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貧攻堅戰是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堅戰之一，直接關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标的實現。中國深度貧困地區大部分既是重點生态功能區，又是生态脆弱區，如何轉型發展一直是困擾貧困地區的重大命題。習近平總書記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重要理念，生動形象地闡明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辯證關系，為實施生态扶貧指明了方向，為貧困地區脫貧發展提供了切實可行的路徑。
深刻認識生态扶貧的内涵
貧困不僅是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還是發展的問題。長期以來，國内外學者立足于多角度，選擇多區域作為研究對象，對生态扶貧的内涵、生态建設與産業發展的關系、自然環境對人類生存發展可持續性的影響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國外學者發現，發展中國家由于多年來“先污染後治理”的粗放型經濟發展，生态環境資源破壞性更大，而發達國家通過明确生态系統功能機制，建立完善的生态保護管理制度，發展生态産業，從而推動經濟發展。如德國發展生态農業有一套較為完善的法律體系，即自然資源保護法、土地資源保護法；澳大利亞擁有較為先進的農業科研與應用推廣體系等。生态系統服務功能有助于測算區域内生态系統的差異性與空間分布特征，從而精準進行水資源管理、土地資源管理等生态保護管理，同時生态系統服務功能中的生産與調節功能有助于生态減貧。
國内學者對生态扶貧的探索與研究發現，中國山區、林區、沙區占國土面積近80%，分布着全國60%的貧困人口。貧困問題多集中在西部、西南部等自然地理環境複雜地區，貧困地區與生态脆弱區具有高度相關性。生态脆弱地區貧困問題更為凸顯，生态破壞是貧困發生的重要因素，生态脆弱是中國多數貧困地區面臨的主要困境。改善生态環境，實現生态扶貧，是促使當地貧困人口穩步脫貧的最佳途徑。學者們立足于中國甘肅、甯夏、青海等西部生态環境脆弱區，通過分析生态扶貧狀況與生态環境現狀，針對貧困地區面臨的生态環境問題提出了生态扶貧對策建議。
綜合上述學者對生态扶貧内涵闡述及案例分析可知，生态扶貧秉持生态建設和扶貧開發、生态恢複和脫貧緻富理念，将産業化和生态化相融合，改變依靠破壞自然環境為主的生産方式，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區域人口、生存和生态環境之間的對立問題，從而為貧困勞動力提供就業與創業機會，提高其經濟收益。生态扶貧是将生态環境合理開發保護與經濟平穩快速發展相結合，通過對貧困地區的自然環境情況與經濟發展水平進行精确定位，做到有的放矢，進而推動貧困地區綠色發展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可持續性扶貧模式。
開展生态扶貧的戰略意義
實施生态扶貧，是脫貧攻堅戰的客觀要求，也是貫徹落實“五大發展理念”的具體實踐。
開展生态扶貧是新時代扶貧工作的内在要求
當前，扶貧工作已進入了攻堅階段。如何完成在2020年實現全面脫貧，對于新時代扶貧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采用生态扶貧的方式是現階段中國扶貧工作的内在要求。在相應貧困區域實施生态扶貧，既可以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的目标，使生态環境得以保護，又能使扶貧工作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以生态扶貧帶動精準扶貧，既改善區域生态環境，又形成生态産業帶動脫貧，可以一舉雙赢。
開展生态扶貧是綠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
生态扶貧不僅兼顧了扶貧開發的實施，更強調了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發展基調。生态扶貧進一步強調了脫貧緻富與綠色發展的有機統一，不僅将全面脫貧作為主要目标，而且将生态化的開發和生态環境的改善作為各地區經濟發展的根本路徑。實施生态扶貧的最終目的是處理好人與自然的發展關系，處理好經濟發展工作和生态環境建設的關系，在此基礎上實現貧困地區的脫貧緻富，這也充分展現了“以人為本”的價值追求。因此，生态扶貧不僅是扶貧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實現人與自然、經濟與生态和諧的必由之路。
開展生态扶貧可協調生态環境與産業的關系
地區貧困是生态環境脆弱的産物，生态環境是産業發展的載體，産業發展同時反作用于生态環境建設。從發展角度來看，積極推進産業發展是實現脫貧的路徑之一，但産業的發展選擇應遵循綠色發展理念。生态産業建設有利于脫貧，生态扶貧則有利于促進産業結構優化調整，生态産業與生态環境協調關系如下圖所示。
生态扶貧的實施，可處理好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态環境保護的關系；處理好生态保護與居民富裕的關系；處理好外在幫扶與内生發展的關系；處理好短期減貧與鞏固脫貧的關系；處理好重點突破與全面推進的關系。生态扶貧聚焦變“輸血式”為“造血式”，變“大水漫灌”為“精準滴灌”，可實現脫貧攻堅與生态文明建設雙赢。
生态環境—生态資源—生态産業—生态扶貧的共生關系生态扶貧工作的主要問題
毋庸諱言，在中國生态扶貧工作的發展進程中，還存在一系列主觀和客觀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增加了生态扶貧工作的難度，将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生态扶貧工作成效。主要表現為：
生态扶貧的參與主體單一
生态扶貧需要社會各階層的全面參與。目前生态扶貧開發工作試點縣基本是由政府主導，通過政府工作人員直接深入貧困村，采取一系列政府行為。由于現階段基本隻有政府參與，社會參與主體單一，因此，隻能解決生态扶貧受衆“點”的問題，無法做到“面”的推廣，生态扶貧參與主體嚴重不足。如果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動員全社會力量共同參與到生态扶貧的工作中，将會取得更加卓越的成效。
生态扶貧監管體制落後
在生态扶貧開發進程中，由于各種不可預知的因素，會導緻生态扶貧工作缺乏透明性。部分地區在進行生态扶貧工作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侵占扶貧資金、消極工作等一系列問題。現階段還未能建立起完善的生态扶貧内部監督和社會監督體系，無法很好地對生态扶貧工作進行全面的監督。
生态扶貧保障機制缺失
扶貧工作需要一套科學的、完整的長效工作機制。目前，針對于“貧困縣”摘帽後，扶貧政策是否具有持續性及脫貧人口會不會因自然災害、政策調整等原因而導緻再次返貧的問題還依然存在。因此，對于生态扶貧後續保障機制的研究尚還存在着缺失。
需要提供更多政策支持
生态扶貧工作中仍有許多方面缺乏必要的幫扶措施，如在勞務購買中優先貧困人口、在家庭林場的發展中優先貧困家庭建檔立卡、在森林康養産業發展中如何幫助貧困戶參與等一系列工作均需要政策來規範和引導，管理部門應及早謀劃，制訂出台有助于脫貧攻堅的政策。
需要加強就業培訓服務貧
困人口貧困的原因之一就是文化知識缺乏、技術水平低下，而生态建設需要一定的技術來支持，這就要求勞動就業部門與專業部門等合作開展專業知識和技能培訓。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幫扶人員的技術能力，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生産質量水平，從而實現雙赢。
需要提供法律咨詢和援助
貧困人員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識欠缺，在生産和生活中會産生困惑、容易發生争議，需要必要的法律咨詢服務和法律救助措施。地方政府要主動提供咨詢和服務，幫助他們掌握法律法規、熟悉業務流程、解決相關争議，使這部分人的合法權益在生産經營中得到應有的保護。
需要加強社會保障措施
由于貧困地區生産水平較為低下，勞動保障措施不足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特别是山區作業，交通運輸、整地挖坑、撫育修枝等施工作業中安全保障相對欠缺，人為因素、自然因素疊加，事故發生率較高。一旦發生事故，工程建設單位、承擔組織、勞動者個人均沒有足夠能力承擔，推诿扯皮現象頻發。對于專業合作社成員和農民個體風險更大，将他們納入工傷保險是地方政府需要考慮的主要方面，為他們購買商業意外保險也是必要的保障補充。
生态扶貧模式和路徑分析
發揮本地生态優勢的扶貧模式
實施生态扶貧，關鍵是要發現生态扶貧發展的突破點，獲取市場對廣大貧困地區生态文明建設的有效需求，找準貧困地區、貧困民衆和産業發展之間的着力點。對于區位、農牧業及生态條件良好足以脫貧的地區，可實施本地生态扶貧模式。如美國弗萊士國家公園的日常管理中，大多數公園生态環境保護活動就是由本地民衆負責，一方面當地村民更為了解文化來源，有助于保護文化遺産，另一方面也較為直接地為當地村民提供了經濟來源。中國東南沿海貧困地區生态資源較為豐富，充分挖掘貧困縣地潛在資源優勢十分重要。如利用水資源與獨特的氣候優勢，積極培育果品、瓜菜、中藥材等綠色無公害有機食品，引導、幫助貧困民衆創新生産方式，利用特性生态創造收益，實現脫貧。如甯德市将锂電新能源産業作為産業集群培育，同時擴展了旅遊生态産業作為扶貧重點産業，扶貧成效較好。既解決了村民自身收益問題，生态環境也未受破壞，兼得社會與生态收益。
開發異地生态扶貧的模式
易地生态扶貧開發模式主要适合生态環境脆弱區、重要生态功能區、自然災害頻發與缺乏基本生态生存條件貧困地帶，遷出地以小城鎮與工業園區為主；西部與北部地區貧困人口主要遷至東南沿海一帶；自然災害多發地區遷出地以生态良好的安全帶為主。移民群衆是環境治理的受益、建設和管理主體，充分發揮移民群衆的主體作用是環境綜合整治的重要途徑。在易地生态扶貧模式中，要強化工業園區創建、小城鎮創建與移民搬遷相融合，依靠産業園區創建和二、三産業現狀，選取縣城、重要鄉鎮政府所在地區和基礎設施較完備的鄉村開展扶貧活動，對生态移民實施統一安排。如福建省“造福工程”搬遷規劃中注重城鎮化，将安置點多選擇在城鎮周邊、工業園區以及中心村地帶，有利于村民就業與發展二、三産業及享受公共服務。
發展生态扶貧造林專業合作社
林業作為生态建設的主要部門，是離貧困人口最近的行業。如山西省相繼出台了《關于扶持發展扶貧攻堅造林專業合作社的指導意見》、《山西省林業精準扶貧工作規範》、《申領扶貧攻堅造林專業合作社施工專用資質辦法》，明确要求貧困縣所有的造林綠化任務必須全部由扶貧攻堅造林專業合作社組織實施。扶貧攻堅造林專業合作社中貧困勞力占60%以上，合作社勞務支出占到總投資的45%以上，貧困社員獲得的勞務收益必須達到60%以上。山西省政府還決定每年為深度貧困縣新增造林任務50萬畝，造林投資标準由每畝500元提高到800元。在政策的引導下，扶貧攻堅造林專業合作社如雨後春筍不斷湧現。截至2016年4月，全省成立2853個扶貧攻堅造林專業合作社，參社人數7.5萬人，其中建檔立卡貧困人口6.1萬人。到2017年9月底，山西58個貧困縣完成造林任務260萬畝，占全省任務的70%。6.2萬貧困人員參與了造林，獲得勞動收入4.26億元。
加大退耕還林工程實施力度
退耕還林政策是中國增加國土綠化、改善生态的主要措施。這項政策的落實不僅是增加國土綠化面積的有效措施，而且是增加農民經濟收入的重要途徑。對于居住在山區農村的土地分散脊薄、農作物選擇較少、農産品銷售困難、經濟收入較少的貧困戶來說，退耕還林不失為一種好的選擇。如山西省政府審議通過了《提前啟動2018年退耕還林工程的實施方案》，繼續采取省級财政墊付資金的辦法，年内在全省啟動25度以上坡耕地退耕還林工程，其中深度貧困縣在原來的基礎上每年增加50萬畝。同時規定把上一輪退耕還林每畝每年補助90元的标準，再延長五年補助期限，保障貧困戶收入不減。任務下達後可以組織貧困群衆開展雨季整地工作，确保長年有活幹、務工可持續。農民可以利用有限的土地資源來發展經濟林，利用财政投入就可以完成造林初期的投入，且一次投資，長期受益。
培育新型林業産業經營主體
地方政府和林業部門按照規模化、專業化、集約化的方向培育林産品經營主體，采取現有經濟林集中管理、野生經濟林規模經營、退耕還林地統一流轉、集體公益林委托管護“四位一體”分類推進的辦法，将分散管理的幹果經濟林、需要改造更新的天然皂莢、沙棘、連翹等特色經濟林以及适宜發展經濟林産業的退耕還林地，集中流轉到農民林業專業合作社、股份合作社、家庭林場和林業龍頭企業，探索集體生态公益林委托國有林場管護經營機制，由國有林場承擔管護經營責任，生态林補償資金和經營收益歸林權所有者所有，提升森林資源綜合效益。同時盡快延伸林業經濟産業鍊，及早做好下遊加工企業布局，培育林産品深加工企業，解決當地農民的産品銷售問題。在政策實施中盡力向貧困戶參與的合作社傾斜，優先扶持貧困地區經營組織發展。如山西省林業廳請九家北京涉林科技企業來晉考察調研，發展幹果經濟林。山西省林科院與國際沙棘學會中國沙棘産業聯合會等七家企業簽訂了“山西省沙棘産業技術創新聯盟協議書”，與山地陽光食品有限公司、高原聖果沙棘制品有限公司就沙棘品種選育和引進推廣、沙棘豐産栽培技術研究、沙棘系列新産品研發等簽訂合作意向。與簽約企業以沙棘原料基地營建為基礎，開展沙棘栽培、作業裝備、沙棘産品等科技研發。這些措施為當地農民發展以沙棘為主的經濟林提供了發展空間。
推行林業資産性收益扶貧模式
為了激活農民的資産資源，克服農民經營水平低下的弊端，山西省于2016年出台了《關于開展資産收益扶貧試點的指導意見》，鼓勵貧困戶以承包土地經營權、林權、住房财産權、農機等要素入股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牽頭成立的土地股份合作社或農民專業合作社、龍頭企業、各類公司等經營主體，采取“企業+合作社+基地+農戶”的模式，實現收入增長。按照規模化、專業化、集約化的發展方向，讓貧困戶以林地經營權、林木所有權、财政補助資金等量化入股新型經營主體，實現長期穩定增收。同時鼓勵村集體将林地經營權以股份形式，流轉給造林合作社，農民獲取股份分紅+保底收益，70%分配給林權權利人，30%分配給村集體組織，在增加貧困群衆經營性收益的同時，實現村集體經濟“零”的突破。
做好生态扶貧工作的建議
推動生态扶貧工作開展，是轉變貧困地區經濟發展模式、提升經濟發展成效的内在要求，也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必然選擇，更是實現貧困地區脫貧緻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代抉擇。為做好生态扶貧工作，提出如下建議：
全民參與、監督執行，推動生态扶貧事業發展
充分發揮農民和企業的主體作用。生态扶貧工作不僅要依靠政府、法律等政策性、強制性條件，還要依靠農民生态意識的培養和全民的參與。農民是生态扶貧的主體，也是生态扶貧工作的主要參與者，農民的意識和觀念直接影響到生态扶貧的實效。企業是生态扶貧工作的推動者，企業的态度和行為也直接影響了生态扶貧工作發展的優劣。通過政府與農民、企業等主體之間加強協調合作、協同治理，最終實現貧困地區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全面脫貧的奮鬥目标。
拓寬公衆參與渠道、提高公衆參與力度。這是實現政府生态扶貧工作監督的重中之重。在生态扶貧工作開展的過程中，政府應主動接受社會各界的監督，構建全民參與的監督體系。如通過政府舉辦生态扶貧政策聽證會、公開生态扶貧資金流向等方式，使生态扶貧工作透明化；通過吸納各行業、各領域的相關專家參與，使生态扶貧工作實施更加科學化。
健全生态補償機制，實現全方位覆蓋
建立和完善生态脆弱區生态補償機制。受衆生态補償機制是實現生态保護和扶貧開發有機結合的制度保障。加大對生态脆弱地區生态補償的力度，明确轉移支付範圍，将符合條件的區域納入重點生态功能區重點補助範圍。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特别是要完善生态補償、财政轉移支付、生态環境和自然資源稅收等相關制度，出台實施細則來明确生态補償的補償主體、補償對象和範圍、補償标準和補償方式等。加快開展重點功能區生态價值評估，推行生态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出台補償資金使用績效考核指标體系和綠色考核方法。建立生态補償标準動态調整機制。同時，通過建立國家生态文明試驗區和國家公園試點等，争取區域性的整體補償。
制定生态環境保護補助與資源開發收益劃分方案。根據主體功能區劃分标準，持續加大環保财力轉移支付力度，持續健全資金劃分體系，健全與森林覆蓋率、重要污染物減排等工作緊密聯系的審查系統與标準，将關注重點置于重點貧困地區的發展，逐步加大對重點生态功能區生态保護與恢複的支持力度。逐步提升流域生态補償水平，資金籌集與劃分上側重于流域上遊區域與貧困區域，對水質情況良好、水環境與生态保護貢獻高、節省資源的市、縣進行補助，将生态補償資金支付與生态保護成效緊密結合。對地區生态優化狀況、生态保護情況較好的地區給予現金補償與激勵，并采用對口合作、産業轉移、創建園區等多種模式，加大橫向補償與市場化生态補償力度。
大力發展生态經濟，培育發展生态産業
發展生态經濟，打造“環境保護+産業帶動”的扶貧開發模式。從根本上扭轉生态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使貧困地區的生态經濟成為脫貧緻富的有力抓手。對于廣受關注的生态産業選擇上，強調選擇與生态保護緊密結合、市場相對穩定的特色産業，将資源優勢有效轉化為産業優勢和經濟優勢。
多功能開發現代生态農業。促進單一農業産業鍊向一、二、三産複合型産業鍊轉變，通過農業帶動觀光體驗、休閑度假等旅遊服務業和精深加工業，拓展農業由原有的傳統種植養殖向生産、加工、銷售一體化發展，從而實現更多農村人口就業，提升産業附加值和農民收益。加快建立和完善行業協會、專業合作社，集中農村閑置分散的人力、資金等，通過協會和合作社與外部市場對接，降低産業發展的市場風險。加快培育農業職業經理人，通過專業培訓，将農村緻富帶頭人、種植養殖大戶培育為農村職業經理人，發揮其典型示範作用，由其帶動農戶脫貧。加快建設互聯網和電商平台，發展電子商務，鼓勵外出務工農民通過發展電子商務返鄉創業，增強産品的市場競争力和農民抵禦市場風險的能力。
發展生态旅遊産業。政府将貧困地區旅遊資源産權界定清楚後轉化成股本，同時也可将财政投入建設的基礎設施以股份形式入股，收益方式按股分紅，确保企業、集體和個人都可在旅遊開發中按股份獲得相應的股息和紅利。開辟新的旅遊線路、拓寬服務市場，鼓勵和引導更多的群衆參與到旅遊服務中。強化教育培訓，包括旅遊經營方式、餐飲服務、旅遊商品開發、家庭旅館的經營等多方面的能力素質培訓。
發揮政策導向引領作用，實施生态扶貧政策
貫徹生态扶貧的财政獎勵制度。全面落實生态公益林補償、退耕還林補貼政策；開展生态補償轉崗，幫助貧困人員穩定脫貧；扶持發展林下經濟合作社，帶動建檔立卡貧困戶增收緻富；實施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雙管齊下。實施生态轉移支付，既能讓全國人民享受生态紅利，又能讓貧困地區人們脫貧緻富奔小康。
制定貧困地區生态環境質量考核的獎罰體系。為提升生态扶貧效果，可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綠色發展和生态文明指數為參數，建立以生态扶貧為核心的貧困縣市考核機制和貧困地區生态補償制度體系。在資金來源上，應當探索建立多元化的生态補償機制，從補償來源、補償途徑、補償模式等方面進行創新，确保生态補償扶貧的有效性。在補償對象上，在滿足生态補償式扶貧的條件下，補償資金使用可向貧困人口傾斜。在補償用途上，可成立專門補償資金賬戶，也可以成立綠色産業扶貧基金，進一步提升扶貧脫貧的質量和水平。在生态環境質量考核後的獎罰措施上，可根據原來确定的大氣、土壤、水質考核指标基數制定獎勵标準，對原來考核指标基數上的生态環境質量不升不降者不予扣罰也不予獎勵。對上升或下降縣市的生态轉移支付資金應予以增加或減少。
構建完整政策體系解決移民後續發展問題。把保護生态和移民可持續發展作為切入點，将移民安置與城鎮化、旅遊業、生物産業等緊密結合，同時将工作重點從住房安置轉移到就業、教育、衛生和醫療等民生問題，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統一。
創新生态扶貧多種途徑，創新生态扶貧支持方式
鼓勵創新生态扶貧途徑。除了政府投資生态工程項目，通過支付勞務報酬增加貧困人口的收入外，還可采取以工代赈的形式，組織貧困人口參與生态工程建設，提升貧困地區勞動力的參與度與參與能力。強化勞動力技能培育，支持貧困縣設立生态管理員崗位，以森林、草地、濕地等管護為主，讓足以勝任這些工作的勞動力參與管理工作。實施“互聯網+扶貧”，拓展生态扶貧綠色平台，擴展勞動力就業空間，實現本地生态脫貧。
解決生态農業産品信譽問題。應為生态扶貧地區的生态農産品提供有國家信譽保證的“生态産品認證書”，為生态農産品順利走向城鎮和市場貼标簽、開綠燈，打通生态農産品與市場的流通環節。隻要物暢其用，貨暢其流，再加上生态農産品的品牌優勢和規模效應，就會大幅度降低生态農産品的價格，并在價格上形成比較優勢，從而取得市場價值。
綜上所述，打好綠色生态牌，奏響生态扶貧曲，生态扶貧能夠産生不可估量的生态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生态扶貧工作是由黨和國家推動、農民和企業社會組織等參加、市場化運作的宏大系統工程，必将會進一步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實現貧困地區經濟發展與生态環境改善的雙赢。（攝影陳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