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台生态系統發展是平台模式的核心要務
(一)平台日益成為重要的經濟模式
“平台”(Platform)對于2000年的國際學界與業界來說，都還陌生，現在卻成為使用泛濫之詞。平台概念迅速走紅，不排除跟風與誇大的因素，但反映了不争的事實：平台日益成為重要的産品生産模式、商業模式、産業發展模式，而且平台企業越來越多，平台業務增長迅猛，對人們生活的影響日趨巨大。目前，全球市值最高的五家公司全是平台企業。全球最大的零售電子交易平台阿裡巴巴2003年總交易額隻有2200萬元人民币，2015年總交易額高達29510億元人民币，目前其年度全球活躍買家總數超過4億人。2016年阿裡巴巴年度交易總額将超過全球最大零售企業及傳統零售商業模式典範的沃爾瑪年度營業額，這标志着至少在零售業平台模式即将超越傳統模式。
平台模式正迅速改變着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日益成為重要的經濟模式，如以優步為代表的叫車平台正改變着人們的出行模式，以空中食宿為代表的房屋短租平台颠覆着人們的投宿模式，以維基百科為代表的朋輩生産平台正成為知識創造的新模式(錢平凡、錢鵬展，2016)。可以說，人類社會正經曆着平台革命(Parkeretal，2016)，世界邁入平台化時代(Simon，2011)。
(二)平台是以生态系統的形式存在與運行的
平台概念于1992年和2003年先後被引入管理學與産業經濟學界，分别用于描述基于模塊的産品生産體系和促進交易的雙邊或多邊市場，并由此成為管理學與經濟學共同研究的熱點。伴随着平台模式盛行，平台研究成果呈指數級成長，衆多作者分别從管理學和經濟學角度給出了難以計數的平台界定，造成平台理解混亂。最早以平台為博士論文題目的學者加威爾認為，有必要在兩大類平台觀點間搭橋，并提出了綜合性框架(Gawer，2014)。
我們在平台研究中深有同感，在梳理管理學與經濟學對平台的衆多定義基礎上，提出綜合性平台界定：平台是為實現關聯方連接與互動的載體與媒介，是由基石、基本架構與接口三個核心要素構成，能夠引發網絡效應(錢平凡、溫琳，2013)。我們的研究認為，平台是半成品，需要對接相關補足品或可能互動的群體，構成平台生态系統，方可有效運行，如圖1所示。
(三)平台生态系統是平台利益相關者及相關事物構成的整體
平台生态系統是用得多但界定少的新概念，有限的界定也不太清晰，如《平台生态系統》将其定義為“平台和其特定的APP的集合體”(Tiwana，2014)，《撮合者》的界定偏于描述。我們認為，平台生态系統涵蓋衆多利益相關者，而生态系統原意包括所有物質和有機元素。因此，我們将平台生态系統定義為：平台利益相關者及相關事物構成的整體，包括利益相關者和其他相關環境因素，整體意味着内在聯系與互動。利益相關者概念較寬泛，導緻平台生态系統界定難以準确。比如煤炭交易中心是平台，其利益相關者見圖2。
煤炭交易中心生态系統涉及的相關環境因素如區位、城市發展等，需要另行分類與描述。
從煤炭交易中心生态系統構成也可看出，平台生态系統頗為複雜，需要深入理解與分析。
(四)平台生态系統發展好壞決定了平台模式成敗
平台生态系統的性質表明，未能構建有效生态系統的平台并非平台模式，平台生态系統發展好壞直接決定了平台模式的成敗。全球上市公司市值最高的企業蘋果公司的巨大成功，不僅僅因為硬件之美，關鍵在于開放了APP接入，構建出全球最富成效的平台生态系統。臉譜公司于2016年4月公布了未來十年發展規劃，前三年着力構建臉譜平台生态系統。這些全球領先的公司尚且如此，諸多平台企業更應把平台生态系統發展當作核心要務。
圖1：平台及其生态系統示意圖資源來源：錢平凡、溫琳，2014。二、平台生态系統發展可從珊瑚礁演變中獲得有益啟示
(一)平台生态系統宜以珊瑚礁生态系統為類比
平台生态系統是特定的商業生态系統，而商業生态系統是摩爾于1993年引入管理學中的類比性概念，意指一系列随機要素的集合體而逐漸轉變成結構性群落(Moore，1993)；他後來借助利益相關者概念，給出較嚴謹的界定(Moore，1996)。摩爾商業生态系統的中心是核心企業，這啟發了揚西蒂和萊維恩，他們從生态學中借用關鍵物種概念來分析商業生态系統，并将平台提供者當作商業生态系統中的關鍵企業。
關鍵物種概念1969年首現于生态學文獻，也是用得多而界定少的術語，況且關鍵物種多變(Millseaal，1993)。另外，關鍵物種控制生态系統的食物鍊，這與平台的載體或媒介屬性不符，顯然，至今的商業生态系統類比沒有揭示平台生态系統真相。
類比是有效的分析工具，也是組織研究常用的方法，平台及平台生态系統被看作新型組織。因此，為了更好地理解平台生态系統及其發展方式，我們認為還應采用類比法，而且應找到相似性盡可能高的類比對象，否則可能會得出誤導性結論。縱觀大自然，我們認為珊瑚礁生态系統是平台生态系統的理想類比物。事實上，珊瑚礁中的堡礁也被稱為平台礁，而約翰遜在論述基于平台的創新模式中也以珊瑚礁作比。
(二)珊瑚礁是以造礁珊瑚為主構成的獨特海洋生态系統
珊瑚礁是以造礁珊瑚為主的成千上萬居住在祖先遺留石灰質殘骸上的活生物體組成的海中礁石。全球珊瑚礁總面積約28萬平方公裡，但生活着1/4已知生物物種，是地球上最具生物多樣性的海洋生态系統，被譽為“海洋中的熱帶雨林”。
珊瑚礁的形成機理為達爾文所揭示。不過，珊瑚礁的具體演化機理與路徑為後來學者陸續厘清。簡而言之：珊瑚礁起源于造礁珊瑚幼蟲的漂流，當它附到某堅硬物時就停下長成内共生體的珊瑚蟲，通過芽生複制出大量珊瑚蟲，珊瑚蟲分泌石灰石形成外殼而轉成珊瑚，珊瑚蟲向上生長，留下的珊瑚外殼疊加成珊瑚體，珊瑚體相連，加上其他海藻造礁，以及海綿、海膽等參與，共同建成珊瑚礁；在這一過程中吸引大量海洋生物共生與共同演化，構成了珊瑚礁生态系統(WalkerandWood，2005)。
(三)珊瑚礁的演變為平台生态系統發展提供了有益啟示
第一，平台生态系統是包括平台在内的一切相關事物。在珊瑚礁生态系統中，珊瑚礁是平台，其他物種共同建設并且依賴珊瑚礁，還有其他影響或被珊瑚礁影響的因素，表明平台生态系統内容廣泛。
第二，平台生态系統需要适宜的條件與環境。隻有l‰特定海域生長珊瑚礁，表明平台生态系統發展需要先決條件。
第三，平台生态系統生成于平台的可靠基石與精妙對接。珊瑚礁起于某固定物，該固定物能被珊瑚幼蟲粘住及固着并決定了珊瑚礁發展潛力，意味着平台基石和對接體系非常重要。
第四，平台生态系統成長依賴具有共生關系的關鍵群體。珊瑚礁生态系統是多因素的産物，但造礁珊瑚内珊瑚蟲與蟲黃藻的共生體貢獻巨大而獨特，該内共生體屬于關鍵物種但被稱為平台生态系統工程師更佳，這表明平台生态系統内依賴平台且幫助平台發展的特定共生群體尤為重要。
第五，平台生态系統的健康發展需要吸引衆多相關群體的共同參與。珊瑚礁生态系統工程師是造礁珊瑚，但還需要相關藻類等的幫助才能形成珊瑚礁，進而吸引更多海洋生物共同栖息于此，才能發展成為充滿生機的海洋生态系統，這表明平台生态系統的健康發展體現為參與群體的多樣性及共生和共同演化。
三、平台生态系統發展重在促進平台利益相關者聯系與互動
(一)平台生态系統發展起于利益相關者分析
平台生态系統發展源于平台構建，而平台必須為特定利益相關者創造特定價值，尤其需要與依托平台的共生關鍵群體或生态系統工程師共同創造特定價值，才有生成的必要與發展的可能。這要求，在平台構建之前必須有清晰的平台用戶價值主張，即明确共生關鍵群體的痛點所在和價值共創模式，并據此分類與繪制利益相關者圖，厘清不同利益相關者訴求并制定相應滿足方案。
(二)平台生态系統發展生于利益相關者聯系
平台生态系統生于平台的啟動，即平台啟動後若能獲得衆多利益相關者認可與參與，标志着平台生态系統生成；反之，如果利益相關者回應寥寥，意味着平台生态系統流産。因此，平台生态系統發展首要任務是在啟動平台後，迅速吸引利益相關者參與，至少是共生關鍵群體的彼此關注及建立聯系，如煤炭交易平台的煤炭買賣雙方查看對方發布的信息，雙方建立起簡單的聯系。
(三)平台生态系統發展成于利益相關者互動
利益相關者的聯系是平台生态系統發展的基礎，而利益相關者的互動才能促進平台生态系統的快速發展，尤其是共生關鍵群體的互動，導緻平台網絡效應的産生，吸引更多的共生群體參與互動，一旦互動群體達到臨界數量，多類利益相關者将湧入平台并互動，由此構成良性循環與強勁發展的平台生态系統；反之，平台生态系統不僅難以成長，而且還會導緻平台内爆，即平台夭折。在煤炭交易中心，衆多煤炭買賣方達成交易，吸引煤炭物流企業與金融機構等紛紛入場對接，進而吸引更多煤炭買賣方參與互動及交易，催生出充滿生機的、健壯的平台生态系統；否則，交易中心會淪為煤炭信息網，了無生機，最終偃旗息鼓。
(四)平台生态系統發展需要平台吸引力與資源集結力共同作用
實現平台利益相關者的聯系與互動并非易事，需要平台吸引力與資源集結力的共同作用。平台吸引力源于精妙的平台設計，一旦啟動能夠吸引相關群體自發參與。蘋果新款智能手機上市，“果粉”連夜排隊購買，蘋果放開APP接入而導緻APP數量呈指數性增長，得益于其新穎設計與完美硬件所産生強勁的平台吸引力。提升平台吸引力重在強化平台三要素的吸引力。就煤炭交易中心而言，應在适宜地區設立，開發消除煤炭買賣痛點的交易業務，設計多方易于對接的标準合約，吸引及便于多方積極參與。
平台吸引力對于平台生态系統的發展是必要的但遠不夠，而且具有被動性，平台生态系統發展更需要強大的資源集結力。平台資源集結力是平台運營商集結有利于平台發展所需要相關資源的特定能力束，是支撐平台生态系統發展的核心能力(錢平凡、溫琳，2014)，也是人類與珊瑚等動物構建平台生态系統方式的區别所在。資源集結力是主動和潛力巨大的能力，而且表現方式多樣。平台啟動期常用的單邊定價補貼，以及招牌(Marquee)策略等，這些破解平台啟動期“雞與蛋難題”的舉措與行動，實際上是資源集結力之平台營銷力的具體表現。除了把重要的利益相關者拉上平台，還要過濾及清除有損于平台生态系統發展的利益相關者，塑造出健康的平台生态系統，也是資源集結力的核心功能之一。資源集結力與平台吸引力能夠相互強化，可以共同發揮作用，從而促進平台生态系統又好又快地健康發展。
四、平台生态系統發展需要多利益相關者共創價值與共同治理
(一)平台生态系統發展依賴利益相關者共創價值與共同演化
不同于珊瑚礁平台生态系統的自發生成和自然演化，絕大多數人類社會的平台及其生态系統都是人為的産物，不僅存在平台所有者還有平台運營商，兩者既可合二為一也可分離。在平台生态系統的生成與演化過程中，平台運營商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需要協調多方利益，被視為平台生态系統協調者。
平台運營商需要倡導“價值共創、風險共擔、收益共享”的合作理念，理解并包容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利益，規劃好相關者利益與潛在生态系統的協調方式、貢獻模式及它們可能相互影響的途徑，制定價值共創行動方案并實施，既要鼓勵利益相關者共生與競争，維持平台生态系統的多樣化及精妙的平衡，也要引發利益相關者共同演化機制，共同促進平台生态系統的健康發展。
(二)平台生态系統發展應實施多利益相關者的共同治理
任何組織都需要治理。治理是建立秩序、消除沖突而促進組織共同利益的制度安排，不同的組織需要不同類型的治理，傳統經濟組織需要市場與科層這類治理(Williamson，1985、1996)，而中小型共享(Commons)組織多實施自我治理(Ostrom，1990)。
平台生态系統是基于利益相關者的開放式組織形态(Moore，2006)，需要特定的治理模式。平台生态系統治理被視為協調生态系統的藍圖，能塑造和影響生态系統的發展，由提供自主權、創造激勵和确保整體性三維度構成(Tiwana，2014)。不過，平台生态系統治理的特定性應體現在治理外部性，畢竟平台網絡效應主要源于平台用戶産生的溢出效應，其治理對象是平台利益相關者，旨在設計一套特定制度安排，決定誰可以參與生态系統，如何分配價值，如何解決沖突(Parkeretal，2016)。
基于利益相關者的治理涉及平台生态系統中不同利益相關者的不同利益，需要利益相關者集體行動(Olson，1965)，積極參與，采用多利益相關者方法，共同治理，共同塑造健康發展的基石型平台生态系統，避免演變成不可持續的坐收其利型和支配型平台生态系統(IansitiandLevien,2004)。在具體行動中，可運用網絡圖(Net-Map)，繪制出不同類型和層級的行動者及其多重互動網絡，識别主要行動者及其利益訴求，從而有效構建出多利益相關者治理體系(Schifferetal2010)。
圖2：互聯網生态系統或多利益相關者治理生态系統示意圖注：圖中六大類的每部分都有數量不同的各類機構，共同構成複雜的互聯網平台生态系統(InternetSociety,2014:InternetEcosystem:Namingandaddressing,sharedglobalservicesandoperations，andstandardsdevelopment)。另外，各組成部分是互聯網生态系統的利益相關者，共同構成多利益相關者治理，故又被稱為多利益相關者治理生态系統。資料來源：InternetSociety；http://www.isoc.org。(三)互聯網平台生态系統健康發展揭示了多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成效與機制
互聯網始于1969年美國的阿帕網(ARPANET)，是蘋果、淘寶等平台企業開展業務的基礎，被譽為“電子平台之母”。到2016年底，全球互聯網用戶數量約為35億，依托互聯網開展的業務包羅萬象，建設與服務互聯網的機構衆多，演化出人類社會最龐大和最豐富多彩的平台生态系統，如圖2所示。
1998年是互聯網發展的裡程碑，全球互聯網用戶數突破1億，互聯網生态系統雛形初現并邁入了健康發展快車道。這得益于互聯網脫離美國政府管理而開啟由美國政府主導、以ICANN為核心的互聯網治理模式，其核心模式是ICANN一直采用的多利益相關者治理模式。2016年9月30日，美國政府與ICANN簽訂的協議到期失效，互聯網管理權移交到全球利益相關者，迎來了全球互聯網多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時代。
互聯網多利益相關者治理是基于共識(Consensus)的互動模式，産生了三種治理機制：互聯網國際組織、國際互聯網論壇和國際互聯網治理倡議(魯傳穎，2016)，即通過正式組織、論壇和松散的特定聯盟構成共同治理機制。
五、政策含義
(一)樹立平台生态系統整體意識
平台是以生态系統的形成存在與運行，而平台生态系統是其利益相關者的命運共同體，其健康與可持續發展對利益相關者意義重大且影響深遠。平台生态系統的利益相關者需要樹立整體意識和大局觀(IansitiandLevien，2004)，運用整體方法，積極參與平台生态系統的價值共創與共同治理，嚴防以一己之利而損害系統整體利益，避免坐收其利型企業行為而毀滅系統。
(二)制定平台生态系統特定政策
平台生态系統是新事物，現行針對單個企業的諸多政策難以套用，需要根據平台生态系統特性而制定相應政策，對于平台接入監管、公平定價、數據隐私與安全、生态系統治理等都需要深入研究而制定相應政策(Parkeretal，2016)。
(三)強化平台生态系統多利益相關者治理
任何組織的健康發展都少不了有效治理，平台生态系統亦不例外。然而，平台生态系統是新出現的松散型組織，除互聯網和維基等非盈利平台建立了相應的生态系統治理外，商業平台均未建立生态系統治理，導緻諸多平台生态系統野蠻生長與突然崩潰，嚴重損害多方利益。為了促進平台生态系統健康、有序發展，應要求平台企業引入多利益相關者治理模式，實現多方共同治理。
(四)針對平台不同利益相關者實施分類與精準管理
多樣性是生态系統健康發展的重要指标，同樣适用于平台生态系統。平台生态系統的多樣性越豐富，其利益相關者及其相應業務類型也越多和越複雜，涉及諸多行業管理方和政府不同管理部門。相關機構在管理平台生态系統時，不能以簡禦繁，而應針對平台不同利益相關者和不同業務，實施分類與精準管理。
（作者單位：錢平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産業部；錢鵬展，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