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美國都收獲了全球化的紅利，但全球化正從巅峰墜落？
過去二三十年創新相對停滞，無論是歐美還是中國，都面臨更大的創新壓力，我們要怎麼去創新？
PauloLopes|聽錄張春晏|翻譯
彼得·蒂爾（左），錢穎一（右）彼得·蒂爾獲得斯坦福大學哲學學士學位和斯坦福大學法學院法律博士（JD）學位。他曾是國際象棋棋手，是美國21歲以下選手中排名最高之一。在斯坦福大學本科學習期間，他創辦了《斯坦福評論》（TheStanfordReview），如今是斯坦福校園中頗有影響的學生報紙。
作為企業家，彼得在1998年創辦了貝寶（PayPal）公司，擔任董事長和CEO職務。在eBay公司于2002年以15億美元收購貝寶之後，彼得創辦了一家全球對沖基金Clarium資本管理公司和一家軟件企業Palantir技術公司。
作為風險資本家，彼得具有傑出的遠見。他是Facebook的首位外部投資人和董事，以50萬美元獲得了該公司10%的股份。他還發起了創始人基金（FoundersFund），其投資的企業包括Facebook、Sportify、SpaceX、Airbnb和Lyft等。創始人基金還為DeepMind公司提供了種子資金，該公司開發的AlphaGo在最近擊敗了職業圍棋選手李世石，成為新聞熱點。
彼得參與了多項慈善、學術和文化活動。他所支持的一家醫療慈善組織緻力于延長人類壽命。他創辦了蒂爾獎學金（ThielFellowship），給20名20歲以下的年輕人各獎勵10萬美元，使他們能從大學暫時中斷學業去創辦自己的企業。去年12月他參與創辦了OpenAI，這是一家緻力于服務而非危害人類的人工智能研究的非盈利組織。
彼得在美國矽谷長大，是真正的本土矽谷人。四年前的2012年春季，他在斯坦福大學講授名為“創業”（Startup）的課程。該課程的講稿被集成為《從0到1》（ZerotoOne）這本書，其中文版成為暢銷書，銷售量超出了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總和。
四年之後，我們非常幸運能請到彼得來清華經管學院，在接下來的兩周内講授創業課程，并非常榮幸聘請彼得蒂爾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管理實踐傑出客座教授。
——摘自錢穎一院長在聘任彼得蒂爾（PeterThiel）為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管理實踐傑出客座教授儀式上的緻辭逆向思維之道
理解曆史洞察未來
錢穎一：非常感謝你給我們清華學生上了深具啟發、富有洞見的兩周課。四年前，你在斯坦福授課，課堂筆記後來成為頂級暢銷書《從0到1》。四年後的現在，你來清華講授了這次非常精彩的課程，你的課程基于這本書，但也融合和增加了很多新觀點、新例子。這些新的觀點和例子反映了過去四年中你新的思考和觀察。在此課程結束之際，你能否簡要總結一下，你過去四年中有哪些重要的新觀點或者新觀察融入了本次課程中？
彼得·蒂爾：我過去四年裡發展出來的很多想法，是《從0到1》裡一些觀點的深化。關于創新的曆史，我覺得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如果看看工業革命以來創新的曆史，你會發現，創新對社會非常有益。
問題是，在創新史上，哪些階段創新者确實能獲利？哪些階段創新者更難獲得商業成功？圍繞創新曆史的這個問題很有趣……例如，軟件對于發明者很有利，而飛機發明者則沒怎麼獲利。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的企業家比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的企業家獲益多。這個曆史問題内涵豐富，所以我思考很多。
一個和創新曆史相關又和中國相關的問題是：在整個體系中，高附加值在哪裡？如果我們有拼圖一樣複雜的産業鍊，誰真正獲取了絕大部分價值？我們怎樣真正知道誰獲取了價值？
我在課上舉了蘋果和富士康的例子，在這個例子裡，我們可以看到蘋果獲取了價值鍊中的絕大部分價值，而富士康相對獲利微少。蘋果的價值7倍于富士康。
一種可能性是價值主要由研發和品牌環節獲得，即蘋果公司獲得；而制造環節創造的價值少得驚人。另一種可能性是智能手機極其特别，比起其他産品，智能手機的品牌和研發更重要，而汽車或者其他産品，制造仍占據中心地位。
但是我想，高附加值在哪裡，誰最有能力獲取，誰更有議價能力，是超級重要的問題，需要經常思考之。
錢穎一：所以這兩個方面是和中國很相關的：曆史的角度和高附加值在哪裡。第一，在座的大部分學生，我們所理解的世界和中國，大部分是從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的，所以對曆史所知甚少，但曆史非常重要。第二，價值獲取問題，現在中國正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國家邁進，對任何一個産業而言，誰獲得價值是關鍵。
彼得·蒂爾：這在中國是極其重要的問題，理解曆史非常重要，同時要認識到未來與過去會有所不同。你無法從曆史中找到所有答案。我認為對中國過去的20或30年而言，全球化是極其重要的趨勢。這種趨勢會繼續，但不會再那麼重要，可能中國正從出口模式轉向消費導向的社會。如果僅看曆史，你會得出結論，一切都在全球化，除了全球化别無其他。所以，我們可能會犯研究曆史太少的錯，也可能會犯研究曆史太多的錯——某種意義上被曆史所限。
錢穎一：所以第三點是，未來将會不同于過去。
彼得·蒂爾：是的，如果沒有不同，那我們隻是活在當下，就像非常長的瑜伽冥想。
何為逆向思維？
錢穎一：這些都是新的觀點。我想從你四年前的課到今天的課，有一個貫穿其中的思想，就是逆向思維，對嗎？這次課中你進一步豐富了你的思想。
彼得·蒂爾：對，這是貫穿始終的思考。但是逆向思維，并不是為了和别人持不同意見而持不同意見。如果這樣，就不再是逆向思維，僅是加了個負号的延續性思維——你先看看主流輿論，然後在前面加個“-”。
錢穎一：很多人有這種傾向，當他們不同意你時，就在你說的一切前放上“-”号，變成對立面。那麼什麼是真正的逆向思維？
彼得·蒂爾：真正的逆向思維是自己獨立思考，不要人人雲亦雲，也不是跟周圍人唱反調，而是思考有意思、其他人甚至都沒想過的問題。所以逆向思維就是探索你感興趣但别人還沒發現其有趣之處的方面。
我有一個朋友幾年前是個博士生，他認為成功的博士生和不成功的博士生之間最大的差異，不是做研究的能力，而是提出正确問題的能力。如果你能提出正确的問題，問題不是太簡單也不是太難，你就能夠回答而且回答得有趣。這種能力頗具生産力，從正确的問題出發，你能得到很多有趣的結果。很多最聰明的人非常努力，但他們從未真正提出正确的問題。他們提的問題是每個人都在問，很多人都在研究，因此難以脫穎而出。如果問題有趣但不可能回答，也難以取得很大進展。
所以逆向思維不一定總是給出不同答案，如果提出沒有人問過的好問題，就是非常好的起點。
錢穎一：這是兩個要點。一是提出好問題，二是尋找沒有很多人感興趣但你真正想探索的領域。
彼得·蒂爾：我們甚至經常會對提出好問題感到尴尬，因為我們經常想，這些問題很笨，或者一定已經被其他人問過了，我一定遺漏了什麼，去問這些問題顯得太笨。我們還都會有這種羞愧感——當聽到不太懂的事情時，就想我是不是有點笨才不懂，因此不提問。可能事實上沒什麼，隻是聊得稍微複雜點，你隻要簡單問一問，就會發現根本不難。所以我想，有時，問那些看上去笨笨的問題實際上挺難做到的。
逆向思維鍛煉方法
錢穎一：那我很好奇，你是如何發展出問問題的方法，發展出這種逆向思維的方法。不像很多矽谷投資家和創業者，你在矽谷長大，在斯坦福讀本科和研究生，在矽谷做投資，在矽谷創辦公司，好像你就從沒離開過矽谷。你在斯坦福本科專業是20世紀哲學，斯坦福法學院的法律博士。那哲學和法律是怎麼幫助你或者實際上沒有幫助你發展逆向思維的？
彼得·蒂爾：我對想法如何連接，如何契合到整體中去總是非常好奇。雖然哲學的很多東西并不太實用，但有個思維鍛煉很好，就是詢問事物間的相互聯系。我喜歡和朋友聊天，對各種話題都感興趣，這自然而然會有靈感。美國過去20~25年間，經曆了大規模不理性的行為，心理層面上非常奇怪的現象：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們經曆了瘋狂的互聯網泡沫；二十一世紀初，經曆了瘋狂的地産和金融泡沫。所以回頭看看，對這些事物保持一點距離、保留一些批評很重要。逆向投資：SpaceX和清潔技術
錢穎一：我想回到逆向思維。我想更具體了解，在你的投資決策中，逆向思維如何幫助你。除了Facebook，你能給我們舉一些這樣的例子嗎：哪些時候除了你沒有人真的想投資；哪些時候很多人都想投，但是你卻拒絕了。
彼得·蒂爾：一個比Facebook更有戲劇性的例子是，2008年夏天我們第一次投資給埃隆馬斯克（ElonMusk）的SpaceX時，我們收到一些郵件，他們說：“我們非常高興沒有投錢給你，這件事兒太愚蠢了。”潛在投資人主動發這樣的郵件很不常見。
投資SpaceX看上去非常奇怪，主要問題是：這不是IT，你對投資火箭公司有任何經驗嗎？這生意風險太大了。
但是如果仔細思考，你會發現，SpaceX的商業模式實際上非常棒，因為人們會預付費來買火箭，所以相對而言，項目一旦啟動，就是正現金流生意。而且，埃隆是在與那些非常陳舊的航空航天集團企業競争，例如波音（Boeing）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Lockheed）。40年來沒有新火箭公司出現，顯然這是沒有什麼人懂的領域。所以我們不需要非常擅長投資火箭公司，因為在投資層面，絕對沒有人與我們競争。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沒有專業知識，我們也一樣，但我們隻要稍微做點研究就可以做到相對專業。
有很多東西我們不投。作為風險投資家，總是犯這樣的錯誤——投資了以後發現公司最後很糟糕或者錯過了後來很棒的公司。2005年到2008年間，我們放棄了清潔技術領域這一整個投資類别。我認為清潔技術很好很重要，但公司非常同質化，這方面的投資競争太激烈以至于脫離了潛在商業價值。當時我感覺這個領域已經有些泡沫，但不可能去公開提出疑問，大家都很狂熱。最後這波熱潮結束的時候，結束得很快。
錢穎一：所以你很高興你沒有投。
彼得·蒂爾：那個時候是。今天我認為，清潔技術可能是值得投資的冷門領域，但2005～2008年，不投清潔技術就對了。跟搞技術的人說商業模式，跟談商業模式的人說技術
錢穎一：你知道互聯網金融在中國非常火熱，你創辦了PayPal，啟動了這個行業。我記得在今年的中國高層發展論壇上，你被問到關于互聯網金融和金融技術問題，當時你對金融技術的回答非常有趣。請你再跟我們說說你的想法。
彼得·蒂爾：我想金融技術（FinTech）空間很大，所以很自然大家都會關注這個領域。挑戰總是在于：能多好地區别于他人。很明顯，如果你能創造新的借貸系統，新的銀行，會非常有價值，但最後會有很多人跟你競争。
我總喜歡說：當人們想談技術時，你應該談談商業模式；當人們想談商業模式時，你應該問問技術問題。生物技術公司經常談技術，所以你應該在商業計劃方面去大力推動。金融則是另一個極端，大家總愛談商業戰略、市場、快速崛起。這時候你就應該問，這裡面有什麼技術？除了一個網頁外還有什麼技術？如果對技術問題回答很棒，那就是很棒的起點。不過這是個典型的會難住人的問題。有可能一個成功的金融技術公司并沒有太多技術，但有非常好的市場或者渠道機制，但我會很懷疑其持續成功的概率，因為太多人想那麼做了。
錢穎一：所以應該說，對金融技術，你還沒有聽到令人信服的觀點？
彼得·蒂爾：我想各種類型的商業模式都是很棒的，隻是到頭來都挑戰重重——如果沒有技術，你最後面臨很大的市場競争，代價很大。金融技術公司通常有很多借貸，最後你可能不得不賣掉公司股份以獲得出借的啟動資金，你的股權會被大大稀釋。所以一些商業模式可能很棒，能做得很大，但對股東的回報可能很有限，因為股權稀釋太多了。
有很多案例，即使在起步時非常拿不準，但結果很好。例如PayPal，我們起初認為就是市場競賽，我們必須盡快規模化，因為通過郵件發送資金鍊接不是太大的創新，所以需要網絡效應，更主要的是市場推廣非常燒錢。大概一年後，事實證明，網上有大量的竊賊、詐騙，所以反詐騙技術變得很熱，創造了巨大價值。PayPal是個金融技術公司，最後變得很有技術含量，這是随着時間積累而成，剛開始我們并沒有完全意識到。
中國“從0到1”的挑戰比想象得要快
錢穎一：在談到技術的未來時，你很善用逆向思維。矽谷的很多人，很多工程師對未來的技術、增長非常樂觀，但你是個例外。你談到了創新可能停滞，或者放緩。對上述現象，你解釋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因為智能手機技術，可以被直觀感知——僅僅因為我們整天都拿着iPhone，所以我們以為技術取得了很大進步，但事實上并沒有，隻是感覺上的偏差。第二，我們有種錯誤的認識，認為巨大的财富由少數公司創造，但事實上隻是财務回報聚集于少數公司而不是造福了整個社會。這是兩個非常重要的原因。現在，假設你是對的，即發達國家正進入技術進展較慢的階段，那麼與之相關的兩個問題是：一，在發達國家像美國或者歐洲，這些評價如何影響了你的投資決策？第二，中國離技術前沿還很遠，中國的投資者和創業者應該創辦些什麼樣的公司？
彼得·蒂爾：總有整體和細節兩方面的問題。如果認為，我們所處的世界技術進展非常有限，那你會想，創新很難。如果認為，我們所處的世界技術進展迅速，那你會有很大的競争壓力。
例如，有人談到生物技術産品方面有個重大突破。我們假定，他們找到個治療自閉症的辦法——有個設備戴到頭上，連上腦電波，就能治好自閉症。
在一個技術進展很快的世界，你會自然而然地焦慮——也許大家正在用其他各種辦法攻克這一課題，競争将非常激烈。在一個技術進展非常快的世界，人們不斷擔心競争。
在一個技術進步有限的世界，關鍵問題就變成：這到底行不行啊？如果有人告訴我這樣一種設備，我最初的反應不會是“誰是現在正在治愈自閉症的另外十個人，他們會與我競争，打敗我”，而變成“你的技術真行得通嗎？讓我們花點時間看看是否真可行，如果我們确信可行，那我們要在競争格局上做點什麼，但不一定那麼努力，因為競争不太激烈。”
所以，社會創新處于井噴還是緩慢的階段，社會個體考慮問題的優先順序會非常不同。
中國還在追趕中，但複制模式不會永遠持續。中國已嵌入了全球化版圖，急需走到技術前沿，就是“從0到1”，意味着中國需要更多的原始創新。
錢穎一：所以你認為中國面臨“從0到1”的挑戰可能比人們所想的要快。
彼得·蒂爾：對。
錢穎一：這是你的逆向思維。
彼得·蒂爾：我很高興在中國有很多人讀我的書。
跟PayPal幫學團隊創業
錢穎一：很多學生報名聽了你的課，其中一些同學想要成為創業家，有些不想。但是他們都想要有所創新。你會給那些想成為創業家的同學什麼建議？會給那些僅僅想有創新能力的同學什麼建議？對我，作為商學院院長，有什麼建議？清華經濟管理學院可以用哪些方法來培育學生的想象力、逆向思維和創新能力？
彼得·蒂爾：我想沒有公式。有很多種方式：創業公司可以創新，在大公司可以創新，在政府可以創新，在非盈利組織可以創新。有很多情境都可以去創新。回到這點，把正确的問題作為起點總是重要的。創造大家可以探索不同問題的環境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斯坦福，行之有效的一個方面是，很多學生和教師之間有很強的聯系，這些關系會伴随你很久。
1998年，創辦PayPal的時候，我們都不知道公司會成還是會敗。但是我們告訴自己，我們要在創始人間建立很強的聯系。我們将要一起工作數十年，因為這是個長期的遊戲，長期的戰略。也許會成功，也許會失敗，我們希望能夠用有趣的方式一起工作數十年。
錢穎一：PayPal創始人的聯結是如此緊密，以至于後來以PayPal幫（PayPalMafia)聞名。
彼得·蒂爾：對，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來建設團隊。想問題應該長期。同學們才起步，不好衡量，但你應該常想着建設美好生活的方式是什麼，未來的幾年幾十年持續地學習。
錢穎一：這個建議很好。我們應該在清華經管學院真正建立聯結和關系，十年以後，将會以SEM幫（SEMMafia）而聞名。
彼得·蒂爾：對，聽上去真是高回報。
過度全球化
錢穎一：你認為全球化是“從1到N”的過程，不算真正的創新；而過去的三四十年，是一個全球化主導的時代。
彼得·蒂爾：我想崇尚創新是很近的事，尤其發生在過去十多年，具體時間很難衡量。當然，在發展中國家，情況有所不同。
在全球化主導的時代，人們沒有理由一定要去進行原始創新，因為複制就是最容易摘到的果實。在美國，與全球化密切相關的産業，例如金融，表現極其好。如果說，僅僅通過全球化就可以大展拳腳，那你應該勇往直前，去摘全球化的果實。對于頂尖人才而言，全球化确實曾大有可為。
可是現在全球化趨勢已經不如過去那麼強勁了，我想頂峰是在2007年。今天，2016年，全球化絕對已過頂峰，可能已經走向反面。在1970年到2007年之間，全球化使得貿易增長了2到3倍，和GDP增速一樣快，現在很容易滑向反面。
現在需要回歸創新。當創新壓力大增時，在美國，有才華的年輕人從蜂擁去紐約變成潮湧向矽谷。在整個上世紀80到90年代，直至2007年，對有才華的年輕人來說，紐約是魔力之都。年輕人都想去銀行業、投行、麥肯錫咨詢、高盛等等，這些行業與企業和全球化緊密聯系。從2008年開始，人才更多流向矽谷，相比以全球化征服世界的故事，大家更喜歡創新的故事。
錢穎一：為什麼你認為全球化的頂峰是2007年？是因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嗎？
彼得·蒂爾：銀行是全球化的中心，在金融危機中，銀行是最受重創的。也可以說，過度的全球化引發了危機。
錢穎一：這是你的創新觀點，就是說，全球化同技術創新在某種程度上是相互替代的關系。
彼得·蒂爾：對，但不是全面替代關系，是部分的替代。
錢穎一：通常大家認為因果關系是這樣，金融危機削弱了紐約和金融行業的吸引力，所以大家轉向矽谷。你的觀點是，因為全球化走得太遠，所以金融行業陷入困境。
彼得·蒂爾：兩者都是。但我想我的解釋比标準解釋更進一步。如果隻是按标準解釋，你可以說，危機是因為一些監管政策出問題導緻的事故，所以可以回頭糾正。但是他們回頭重來了，并不管用。如果是淺層次的錯誤，你可以回頭糾正；但如果是深層的錯誤，那事情就從根本上沒法運行了。我想那是深層錯誤。
錢穎一：這是我第一次從這個角度聽說全球化走得太遠這個觀點。通常人們反對全球化時說“全球化破壞了工作機會，降低了發達國家工人的工資”，這是比較典型的觀點。但你的觀點聽上去不同，你的觀點是過度全球化？請解釋一下過度全球化。
彼得·蒂爾：全球化和技術這樣的詞彙一樣，意味着很多東西，會令人困惑。過度全球化是想象力失敗的産物——除了全球化，你想不出其他東西。你能想到的未來，就是讓世界變得一模一樣。你能做的事，就是試圖更快聚合。當人們隻有這樣很失敗的想象力時，就會導緻資源都進入全球化套利中。
錢穎一：所以你的全球化定義，就是市場的擴張和技術的複制？
彼得·蒂爾：有各種各樣的全球化。一種是複制可行模式，是已有事物的延伸。因此，全球化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同質化。我不是反全球化。我認為是全球化（“從1到N”）被捧得太高，以至于影響了創新（“從0到1”）。
創新的停滞與重燃
什麼是真正的創新？
《财經》：對創新的理解每個人都不一樣，在您看來什麼是真正意義上的創新？
彼得·蒂爾：創新有些難以定義，合理的定義是，創新是那些明顯改變或者潛在會改變人類文明，并在未來會提升人們生活水平的事物。
《财經》：是不是可以說，你把創新分成了兩類，一類是宏大的創新，它們影響和改變了文明，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另一類是小微的創新，這些創新也可以影響社會。你所說是這樣嗎？
彼得·蒂爾：對，我對宏大的創新更有興趣，但在實踐層面，兩者都重要。很多人說，Facebook是小事兒，無足輕重，即使社交網絡已經改變了溝通的屬性。我們創始人基金有個網站，網站上寫着：“我們期待會飛的汽車，但隻得了140個字”。140個字指Twitter。這話是批評Twitter，相比飛翔的汽車，Twitter就幹了那麼點小事情。但是我想，溝通變革實際上影響重大。即使像Twitter這樣看上去很小的公司，也大到足夠去影響人類的整體文明，且在商業價值方面也很棒。我樂于看到那些大到可以提升社會整體文明水平的公司，但作為風險投資家，投到Facebook和Twitter這樣的好公司就很好了。
錢穎一：你認為過去40年對人類社會影響最大的創新是什麼？
彼得·蒂爾：過去40年中，有些藥物非常重要。過去40年的創新主要圍繞電腦、因特網、移動互聯網、軟件、半導體等。我想相比其他領域，我們在這些領域進步很大。有個大争論——創新是加速了還是停滞了？我認為計算機領域是加速的，而其他任何領域是相對停滞的。看看今天“技術”一詞與五十年前不同的含義就知道了。五十年前，就是1966年，技術一詞意味着火箭、超快的飛機、農業綠色革命、核能，還包括計算機等等各種東西。今天，技術通常指信息技術。我們已經把定義收窄了。1920年代，技術指轎車，現在我們不會把小汽車和技術聯系在一起，除非把汽車延伸到計算機領域，例如自動駕駛汽車——汽車裡内置了計算系統。現在，如果其他領域也有這樣的進步，對我們的文明會更有益。
錢穎一：現在的“技術”一詞意味着信息技術，這很有意思。
彼得·蒂爾：對，事實就是定義變窄了。這也某種意義上說明了創新的停滞。
錢穎一：經濟學家會說，抽水馬桶是最有影響力的創新。另一項非常重要的創新是空調。如果沒有空調，我們這個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會喪失生産力，例如新加坡。
彼得·蒂爾：抽水馬桶是羅伯特·戈登（RobertGordon）說的，還有管道系統，很重要。電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對于冬季和夏季。
創新的停滞與感知錯覺
《财經》：也有些著名人士說，相比19世紀的蒸汽機、核電等，過去二三十年創新有所停滞。
彼得·蒂爾：對，持這種觀點的有羅伯特·戈登、泰勒·科恩（TylerCohen），我基本上贊同，不過這種觀點在矽谷不常見。
錢穎一：對，在這個觀點上，你是個特例，在矽谷極少。
彼得·蒂爾：對，我總認為，矽谷人有點兒偏見。關于創新的問題，我和谷歌CEO埃裡克施密特（EricSchmidt）有過一次激烈的争論。我管埃裡克施密特叫谷歌傳道大使，因為他會說一大套，技術如何偉大，如何幫到每個人，如何讓世界變得更好。
我更樂意說創新有所停滞。這有很多表現，表現之一是生産力增長不如過去快。如果你認為技術作為宏觀經濟因素與生産力增長相關，那過去四十年以來，美國、西歐、日本的生産力增長放慢了。人們可能會争論“生産力的衡量方式正确嗎？”我總認為信息技術的作用被誇大了。由于很多信息技術被用于溝通，于是我們注意到了信息技術帶來的巨變。我們眼前整天晃着顯示屏，整天用手機、用短信，于是手機吸引了我們巨大的注意力，我們更少注意我們的基礎設施。在美國或者西歐，地鐵已經100年沒變，城市也不怎麼改變，在很多維度上，技術的進步都是有限的。
錢穎一：所以這是感知問題，由于我們每天用手機，所以感覺技術飛速變化，但是實際上你沒有感知其他的東西。進一步說，經濟學家看數字，生産率等等，所以更悲觀。不過你不同，你是創業家，你在矽谷，矽谷的絕大部分人都非常樂觀，你是個例外。你的洞見是什麼？
彼得·蒂爾：我想矽谷的挑戰之一，在于人們有“看漲偏見”，因為如果你創辦公司，你就要說世界正在變得不同，如果你是風險投資家，你要說有那麼多可投資的出色技術正在湧現。所以，矽谷的人們自然會有這種傾向，他們會說，我正在幹好多事。
近期的曆史，也就是1990年代末的技術領域大泡沫，也加劇了這種傾向。當泡沫破裂的時候，矽谷之外的人都說，互聯網就是泡沫。當人們說沒那麼多技術創新時，意味着他們認為公司估值過高了。創新和公司估值之間聯系密切，這讓矽谷人很自我保護。
在一個适度創新的世界，财務回報事實上可能非常可觀，因為一旦你做出新東西，後來者很難追趕。如果創造出類似谷歌的新搜索引擎，在搜索上就難有重大創新了，沒人能再創造出比你棒非常多的搜索引擎。結果是，你占據了搜索的壟斷地位，很強大，很無敵。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磁盤驅動器産業為例，你可以造出全世界最棒的磁盤，兩年後又會有人造出更好的。你的公司就會出局，投資也打水漂了。十年裡，磁盤驅動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創造了消費者盈餘，但是這種變化對磁盤公司并無好處。所以，技術發展緩慢的環境遠比技術井噴的環境更有利可圖。大饑荒時代的農夫，可能遠比糧食充足時代的農夫容易賺錢——在糧食充足的時候，糧食價格會很低。
美國：走向創新崇拜
錢穎一：你說到現在美國的趨勢，是人才湧向矽谷，崇尚創新，我可以用具體的例子來支持你的觀點。有人比較了哈佛商學院和斯坦福商學院MBA申請人同時被兩所學院錄取後的選擇，在過去兩年，斯坦福首超哈佛。
彼得·蒂爾：我感到驚訝，這隻是過去一兩年的事情。每次我說到哈佛，總感覺正輸給加州。
中國：從複制到創新
《财經》：現在中國經濟面臨很大下滑壓力，很多經濟學家包括錢穎一院長都在說，創新是今天中國經濟的出路。就您的觀點而言，為什麼中國今天如此重視創新？中美創新如何不同？
彼得·蒂爾：這方面錢院長肯定有很多可說。我對美國更了解些。不過中國已經從全球化中大有斬獲。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應該停止，但全球化的收獲不會像過去那麼巨大了。因此，就像在美國和西歐，中國需要做新的事情，要垂直增長而不隻是水平增長。大家說中國非常不同，中國是大國，需要做大規模才能獲得商業成功，所以很多創新都在商業模式方面，而科學或者技術突破就少很多。
曆史上，創新非常不同，問題是理解未來10～20年會怎麼樣——未來會日益不同。我的觀點是中國越來越像美國那樣需要創新，中國創新的需求會增強。某種程度上，中國會與美國和歐洲一樣面臨挑戰，但創新挑戰的出現在現在還是15～20年後，是個開放問題。你可以說，中國人均GDP還很低，隻相當于1965年的日本，所以即便沒有真正的創新，經濟也還有很大上行空間。你可以說，也許中國會找到日本市場規模下所不适用的模式，以至也許還有20年不用去就創新。但日本的曆史堪值借鑒：發展良好，然後突然停滞下來，根本問題還是創新不足。德國居于美國和日本之間，但顯然需要進一步的創新。
教育能激發也能遏制想象力
《财經》：創新和教育之間是什麼樣的關系？創新可以在學校中學到嗎？
彼得·蒂爾：有某種聯系，但很複雜。我确實認為需要有知識基礎。如果我們要在前沿領域做新的事情，恐怕不能一無所知。所以通識教育是必要的。技術上有成就的人多數都很聰明，受比較高的教育。
教育的危險是大家被訓練得善于考試。考試是吸收已經存在的知識。這種教育總是存在這樣的風險：讓人善于重複傳統知識而付出不嘗試新事物的代價，最後幾乎沒有時間去思考不一樣的事物，做有趣的事情。
我的教育背景不同尋常。我上了很精英的大學，但是在加州讀的公立高中，高中并不緊張，夏季有三個月假期，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我對數學很感興趣，所以數學比較好。探索創意的自由是很棒的。如果太過緊張地在固定軌道上運行，多數人就不會做其他事情了。
《财經》：你很強調想象力，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已有的教育模式事實上扼殺想象力？
彼得·蒂爾：教育能激發想象力，也能遏制想象力。如果你讀了很多書，可能比什麼書都不讀能給你更多想象力。但如果你必須快速地讀所有書，去死記硬背，可能你就沒有時間去思考和想象。讀書肯定比完全不讀書要好，但也很容易過頭轉向損害想象力。創新中的政府作為與失靈
《财經》：這對中國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政府應該怎麼做去促進創新？
彼得·蒂爾：這個問題我是局外人。抽象地說，中國認為創新是重要課題，關于創新的争論在中國遠比在歐洲或者美國激烈得多，這是好事。促進創新的具體問題，應該要問，是否規定太多而讓人們難以創辦公司？文化上是不是不寬容失敗？我不覺得失敗是啥好事，但也不要當做災難，讓人沒有勇氣去嘗試。對于政府直接去做，我總是持懷疑态度。我不覺得由政府來成立風險投資基金是好主意，也許根本不可行。
錢穎一：中國政府确實想做事，非常有熱情。從發揮市場作用的角度來說，政府不應該插手具體事情，而應該解除管制、創造容許自由思考和創新的環境，而不是直接從事具體事務，是嗎？
彼得·蒂爾：我舉個有點抽象的例子。我想美國國防部的DARPA（DefenseAdvancedResearchProjectsAgency）在1950和1960年代，運作得非常好，但在過去三四十年裡，就沒那麼創新了，DARPA有所停滞。人工智能的奇點還遠
錢穎一：你投資了人工智能，看上去你不像埃隆馬斯克一樣焦慮。
彼得·蒂爾：我想AI技術非常重要，也有很大的潛在危險。AI是個容易有分歧的詞，可以指下一代計算機，或者是最後一代計算機。“下一代”和“最後一代”可能是非常不同的事物。
如果廣義人工智能誕生，某種程度上，人類已經不需要思考了，因為計算機是如此聰明，創新都來自計算，而不是來自人類思考。廣義的AI将會非常奇異，也還很遙遠。
錢穎一：但我們沒有在做廣義上的AI，我們在做狹義上的AI，對嗎？
彼得·蒂爾：即使是AlphaGo，除了下圍棋也不會幹别的，隻是計算比人強的信息時代的持續。1940年代末，計算機開平方根比數學家快。回溯到工業革命時候，機器替代了人力。我想狹義的AI是計算機時代的延伸，是積極有益的。廣義的AI就奇特了，可能很危險，但還非常遠，我不擔心。我想長期以來對AI過度預測了。生物技術有望大突破
錢穎一：除了因特網、金融技術、空間技術，你認為未來十年最令人興奮的技術有哪些？
彼得·蒂爾：可能我感到最興奮的一個領域，是不同形式的生物技術。如果我們能解決幾類問題，将能真正變革人類生命。就像我在演講中說的，癌症治療進展有限，未來幾十年有望取得非常大的進步。很多領域都大有可為，即使過去長期以來挫折重重，進展緩慢。在矽谷，專門的生命科學實驗室還很少，而且都在轉向IT。再說一次，這不是簡單的放個負号式的逆向思維，而是我有點懷疑，我們現在是不是太聚焦于IT，而對生物技術投入不夠。
（注：本文以錢穎一教授和彼得·蒂爾先生在清華經管學院課堂上的對話為基礎，并綜合了部分《财經》雜志對錢穎一和蒂爾的采訪内容，在此對《财經》雜志表示感謝。）
本文責任編輯：張春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