌握到底有哪些因素導緻了當地人群的貧困。通俗地說就是“張家長、李家短都要做到心中有數”。同時，在開展“精準扶貧”工作時要防止兩種誤區，一種是将“精準扶貧”僅僅理解為扶貧幹部和對口扶貧單位針對一家一戶進行支持，給錢給物，促其快速脫貧；另一種是在深入分析貧困根源、做好入戶調查和數據采集工作時出現的“形式主義”，以防對扶貧幹部以及貧困人群造成過于繁冗的工作量或産生過高的調查成本。真正的“精準扶貧”，不僅要找到數據，更要精準分析數據背後的緻貧根源，看看哪些原因是普遍性的、面上的、共性的；哪些原因是個體性的、特殊性的、點上的。對于共性的因素，要在整個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制度創新上下功夫，而對于特殊性的因素，要有針對性地進行幫扶，通過民政、社會各股力量有效解決。
二要精準施策。習近平總書記在指導扶貧工作時強調，“要增加資金投入和項目支持，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因鄉因族制宜、因村施策、因戶施法，扶到點上、扶到根上。扶貧項目安排和資金使用都要提高瞄準度，不要大而化之、撒胡椒面，更不能搞不符合當地實際的面子工程”。這就要求我們在開展“精準扶貧”工作中要因地制宜，不要一刀切，要因人因地施策，因貧困原因施策，因貧困類型施策。對不同原因、不同類型的貧困采取不同的脫貧措施，對症下藥、精準滴灌、靶向治療。舉例而言，有勞動能力的，可以通過生産扶持和就業幫助實現脫貧；“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的地區，可以通過易地搬遷實現脫貧；喪失了勞動能力的，可以通過社會保障實現兜底扶貧；因病緻貧的，則需要通過醫療救助幫扶脫貧。
三是對扶貧對象的精細化管理。開展“精準扶貧”工作很重要的一點是要針對扶貧對象進行精準化管理，做到對各種資源的使用準确到位。以民族地區的“精準扶貧”工作為例，習近平總書記曾提到，“貧困民族地區群衆更期盼的是雪中送炭。要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瞄準特困地區、特困群體、特困家庭，扶到點上、扶到根上、扶到家庭，力争用五到十年時間實現民族地區貧困家庭和困難群衆穩定脫貧。”要做好精準化管理，需要做好各種人、财、物的配置、各種制度措施的落實，從而達到扶貧的精确性、有效性。習近平總書記将其總結為“六個精準”，即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第一書記）精準、脫貧成效精準，要求各個地區都要在這幾個“精準”上想辦法、出實招、見真效。
金融支持“精準扶貧”的模式分析
據統計，2013至2017年間，中央和省級财政專項扶貧資金累計投入4612億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2787億元，省級财政累計投入1825億元。根據國務院扶貧辦測算，到2020年，脫貧攻堅融資需求高達四萬億元。可以看出，扶貧工作尚具有較大的資金缺口，單單依靠政府财政的力量遠遠不能滿足“精準扶貧”的需求，需要金融機構積極參與，通過投融資模式創新，引導金融機構資金有效、有序支持“精準扶貧”。
以商業銀行為主體的傳統金融“輸血型”模式
所謂以商業銀行為主體的傳統金融“輸血型”模式，指在政府的引導下，以傳統的商業性金融機構為主，向貧困地區、産業、貧困戶提供資金的扶貧模式。這種模式的具體措施和目标主要包括以下幾點，一是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改造，商業銀行增加其在貧困地區的金融網點，降低金融服務的交易成本；二是貨币當局定向降低涉農貸款利率或通過降低商業銀行、信用社、政策性金融機構等涉農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使金融機構資金成本降低，從而使農戶獲得較低利率的貸款；三是政府通過财政進行貼息或風險代償，以降低金融機構的風險。
這種模式在中國不同時期的扶貧工作中運用最為普遍和廣泛，包括救濟式扶貧、開發式扶貧、大規模針對性扶貧和重點攻堅扶貧，以及後來基于發展能力提升、發展差距縮小為目标的扶貧，在當時特定的經濟環境下，曾起到過積極的作用。但随着扶貧工作進入“精準扶貧”時期，這種傳統的“輸血式”模式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一是商業性金融運行的基本原則是市場化原則和商業化原則（追求利潤最大化和風險最小化），與扶貧工作的目标存在差異。
商業銀行提供給扶貧對象的信貸資金往往會面臨風險大、收益低、資金周轉慢等不利因素，這與金融機構所追求的“收益最大化”的目标背道而馳。從成本收益角度來看，由于商業銀行面對大小客戶的貸前調查、貸款評審、和貸款發放時所需要付出的成本是一樣的，在以利潤為目标的考核機制下，其傾向于更具有“性價比”的業務，即選擇與有政府背景的企業、央企、國企或是其他大企業進行合作。因為扶貧對象的貸款筆數多、單筆貸款金額較小等特征，導緻商業銀行可從中獲取的利潤回報與大客戶存在着較大差異，商業銀行進行金融扶貧的成本收益出現倒挂，使得金融機構參與金融扶貧的主動性不斷降低。
二是貧困地區的信用體系建設落後。
從貧困地區貸款申請者的角度來看，貧困人群大都受教育程度不高，“等、靠、要”的觀念嚴重，盡管商業銀行的業務申請流程已經趨向人性化的方面改進，但審批周期過長、需落實擔保等複雜而繁瑣的步驟仍然會讓許多民衆望而卻步；而貧困人群相較于有穩定收入，有資産擔保的群體來講，獲得貸款的可能性也相對較低。
從金融機構的層面看，由于貧困地區人口的信用觀念、信用意識淡薄，違約成本過低，導緻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有錢不敢投的現象屢見不鮮，甚至還出現了本地吸儲、外面放貸的現象。站在金融機構風險控制的角度而言，扶貧對象大都處于老、少、邊、窮地區，與經濟發達地區貸款者相比普遍缺乏信用記錄。扶貧地區的小微企業自身實力不強，能為銀行提供的信用結構較為薄弱，大多無法提供有效的抵、質押物，導緻金融機構在貸前評審、貸後管理等環節難以審查評價借款主體的真實資産情況、收入情況和盈利能力等。這種金融機構和貸款對象兩者之間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性，成為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的易發點。從借款者的還款能力來看，金融“精準扶貧”的重點是農村貧困地區，相較于經濟發達地區，這些地區的自然資源較為匮乏、地理位置較為偏遠、自然環境也較為惡劣、基礎設施薄弱、文化教育發展滞後、配套設施缺失，而且貧困戶大多處于傳統農業領域，生産經營受氣候等自然環境的影響較大。加之農業作為弱勢産業，具有整體效益低下、盈利空間有限、農産品價格波動大、抵禦市場風險的能力弱等特點，導緻貧困農村地區借款人還款能力較弱。在當前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金融機構規模頭寸趨緊的情況下，供需雙方信息不對稱，貧困人群在獲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支持時的違約率高等現實情況成為了金融機構涉足“精準扶貧”領域的重要制約因素。
對于“輸血型”模式而言，由于扶貧業務的利潤較為微薄，商業銀行在扶貧領域的信貸産品開發上積極性不高，從激勵的源頭上缺乏創新意識。一旦出現壞賬，向政府申請扶貧貼息時存在一定的時間成本，手續繁瑣、效率不高，并且還存在個人績效挂鈎、壞賬問責機制等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商業銀行現有的金融産品在金額、期限、利率、貸款用途等方面的匹配上無法滿足金融扶貧所需。
開發性金融支持“精準扶貧”模式
所謂開發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的深化和發展，以服務國家發展戰略為宗旨，以國家信用為依托，以市場運作為基本模式，以保本微利為經營原則，以中長期投融資為載體，在實現政府發展目标、彌補市場缺失、提供公共産品、提高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熨平經濟周期性波動等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和作用，是金融體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開發性金融是傳統政策性金融的深化和發展。“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要健全商業性金融、開發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補充的金融機構體系。作為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創新确立的一種重要金融生态，開發性金融通過“融制、融智、融資”的扶貧策略和“易地扶貧搬遷到省、基礎設施到縣、産業發展到村（戶）、教育資助到戶（人）”的工作思路和方法，穩妥處理好業務發展、風險防控和扶貧效益的關系，真正做到金融的可持續扶貧，在“精準扶貧”工作上有着自身獨特的優勢和作用。
一是奔赴最基層，向貧困地區派駐扶貧金融專員。扶貧金融專員指根據脫貧攻堅工作特定需要，派駐到全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和國家級貧困縣所在地市，專職從事金融扶貧工作的幹部。這些幹部作為金融政策的宣傳員、扶貧開發的規劃員、銀證合作的聯絡員，深入貧困地區一線開展工作，以提高扶貧的精準性和有效性。僅2016年，就有183名來自國家開發銀行的扶貧金融專員肩負脫貧攻堅的光榮使命奔赴全國174個貧困地、市、州。這些專員經過精挑細選，都是政治素質強、專業水平高、作風能力過硬的業務骨幹。他們從規劃編制、信息服務和融資模式設計等方面為貧困地區提供咨詢服務，深入鄉村、農戶、農（牧）民了解情況，記錄當地群衆實際問題和需求訴求，建立政府、銀行和扶貧開發項目間的橋梁紐帶，擔當起“宣傳員、規劃員和聯絡員”的職責。
二是采取“省負總責”的融資模式支持貧困地區易地扶貧搬遷，讓百姓安居樂業。開發性金融創立以省級投融資主體為貸款對象，協助22個省建立省級扶貧開發融資主體，系統研究提出“易地扶貧搬遷”投融資主體的運作機制，為建檔立卡搬遷人口提供及時、足額的信貸資金，将安置房金額、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搬遷目的地産業發展以及搬遷群衆職業發展統籌考慮，努力讓搬遷群衆就地、就近就業，由省級借款主體“統一貸款、統一采購、統一還款”。這一模式的提出，不僅能夠融資支持扶貧地區的經濟發展，還能促進整個市場和制度建設，對實現脫貧攻堅，特别是推進“精準扶貧”能産生更大的推動力和發揮長期效應。
三是創新“四台一會”融資模式支持産業扶貧。動員各方力量、共同參與“精準扶貧”，共同參與項目篩選、貸款發放、貸款監督、風險防控的環節。“四台一會”是指管理平台、統貸平台、公示平台、擔保平台和信用（行業）協會這五類機構一起為扶貧貸款發揮作用。這一模式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傳統輸血型扶貧模式的不足，其通過信用建設協作，精準補足信用建設短闆，豐富了“精準扶貧”的支持手段。這種模式依托當地政府的組織優勢，開發性金融協助政府規劃主要産業和優勢産業，采取批量的貸款申請、管理、發放模式，用批發方式解決零售問題，大幅提高融資效率，以體制機制建設防範風險，整合群衆參與民主監督，以系統合力建設市場，形成基層社會化的風險防範組織體系，打通“精準扶貧”的“最後一公裡”。此外，東西部扶貧協作是黨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赢脫貧攻堅戰的大戰略、大舉措、大布局，支持産業發展協作也是東西部扶貧協作的重要工作之一，将東部地區的優勢與開發性金融的優勢和貧困地區資源禀賦相結合，以龍頭企業為主要抓手，促進産業發展對接。
四是以教育扶貧實現金融對“精準扶貧”的長期效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2005年，開發性金融為中國能夠實現“人人享受平等融資權”和“教育公平”的社會目标，在無商業性金融願意主動開展助學貸款業務的背景下，積極探索和建立助學貸款模式，由政府主導，财政貼息，将政府和教育部門的組織優勢與開發性金融的融資優勢相結合。經國務院批準，開發性金融助學貸款模式在全國推廣，随後又創新開發了“生源地信用助學貸款”業務品種，貧困學生可在家門口辦理助學貸款，打破了生源地和就學地的隔離，方便了受資助的貧困家庭。2010年，助學貸款還與支付寶合作，借助互聯網大平台優勢，建立起一套電子化管理系統，方便學生通過網絡申請和償還貸款，并與征信系統、芝麻信用體系、公安部戶籍管理系統、教育部的學籍管理系統建立了接口，大大提高了貸款發放和本息回收效率。
共享金融支持“精準扶貧”模式
共享金融支持“精準扶貧”模式是進入“互聯網+”時代後衍生出的新型扶貧模式，是線下資源“線上化”、“效率化”、“普及化”的集中體現。
通過共享模式，讓“人人均可享受金融精準扶貧服務”成為可能。共享模式的核心在于“去中介化”，在金融扶貧的模式下，共享金融借助技術手段，打破必須從傳統金融機構處獲得資金和相應的資源的傳統模式，直接從資金閑置方獲得貸款，與當地生産要素進行結合，創造新的價值。資金供需雙方直接通過平台進行對接，綜合利用各種技術手段降低供需雙方的信息不對稱性，提高資金融通的效率，也有效降低了資金的成本。同時，共享平台的資金來自全國各地，不占用當地扶貧資金總量，這也為提高當地扶貧容量提供了可能性。
在實踐層面，在智能手機普及的時代大背景下，螞蟻金服等互聯網金融公司已率先利用大數據和手機APP引導農村地區扶貧對象培養金融意識和理财意識，用“去中介化”的平台模式推動普惠金融向縱深發展。
共享模式不但降低了貧困人群融資的門檻，解決了“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也提升了金融扶貧的整體效率，實現了社會資源的優化組合及再分配，将“輸血”變為“造血”，讓金融扶貧可以長效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