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誰占據了價值鍊的核心環節，誰就掌控了全球價值鍊的價值和财富流向。可以說，國際金融危機之後興起的新一輪産業革命，既是一場數字化革命，更是價值鍊革命。互聯網、物聯網、機器人技術、人工智能、3D打印、新型材料等多點突破和融合互動将推動新産業、新業态、新模式的興起，一個後大規模（postmass）生産的世界正在來臨，這場革命不僅将影響到如何制造産品，還将影響到在哪裡制造産品，将重新塑造全球産業競争格局。
目前，智能化工業裝備已經成為全球制造業升級轉型的基礎，發達國家不約而同地将制造業升級作為新一輪工業革命的首要任務。美國的“再工業化”風潮、德國的“工業4.0”和“互聯工廠”戰略以及日韓等國制造業轉
型都不是簡單的傳統制造業回歸，而是伴随着生産效率的提升、生産模式的創新以及新興産業的發展，特别是德國“工業4.0”戰略更被視作新一輪工業革命的代表。
2013年底，德國電氣電子和信息技術協會發布了德國首個“工業4.0”标準化路線圖，以加強德國作為技術經濟強國的核心競争力。“工業4.0”是德國政府2010年正式推出的《高技術戰略2020》十大未來項目之一。所謂“工業4.0”，是相對于18世紀引入機械制造設備的“工業1.0”、20世紀初電氣化的“工業2.0”、20世紀70年代信息化的“工業3.0”而言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工業4.0”是在德國學術界和産業界共同推動下提出的，以智能制造為主導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或革命性的生産方法，通過充分利用信息通訊技術和網絡物理系統等手段，實現由集中式控制向分散式增強型控制的基本模式轉變，目标是建立高度靈活的個性化和數字化的産品與服務的生産模式，推動制造業向智能化轉型。
在全球制造業競争愈演愈烈，并逐步進入“4.0”時代的大背景下，德國不是唯一已經認識到要在制造行業引入物聯網和服務的國家。不僅僅亞洲對德國工業構成競争威脅，美國也正在采取措施，通過各種計劃來應對“去工業化”，促進“先進制造業”。2009年初美國開始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同年12月公布《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2011年6月和2012年2月相繼啟動《先進制造業夥伴計劃》和《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并通過積極的工業政策，鼓勵制造企業重返美國。目前，美國已經正式啟動高端制造計劃，積極在生物制造、新一代微電子研發、高端機器人、納米技術、高端電池、能源材料等領域加強攻關，這将推動美國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創新集群發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領域的研發領先、技術領先和制造領先。從實際效果看，美國制造業占GDP的比重從2010年的12%回升至2013年的15%，戰略效應已經顯現。
全球主要發達國家已經敏銳地意識到了全球工業發展的大趨勢，這對于長期處于全球工業制造業中低端鍊條上的中國而言，具有更強的警示和啟迪意義。
近些年，随着中國人口紅利逐步消失，中國傳統制造業優勢也日益衰減，從勞動密集型産業向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産業轉型将是大勢所趨。目前，中國處于為舊技術革命“補課”、擴展現有技術革命、迎接新技術革命的疊加期，在信息技術深度運用和新一輪技術革命孕育階段，我們要統籌處理好傳統産業改造提升、信息技術深度應用和新興産業培育三者的關系。
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産出在2012年即超過世界總量的20%，成為全球第一制造業大國。然而，我國制造業“大而不強”的情況十分突出：一是我國制造業增加值率隻有26.5%，遠低于發達國家35%~40%的水平。我國制造業單位增加值能耗是日本的9倍、德國的6倍、美國的4倍。許多行業還存在着“貧困化”增長的現象。二是我國産業創新體系創新主體缺失集中反映為共性技術平台的缺失。由于共性技術在經濟上表現為公共産品，因此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共性技術供給不足的問題。三是在國際産業分工體系中，中國信息技術水平大部分居于産業鍊下遊和價值鍊低端，深度融合所需要的工業軟件和行業應用解決方案也需要依賴于國外企業。最後，我國信息網絡基礎設施與發達國際相比仍差距懸殊，無法滿足“兩化”深度融合的需要。
所幸的是，工信部等4部委聯合起草的中國工業強國的戰略規劃——“中國制造2025”有望于近期出爐。有報道稱，“中國制造2025”在借鑒德國版工業4.0戰略的基礎上，更加注重中國制造業戰略的頂層設計和整體設計，再加上重點行業、領域和區域規劃的“1+x”模式，将力争在2025年從“工業大國”轉型為“工業強國”。
未來要從“中國制造”走向“中國智造”的核心在于加快推進制造業“兩化（工業化、信息化）”深度融合，促進制造業智能化，為此要高度重視大數據産業開發，前瞻布局核心智能制造技術，進一步整合研發資源，構建産學研合作體系，突破一批核心技術、關鍵技術，大力培育生産性服務業，加工技術如工藝、裝備及系統管理技術如信息集成、服務集成，以提升制造業價值鍊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