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貿易摩擦綿延三十餘年，總體來說，日美及中美貿易摩擦基本圍繞“低端産品對美出口增加-遭到美國遏制-産業升級-中高端産品出口增加-遭到美國更激烈的反擊-對美貿易摩擦激化-形成更為複雜的複合摩擦”的邏輯。
這兩次貿易戰的相似點之一是，摩擦的起源以及升溫，源于對美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之二是貿易摩擦升級時期中日兩國都處在産業結構升級的關鍵階段。之三是貿易摩擦使得外需的不确定性增加，内部方面，中日兩國均面臨着“國内高房價、較高杠杆與不良債堆積”的問題。外部方面，上世紀80年代末期的日本與現階段的中國都面臨着美國挑起的貿易戰。之四是日本與中國分别施行“雁陣發展模式”與“一帶一路”戰略，國内産能向海外轉移。“雁陣發展模式”和“一帶一路”戰略本質上都是通過建立以本國為主導的區域性經濟分工體系，對美國的霸主地位做出戰略性反應，但最終都加深了美國的不安，引起了更激烈的摩擦和對抗。最後一點相似是，日美與中美貿易摩擦升級都發生在美國逐步走出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之後。80年代中期美國剛剛走出“滞脹危機”，而2018年本輪中美貿易戰也發生在美國逐步走出“次貸危機”的陰影時。
不同點在于，日本1987年後人均收入已超過美國，而同階段的中國尚未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正處在努力階段。而中美貿易戰節奏總體要快于日美貿易戰，兩國之間摩擦的激烈程度也會高于日美當年。
日本政策失誤當為我們“前車之鑒”，中國正處于十字路口，經濟發展平穩，生産資料豐富，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減輕貿易摩擦對實體經濟的傷害，最終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進”。
中國在貿易戰中，除了采取“邊打邊談，以打促談”的外交策略外，政策更多的是需要着眼于本國産業結構的調整。
首先，應進一步改革開放，促進出口市場多元化，避免出口過于集中在某個區域。由于日美特殊的政治軍事同盟關系，日本的出口市場主要集中在美國，日美貿易摩擦升溫對日本出口型經濟的負面性影響較大，且短時間内無法取得有效的改善。因此，中國應充分促進出口市場多元化，改善出口區域性結構，避免出口過于集中在某個區域。
其次，實施“走出去”戰略，鼓勵大規模的、高質量的海外投資，在海外建生産基地。日本是典型的外向型經濟國家，中國可充分借鑒日本的經驗，實施“走出去”戰略，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及國際競争，鼓勵大規模的、高質量的海外投資，在海外建生産基地。一方面強調中國企業的主導性，從海外市場中獲得更多的利潤；另一方有利于中國開拓國際市場，優化産業結構，争取技術來源，突破貿易保護壁壘。
第三，積極擴大内需，推動出口和内需協調發展。70年代日本對美貿易順差激增，美國要求日本擴大内需以期扭轉長期貿易不平衡的局面。長遠來看，擴大内需是維護國民經濟穩定健康發展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是緩解貿易摩擦的有效方式，中國人口衆多市場巨大，近年來由于“消費升級”趨勢也為内需增長帶來更多潛力，但仍需警惕人口紅利漸退背景下的内需減弱隐患，推動出口和内需的協調發展。
最後，不走日本金融自由化過快、制度銜接不暢的老路。數據顯示，1984年到1989年日本全國銀行貸款增幅達到57%，非制造業增幅為72%，住宅貸款增幅甚至達到150%，而制造業卻下降2%。80年代末期日本政府一方面加快金融自由化步伐，另一方面卻在“住專”等問題上接連失策，造成日本資本市場和資金流動性的管控失當，産生日本經濟結構及制度轉型期的制度缺位現象。由此可見，金融自由化的節奏以及政策操作水平是改革成敗的關鍵因素。
作者為國金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