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涉及到“生态、環境、經濟、政治、人本（就業、教育、醫療、居住、養老、心理）”等經濟社會的全領域、全過程、全周期、全産業、全鍊條，既是一項事關中華民族複興的複雜系統工程，也是有效應對中美貿易博弈的關鍵一環。唯有以“能力體系建設”為全程保障，始能全面激活農村資源，破解資金、人才和鄉村治理三大難題。
鄉村振興的追本溯源
在中國,現代國家意義上的鄉村振興最早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在當時“農村破産即國家破産，農村複興即民族複興，複興農村即拯救國家”的普遍認識中，以梁漱溟為代表的知識精英以鄉村教育為起點，以啟蒙為實質，以複興鄉村社會為宗旨，發起和推動了中國農村近代社會發展史上一次構思宏大、領域廣闊、時間持久、影響深遠、十分重要的鄉村建設運動，對于今日的鄉村振興仍具有極為重要的借鑒意義。
盡管和20世紀30年代相比，中國農村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民國農村存在的問題在現代農村依然存在。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後形成的強烈利益驅動下，知識精英群體總體上是在一個隻注重經濟利益的體制和氛圍下成長的，普遍喪失了過去在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文化或者是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熏陶下成長的大愛情懷、獻身精神以及對理想人格的追求，缺乏改造農村社會的主動性，以至于過往解決三農問題的實踐常常流于形式主義，既形不成合力發展，也缺乏一個好的公共政策環境，甚至為了解決财政和稅收問題，部分地方政府肆無忌憚地圈占農村土地用于城市擴張。這不僅加劇了城鄉二元分立，更給國家政治經濟和金融安全帶來嚴峻挑戰。面對因特朗普出任美國總統後國内外政治經濟形勢出現的新情況和新變化，中國迫切需要一場以實現鄉村振興為主題的新鄉村建設運動。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于2018年7月5号做出的重要指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新時代做好“三農”工作的總抓手；要把實施鄉村振興擺在優先位置，堅持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讓鄉村振興成為全黨全社會的共同行動。
鄉村振興能力體系建設的重點、短闆與弱項
依據中共中央對新時期鄉村振興提出的“産業興旺、生态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個目标要求，鄉村振興的能力體系包括産業與技術、生态與制度、文化與教育、人才與組織、資本與資源五個層面内容。其中，作為提升農村生産力的根本，産業與技術是重點；生态與制度、文化與教育是短闆；人才與組織、資本與資源是弱項。
推動農業的全面升級需要把主導産業與核心技術留在鄉村。要緻力于通過全産業鍊設計、全價值鍊融合，按照“資源變資産、農民變股東”原則實施農地、林地、宅基地流轉和土地整理，流轉和盤活的建設用地和農林業用地依規納入土地儲備，推進農業與“食、藥、養、健、文、教、遊”等産業深度融合，充分滿足産業與技術，資本與資源落地鄉村的建設用地和農林用地需求。為了把主導産業與核心技術留在鄉村，實現鄉村産業振興的需要，要通過創新建立合理穩定的利益聯結機制和共享機制，以公司加專業合作社、公司加村集體經濟組織等方式組織農業生産；以公司加地方專業投融資平台、公司加村集體經濟組織、公司加專業合作社等聯合投資形式搭建創業創新的事業平台，讓産地初加工和綜合深加工利用工廠落地鄉村，把稅收留在鄉鎮，吸引四面八方的外出打工人員返鄉就業，實現企業、村民、政府、消費者的多方共赢。
實現農村的全面進步需要補足生态與制度、文化與教育的短闆。任何制度都是由生活在那個制度中的人們自己造就的。好的制度可以使惡人不敢作惡，讓壞人變好、好人變得更好。20世紀30年代的鄉村建設曆史經驗告訴我們：缺乏制度保障的鄉村建設似無根浮萍，而文化與教育的缺失則直接導緻科學落後、陋習盛行、公德不修等不良現象加劇。
為保障鄉村振興戰略的順利落地實施，在補齊促進鄉村振興的生态與環保、政策與制度、公共文化教育與服務體系短闆方面，建議要聚焦探索和建立實現鄉村振興的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從滿足生态振興、文化振興與組織振興需要出發，按照“财政扶持資金變股金”原則，将包括小流域生态治理、農村基礎設施、村寨撤并改造、扶貧等在内的财政資金集合使用、以獎代補，引導工商資本把農村污染防治、鄉村清潔能源改造、經濟環境重建與培育鄉村戰略性新興産業相鍊接，建立符合綠色發展原則，多因子、多層次，結構與功能複雜的鄉村振興能力支撐體系。
推動農民的全面發展需要人才與組織、資本與資源的支撐。綜觀國外發達國家發展農村的經驗，都高度重視農村的人才與組織、資本與資源支撐體系建設。以與中國農業高度相似的日本農業為例，在日本政府的人财物等力量支持下，日本農村采用了以農協為主導的合作化發展模式，由農協通過其遍及全國的機構和廣泛的業務活動，聯合分散農戶形成農業集約經營，占據了農産品市場的幾乎全部份額，在産前、産中、産後諸環節上使小農戶同大市場實現無縫對接，既能夠避免市場風險、又能夠在有效阻止商業資本對農民的盤剝、保護農民利益方面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實現農民的全面發展需要着力發掘農村優秀傳統文化，促進農村生态宜居，讓村民自覺樹立綠色生産意識，讓食材安全營養、讓中藥材安全有效，實現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事業繁榮發展。這有賴于政府、行業協會、科研、産業、金融、智庫等機構的有效合作和多重介入。
構建以農民合夥人為特征的共享型鄉村振興平台組織
組織由來已久的命題之一，是它隻為目标而存在，即組織設立的目的是為了實現目标。包括聯想、恒大等工商資本進入農業領域，為什麼普遍面臨虧損？這是因為他們既沒有意識到“農業是與活的生命體打交道”，也沒有看到“組織目标正從工業化時代的層級化固化結構到互聯網時代的平台化開放結構轉變的這樣一個變化趨勢”。這集中表現為三個方面：其一，面對缺乏基本職業素養的農民群體，工商資本必然在“孩子隻能自己養的殘酷現實”面前被碰得頭破血流。其二，務農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嚴重，工作效率越來越低，接受新技術、新觀念的意願和能力也越來越弱。其三，過去的組織邊界是固化的，固化在傳統雇傭關系的沉悶中。以緻于由工商資本按層級化固化結構建立起來的小規模生産格局，被由“極高效率、高度自由”小農共同建立起來的規模化大生産所淹沒。
時代已然發生變化，伴随互聯網發展邁入5G和區塊鍊時代的趨勢是個體價值在崛起。在工業化時代的工業領域，組織設立的目的是為了實現組織目标，而不是為了實現個人目标并服務于個人；這表現為人人為組織服務，組織對人人支付報酬。而自從中國農村發展由以人民公社為中心的一個極端走向以家庭承包為中心的另一個極端，不僅食品安全和三農問題就自此陰魂不散地困擾着中國人，而且大規模流轉土地的“工商資本+農民雇員”模式也陷入死路。這不是單純的職業農民教育能夠改變的。
因此，新時代鄉村振興是一個極複雜而廣泛的系統問題。它首先是一種觀念，是一項關注城鄉和諧、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人的身心健康的相當廣泛的社會運動；其組織建設的核心目标是通過“共建、共營、共享”打造一個網絡化、開放的、大家可以在裡面自由創造的平台。這個平台表現為：其一，平台設立的目标是為了吸引知識精英回流鄉村實現個人價值，是為了實現個人的理想人格目标并服務于個人；表現為平台為人人服務，人人對平台貢獻價值，從而為鄉村振興的任務落到實處提供組織上的人才保障。其二，平台建設的關鍵是建立以農民合夥人為特征的全産業鍊一體化體系，目的是為了将鄉村振興變成農民自覺自願行動，實現農村資源要素市場化、農業品牌要素共享化、農民組織要素平台化。
共享型鄉村振興平台組織建設的關鍵是鄉鎮機構改革
一方面，随着《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全面實施和農業稅取消，以及企業進城市工業園區，再加上駐村幹部制度，現有的鄉鎮幹部已嚴重過剩。另一方面，因農村産業空心化導緻村集體缺乏經濟收入來源，從《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實際實施情況看，村委會主任選舉多流于形式，或是實際由少數人操縱，或是實際由家族操縱，造成黨的基層政權和政策虛化。
中國農村是國家最重要的基層政權之一，客觀需要讓政府在改造農村社會中發揮主導推動作用，需要對農村基層組織的強力政治滲透。建議取消現有的駐村幹部制度，聚焦農村産業體系建設，把嚴重過剩的鄉鎮幹部直接派駐到村上長期任職，變幹部短期駐村為長期駐村。這一方面提高了駐村效率，加強了村一級行政建設；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更準确監督和考核鄉鎮幹部業績。而為了防止駐村幹部中的徇私舞弊行為，可變現駐村幹部制度為駐村監督制度，對駐村幹部進行必要的督導和指導。
鄉鎮幹部長期駐村制度的實施，既精簡了鄉鎮編制，又能夠緊緊圍繞中國政府在農村工作中的重心和主要任務，讓鄉鎮幹部深入農村組織農民，補足鄉村振興的人才和組織短闆；還有助于讓鄉鎮幹部和廣大農民找到幸福生活的新目标、新理念，貫徹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方針政策，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加強基層村政權建設。同時，還不增加國家幹部總數和财政負擔。為激活鄉村振興的内生動力，提高鄉鎮幹部長期駐村、努力增加村集體積累的積極性、主動性、合作性和創造性，可激勵駐村鄉鎮幹部通過招商等方式創立村合作經濟組織或村集體産業，并允許長期駐村的鄉鎮幹部從村集體産業的留存利潤中獲取合理報酬或補貼。
加強鄉村振興能力體系建設的目标是讓鄉鎮與村級基層幹部能夠有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成就感，在促進農村建設和發展中培育農民的合作精神和公共精神，既促使鄉鎮幹部與廣大農民在合作中建立自尊和互敬，激勵大家靠勞動和誠信有尊嚴的獲得報酬，發展了經濟獨立性，降低了貧困的識别成本和扶貧執行成本，也使大家學會互相依靠、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