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來中國在全球經濟格局中地位的顯著提升,以及“走出去”戰略的持續推進，中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去”——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迅猛增長，同時我國各級政府或企業在境外合作建設的或參與建設的園區數量不斷增加、規模不斷擴大、特色不斷豐富。
從單個企業在海外投資建廠，到以工業園區的形式在海外集體辦廠，中國企業經曆了“走出去”的戰略升級。對于中國企業，特别是中小企業“走出去”可能會面臨的一些無法獨立解決的問題，選擇參與海外産業園區建設，抱團出海、集群式“走出去”是一個重要嘗試。而海外園區可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搭建平台，提供經濟可靠的海外發展場所，有利于我國企業充分挖掘東道國比較優勢及競争優勢，還有利于形成貼近市場的産業鍊和産業集群，從而降低我國企業海外的投資成本和經營風險。
海外園區：中企跨國發展的載體和平台
當前，海外園區已經成為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要載體和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入全球市場至關重要的模式。從我國創辦第一個海外産業園區開始，海外園區在與相關方的企業協作互利、産業優勢互補、地區間合作共赢的過程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積極作用。
海外的中國園區最初是由企業推動、供本企業使用的生産和貿易基地。2000年海爾集團在美國設立的工業園、2004年天津市保稅區投資公司在美國南卡州設立的天津美國商貿工業園等，都是比較成功的。
近些年以來，伴随着全球經濟格局中，中國地位的根本性提升,以及“走出去”戰略的持續推進，進行跨國投資的企業與海外建設的各種園區越來越得到更多更大的支持。一方面，我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去”——對外直接投資（FDI）規模迅猛增長；另一方面，我國各級政府或企業在海外合作建設的或參與建設的加工區、工業園、科技産業園區數量不斷增加，且海外園區建設的覆蓋地域範圍、涉及行業領域、合作共建模式等都得到了快速積極發展。
回顧曆史，20多年來，我國海外園區的發展呈現了兩波明顯的拓進過程。第一波為2006年國家啟動“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後,海外園區從緩慢增長轉為跳躍增長,而其後有所回落;第二波就是2014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海外園區再次快速發展。
按照背景，目前中國的海外園區主要分為兩類。首先是一些民營企業、地方國有資本背景企業在海外進行建設的園區，由于統計口徑不确定等問題，目前這類園區的數量無法統計。再就是商務部批準建立并審核的“國家級境外經貿合作區”，截至2017年6月底，納入商務部統計範圍的境外經貿合作區總計103個。據商務部統計，中國企業在36個國家的初具規模的77個合作區，共累計投資241.9億美元（2016年數據）。
目前，已建成的海外園區以工貿型産業園和綜合型産業園為主，入園企業多從事能源、資源、農業、輕工、冶煉、電子、建材等行業，并以民營中小企業居多，而海外園區建設牽頭企業的性質和類型呈現出多元化格局，多為實力強大的大中型企業，國有企業占據較大比重。
毫無疑問，以中國為主導的海外園區的建設，正在并長期為我國企業帶來發展的新機遇，成為助力我國傳統優勢産業“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和保障，同時，更會成為這一領域的探索和創新。
當然，海外園區不是新鮮事物，亦非我國首創。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内基于國際方面工業園區發展經驗，并結合自身的國情和特色，進行經開區、高新區等方面的建設，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績。不過，在海外建設發展園區方面，我們還屬于“摸着石頭過河”的階段。海外園區建設開發過程中，往往會受到各種因素影響，會遇到很多不可預見的問題，需要相關各方不斷适應和改進。
從目前發展情況看，在我國海外園區快速發展的同時，由于園區建設綜合性強、投資大、建設周期長、資金回籠慢等諸多原因，許多園區面臨較大的生存和發展壓力，建設同質化、招商競争白熱化較為明顯，部分園區落戶項目少、招商能力弱，還出現了園區空心化的現象。及時總結産業園區建設經驗，探索可行、有效、創新的園區全球化模式，并提出富有中國特色的園區經濟理論，被多方認為是亟須深入研究的課題。
決定企業海外發展的不隻是比較優勢
對外直接投資（FDI）是國際經濟分工兩種基本形式之一，與國際經濟分工另一種基本形式——國際貿易相比，其相關分析理論的形成沒有那麼早，形成的過程也相對複雜。綜合前人的研究，英國經濟學家、雷丁大學教授鄧甯（Dunning）提出的國際生産折衷理論，将國際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納入進統一的分析框架，揭示了FDI的開展建立于“專有—内部化—區位”三大優勢之上。
基于戰略優勢的分析，法國經濟學家、巴黎第一大學教授穆凱利(Mucchielli,又譯為馬克奇裡)提出了FDI“比較—競争—戰略”三優勢的範式，用以闡釋包括公司跨國經營活動在内的國際經濟合作形式。在穆凱利的理論框架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成為一種戰術性的活動，且須有多種優勢作為基礎——除了戰略優勢（母國公司），還需有比較優勢（東道國）、競争優勢（東道國、母國公司）。在這當中：比較優勢與鄧甯所提的區位優勢基本對應，而區位優勢則可以理解為比較優勢實際中的空間版；競争優勢不僅包括跨國投資企業自身的競争優勢，也包括東道國的競争優勢。
毫無疑問，我國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國際分工合作，首先可以擴大資源要素的配置空間，充分挖掘和釋放有關國家的比較優勢和發展潛力，不同地區的海外園區産業分布會兼具東道國和中國産業發展的特色，入駐海外園區企業的投資項目往往會結合入駐企業類型和所在國的國情和資源條件。
目前中國主導建立的海外園區中：巴基斯坦瓜達爾能源化工園區和中哈阿克套能源資源深加工園區，就建立在口岸和能礦資源富集區，屬于能源資源加工産業合作區；華信中俄現代農業産業合作區，則依托自然條件和農業基礎優越的區域建立，屬于農業産業合作區；巴基斯坦（旁遮普）中國成衣工業區和孟加拉達卡服裝和家電産業園區，則主要依托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區域建立，屬于勞動密集型加工園區。
國際分工的比較優勢理論歸根結底是一種靜态的分析，往往不考慮經濟的發展和動态變化。然而，企業對外投資的國際經濟合作形式往往也基于東道國（或地區）的動态比較優勢，也就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波特（Porter）所提的國家（地區）競争優勢。
根據其競争優勢理論，比較優勢是天然禀賦的，而競争優勢則是可以創造出來的。波特指出，生産條件因素分為基本因素和推進因素兩大類，後者尤為關鍵，即指通過投資和發展而創造的因素，它能使産業實現加速的飛躍。對于企業區位及FDI選址來講，前者與後者都是重要的考量對象。我國的一些制造業海外園區，如白俄羅斯明斯克中白工業園和印度（浦那）中國三一重工産業園，就多建立在工業基礎和産業配套良好的城市區域。
顯然，比較優勢實際上有着其自身動态的内生演化機制。首先，大多數情況下，比較優勢的形成本身是曆史演變的結果；并且，比較優勢的狀況也會随着時間的推移而發生改變。而海外園區的建設和發展無疑為這種變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03個
截至2017年6月底，納入商務部統計範圍的境外經貿合作區總計103個。
我國主導建設的海外園區中，有很多都在投資和就業、基礎設施和區域發展、知識學習和經驗分享等方面，已經開始對當地産生積極的影響。如張家港某集團在非洲的埃塞爾比亞建産業園，有大概30萬平方米的标準廠房，而正是因為有了這個示範工程，讓該國看到希望，該國元首将其工業化的希望寄托在工業園上，把建設工業園作為基本國策，并請中國開發區協會做了全面規劃。
而中國在東歐、東南亞、北非的一些項目如白俄羅斯的中白工業園、泰國的泰中羅勇工業園、越南的龍江工業園、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埃及的中埃蘇伊士經貿合作區等，成效就更加顯著。占地11平方公裡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特區，由紅豆集團聯合中柬企業，曆經10年建設，已從一片荒地發展成投資熱土。如今，116家企業、1.7萬名員工，見證着海外園區惠及當地發展、惠及中企出海的雙赢效力。
我國在海外建立的境外經貿合作區和海外園區，不僅在增加就業、提高稅收、擴大出口創彙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還有力地推動了所在區域甚至整個東道國的工業化進程，促進了相關産業的升級，吸引了更多的中國企業和其他國家企業前來投資建廠。
如果說競争優勢是比較優勢的動态版，那麼集聚優勢則可以說是其空間的表現形式。以克魯格曼(Kugman)、維納爾布斯(Venales)和藤田昌久(Fujita)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派興起以來，集聚效應和集聚優勢相關理論，進一步揭示了集聚經濟和産業集群對于企業選址及FDI區位的強勁作用。
在我國“走出去”戰略的實踐中，海外園區特别是境外經貿合作區，已成為我國企業在境外開展汽車、摩托車、機械、電子、化工、紡織、服裝等優勢産業合作的集聚式發展平台，吸引着更多的中國企業前來投資建廠。
海外園區特别是境外經貿合作區這種模式，已廣泛地被各方認為有利于形成貼近市場的産業集群，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來說，可有效降低投資成本和經營風險。巴基斯坦海爾—魯巴經濟區由青島海爾集團電器産業有限公司領投，已形成了家電産業集聚區。俄羅斯烏蘇裡斯克經貿合作區由康吉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投資20億元建設，将成為中國鞋業打造國際品牌、輻射全球的一個重要根據地。
集聚優勢本質上是空間的規模經濟外部性效應，概念上不僅包含着技術外部性、也包含着買賣外部性，不僅涵蓋着當地市場效應、還涵蓋着垂直關聯效應，不僅富含着地方化經濟、也富含着城市化經濟。這些“磁場”或單獨或合力，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吸引着越來越多的企業和經濟要素。很顯然，這還是個循環累積的過程。
我國大力推進海外園區的建設和發展，可改善東道國園區内外部的基礎設施條件，同時引起大量的人口和産業聚集，從而能夠對周邊地區産生輻射和帶動，誘發大量的商業開發機會湧現。而另一方面，園區在同時也可分享人口和産業聚集後産生的經濟效益和所形成的優勢，并吸引越來越多的企業前來投資。
海外園區可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搭建平台，提供經濟可靠的海外發展場所，有利于我國企業充分挖掘東道國比較優勢及競争優勢，還有利于形成貼近市場的産業鍊和産業集群，從而降低我國企業海外的投資成本和經營風險。
海外園區何以有新優勢
我國海外産業園區的建設仍處于探索階段，建設園區的經驗還有待豐富，特别是缺乏整體的規劃以及合理的資源配置手段。許多已建成的海外産業園區存在着發展同質化、功能單一化等問題，還存在着開發成本偏高、經營方式粗放、相關配套設施不完善，以及與國内産業銜接不緊密，等等。
為了避免一哄而上、重複建設低水平海外産業園區，宜采取有效的應對措施，既從國家層面加強高水平海外園區統籌布局和組織引導，也從微觀層面出發，發揮市場主體作用，促進園區發展及運作模式創新。
政府應該把境外産業園區建設納入整體戰略中，完善海外産業園區的頂層設計，盡早在國家層面編制推進高水平海外産業園區建設的行動方案，包括海外産業園區布局、分類建設實施指導方案以及相關配套政策，憑借國家的資源整合能力，挖掘具備投資潛力的國家和地區。
具體的園區建設方面，需要設定清晰的産業定位和差異化的發展方向，避免陷入粗放式擴張和無序化發展的狀态，提高園區招商能力和配套設施，防範園區空心化的現象。
無論是正在規劃建設的還是已經建成的海外園區，都應高度重視完善園區投資的硬軟環境，加強園區的交通、能源、環保、通信等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完善餐飲、住宿、供水、垃圾處理等相關配套設施建設，做好園區綠化、美化，從而提升園區的規模檔次及整體形象，為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園區企業提供“拎包入住”等便利服務，使入園企業輕裝上陣。
長期一段時間以來，“走出去”的主要還是資源需求型企業，海外園區内也多以加工制造、服裝紡織、機械五金、制鞋等行業民營企業為主，在制造環節能夠形成配套的、形成規模的、有集聚效應的不太多。
在國内企業“抱團出海”方面，就應加大鼓勵國内有關企業利用境外合作區平台和海外園區，将産品“走出去”、市場“走出去”形成結合，促進有關産業鍊企業抱團“走出去”，同時鼓勵通過組建境外産業園區聯盟、“走出去”企業聯盟等方式，在境外合作區平台和海外園形成聚集優質項目、聚集産業鍊、聚集市場資本的協同發展效應。
同時，海外園區應根據園區的定位，深入把握相關行業的發展特點和産業鍊上下遊的協作關系，充分理解企業客群的需求，為入駐園區的企業提供綜合服務平台，如咨詢、培訓、信息、企業孵化、物流、人力資源、軟件服務外包等服務。
此外，我國的海外園區目前在經濟水平較高、科技水平較發達的西歐、北美等發達地區較少落地。除了廣大的低收入國家外，如果中國企業能到比較發達的國家投資，其風險會更低，且從長遠來講更有利于中國企業的轉型升級。可喜的是，海外園區的選址已在向更遠距離國家及發達國家延伸，這個趨勢的興起将勢不可擋。那麼，在發達國家落地的海外園區應更加注重集聚經濟和産業集群的效應，尤其是籍此以獲取發達國家先進的技術和知識外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