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企業管理模式和實踐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西方的管理體系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在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年内促進了中國管理理論的發展和管理實踐的進行。然而，随着時代的發展，西方管理理論在中國出現“水土不服”的現象也越來越明顯，尤其表現在企業倫理喪失、勞資矛盾加劇、企業社會責任感下降、缺乏創新能力、企業發展不持續等方面。
當代的中國管理研究者，有必要從中國企業的管理實踐中總結經驗和教訓，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收“養分”，探索一條适合中國文化情境下的管理模式，助力中國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文化情境差異在企業管理中的體現
中國文化情境以傳統國學文化為基礎，以儒家文化為主流，重視“中庸和諧”和“孔孟之道”，追求的是“合理”和“和諧，偏重于“社會人”。美國文化情境是以法律制度為基礎的，以個人主義文化為核心，重視“公平性”和“客觀性”，追求的是“自主性”和“法制性”，偏重于“經濟人”。在企業管理中比較起來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不同。
思維方式不同
西方人思維定型來自亞裡士多德為代表的科學思維，是“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中國人思維定型來自老子為代表的哲學思維，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根本區别在于“一分為二”和“一生二”。“一分為二”以個人主義為核心，崇尚“英雄文化”，“一生二”以集體主義為核心，崇尚“中庸文化”。
“一分為二”是一由兩個一構成，重視每個一的獨立性，分大于合。在企業中，員工和企業之間相對獨立，當員工覺得不舒服的時候，會選擇跳槽。“一生二”重視的是合在一起的一，合大于分。在企業中員工和企業是一個整體，員工忠誠被看成是員工很重要的素質。
企業管理的屬性偏重
管理具有科學性和藝術性的雙重屬性。科學性指的是固定性，沒有國界和民族的差異，科學性具有通用性。藝術性指的是變動性，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管理的藝術性對不同的民族和國家差異性很大。
西方式管理重視管理科學，重視工作的機械化，研究管理的标準化和制度化。如科學管理之父泰勒，用秒表計算出工人每分鐘邁多少步，每一步多長。西方企業在工作開始之前，會制定各項規章制度和工作流程。
中國式管理重視管理的藝術，把員工看作自己的兄弟姐妹，研究管理的人性化和合理化。如儒家管理思想中強調的“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中國企業的管理制度中，經常會有一條“其它”的管理規定，“其它”就是中國式管理的藝術性體現。“其它”包括的内容很多，有說不清楚但對企業很重要的，有臨時性的，有企業工作以外，甚至還有人際關系方面的内容等等。如果中國的企業管理者做了管理規章制度中明确的工作内容，而沒有做管理規章制度以外的“其它”内容，其管理效果和職位晉升一定會受到影響。
判斷标準
美國是個人主義國家，沒有傳統文化的約束性，依靠完備的法律來進行管理。在企業管理中也是如此。在企業中，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老闆與員工之間，沒有地位高低之分。在國家中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企業中追求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重視管理制度的客觀性，管理者達到合法即可。所以在美國企業管理中，分工很細，制度很多。
中國是一個有五千年文明曆史的國家，曆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中華民族是追求合理的民族，中國的“中”字按照宋代大儒朱熹解釋為“無一不合理為中”，這就奠定了中國人是一個集體主義國家。評價中國企業領導者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是否通情達理。中國人做事大多也是以情為先、以理為主、以法為度。在企業管理中，不僅有管理制度一個标準，還有情、理的标準，甚至有的時候合理性大于制度性，員工認可的領導方式是合情合理、合理合法。
中美兩國企業員工對待企業管理制度的方式也不一樣。美國企業員工大部分精力放在管理制度出台之前，在管理制度出台之前進行各種讨論，提出各種意見，一旦規章制度定下，員工就嚴格按照管理制度執行。中國的企業員工很多精力放在管理制度出台之後，在管理規章制度出台之前，都保留很多想法。管理規章制度出台之後，員工開始研究，并找出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在中國的企業管理中，分工越細、制度越多，越會出現很多“三不管”地帶。
企業管理的中心點
美國式企業管理中，以“事”為中心。選人标準以做好工作為标準，重視能力和專業。這種體制下出現了很多專業性的人才，很多美國員工一輩子在不同的公司做同一件事情。在企業内部所有人隻有分工不同，沒有地位高低，強調的是工作崗位的要求。在企業中，員工關注的是領導者的專業性和能力，不計較領導者的其它方面。
中國的企業管理中，以“人”為中心。選人标準在于先接受人，再接受所做的事，重視人品和内在修養。如三國時期的名将呂布，無論是長相還是武功在當時都是超一流的，但因為做人反複無常，屬于小人，最終被曹操所殺。在中國企業中，員工非常關注領導者的人品。員工也是一樣，幹好工作是本分，做人才是根本。一個人品有問題的員工，大家也覺得他工作不能有好結果。
員工修為方式
所謂的員工修為就是遇到問題後，員工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角度。在對待領導者的态度上，美國式員工以工作為主，按照規章制度客觀地處理雙方之間的關系，對待領導和對待同事沒有什麼區别。在工作之外，雙方更講究平等性。
在中國企業中，領導者和員工很多時候地位是不一樣的。員工對待領導的方式，除客觀規章制度規定外，個人對領導者的尊重是大家不明說的心理契約。
在對待個人隐私的維權上，美國式員工從外部找依據，中國式員工内部、外部同時找依據。涉及到個人隐私的事情，美國式員工努力維權，中國式員工善盡責任。
發生問題後，美國式員工會從自身之外來找原因，屬于“修外”。中國式員工會從自身和自身之外兩個方面來找原因，這就是“内外兼修”。比如，一名員工走路因為路滑摔倒了，美國式員工會認為原因是外部的，因為路滑。如果自己摔得嚴重，他會起訴修路者和路的維護者。中國式員工會從内外兩方面找原因，外部他覺得路滑是因為路修得不好或者路維護得不好。内部原因，他會認為是自己不小心而導緻摔倒。
中國文化情境下的領導力提升
中國文化情境指的是，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員工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結合中國優秀的管理思想構建領導力提升模型如圖1。
此模型是以人格魅力為核心，以戰略意識、領導藝術、變革創新精神、執行能力為四翼的中國文化情境下的領導力提升模型。
用儒家思想提升人格魅力
儒家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流。儒家提倡以民為本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倡導仁、義、禮、智、信。儒家崇尚禮儀，推崇道德，主張以德管理，以民為本。在人與人的關系上，主張和為貴，以信取人，和諧相處。儒家的義利觀是見利思義，絕不唯利是圖。儒家提倡管理者應該修身養性，提升素養，進則兼濟天下，退則獨善其身。
企業管理的“中庸之道”。中庸是孔子和儒家管理思想的基礎，中庸的本義是講對事物不偏不倚和調和。孔子在《論語》中說：“中庸隻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是與偏頗和兩端相對而言，指适度、适中、正确。用到領導者的身上，就是主觀認識及行為與事物的客觀性相符，從而達到預期目标。“庸”是平常、平易可行，含有“普遍适用”之意。中庸之道就是追求合理之道。
領導者要把被員工信任看做是提高領導力的重中之重。領導者應該用中庸之道的思想來提高企業管理制度的合理性，中庸之道不是折中主義。真正的中庸之道是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把“舊”的管理思想和“新”的科學技術相結合。在員工激勵上把“獎勵”和“懲罰”相結合，使員工對領導者能發自内心的認可和追随。
企業管理的“仁、義、禮、智、信”。按照儒家“仁、義、禮、智、信”思想，領導者對待員工應當采取比較寬容的态度。員工隻要能完成所負責的工作，就不要在别的方面對他們過分苛刻。對于員工的過錯，應盡量從寬處理，做到“無求備于一人”，要“赦小過”。以這樣的寬容态度對待員工，就會得到員工的擁護，員工也會自覺遵守企業規章制度，主動完成工作。這就是孔子說的“寬則得衆”。但是，領導者對自己卻不可采用寬容的态度。領導者如果自己不正，就非但不能正人，甚至會在企業帶起一股歪風邪氣。因此領導者應該“躬自厚而薄責于人”。
以“和為貴”構建和諧團隊。儒家主張“禮之用，和為貴”。在企業管理中，領導者應該推行“和為貴”的競争标準，企業員工之間通過彼此理解和溝通，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同心協力，完成組織目标。同時企業與外部環境之間應該相互協調和平衡。在市場競争中，“和”和“争”都是不可缺少的，領導者要正确處理二者的關系，實現“和争互補”、“和争相濟”。
用道家思想提升領導藝術
老子的《道德經》是一部偉大的領導學著作，他站在自然之道的高度，推演出“人道”，最終以“君道”為降落點。老子時代的君道和現代的領導藝術相似。“道”就是事物運行的規律，“德”就是掌握了事物的規律，“道德”就是指認識事物的規律，并遵循事物的規律。
“道法自然”的發展之路。老子在《道德經》中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規律是宇宙萬物普遍存在的。領導者最大的“道”就是順應自然。順應自然，遵循規律辦事，就合乎“道”，就可以“沒身不殆”，一切順利，沒有危險。相反，違背自然之道，“不道早已”，就會遭受“道”的懲罰，自食惡果。企業所從事的行業應該是為民造福、順應自然的行業。過度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破壞生态平衡，就是違背“道”，必然會“物壯則老，不道早已”。
“無為而治”的領導機制。無為不是無所作為，而是提倡領導者順應自然，就能取得圓滿的管理效果。這就是老子所說的“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聖人無為故無敗”。領導者應以情境、持重的态度處事，克服輕率、浮躁的弊病。不看準時機，則不采取行動。一旦看準了，就堅定不移地采取行動，不輕易變更。領導者如果輕舉妄動，朝令夕改，就會造成嚴重的後果。領導者要“清靜為天下正”，“我好靜而民自正”。
“上善若水”的“柔性化”管理。老子認為“上善若水”，水性自然。最佳的領導理念是“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争。”領導者應該像水一般，水乃天下之至柔，卻可馳騁天下之堅，滋潤萬物，無微不至。水式“柔性化”管理重視管理企業的靈活性，制度的非剛性化，方法的情感化，人際關系的和諧化。對于一個企業的管理，僅僅依靠法律法規進行維系很難奏效，在完善規章制度的同時，不斷融入人情味，剛柔并濟，才會達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用兵家文化提升戰略意識兵家思想在中國古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兵家講究謀略，知己知彼，因敵而動，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兵家思想對企業戰略管理有很好的指導作用，如日本企業家大橋武夫在其著作《并發經營全書》中指出：“中國的兵法思想指導企業經營管理比美國的企業管理方式更适合、更有效”。
用“五事”、“七計”培養戰略思維。領導者做到以謀略取勝的關鍵，是要具有“五事”、“七計”的大局觀。所謂的“五事”，是指“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對企業而言，就是企業面臨的政治環境、天時、地利、管理人員和規章制度。所謂“七計”，是指“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對企業管理而言，是指領導者是否遵循規律，管理層是否有能力，是否占得天時地利，規章制度能否嚴格執行，員工是否有素養，賞罰是否分明。領導者應該用“五事”進行分析研究，用“七計”對比分析，在此基礎上确定企業戰略目标，做出戰略決策，制定戰略計劃。
“知己知彼”制定适應“互聯網+”的信息戰略觀。“互聯網+”背景下，信息戰略決定了企業戰略的成敗。隻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知己知彼，突出一個“知”字。《孫子兵法》中認為獲取信息有三種方式：其一是“相敵”，即直接觀察法。這種方法就是根據對手不同表象，以判斷對手之虛實。目的是既能保護自己，又能因敵之情，制定策略；其二是“動敵”，即引導觀察法。孫子說：“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行之而知生死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意思是，通過認真分析可以知道趨利避害的方法，通過挑動對手可以了解對手的情況，通過佯動示形可以掌握對手的實力，通過實地偵查可以掌握對手的資源分布；其三是“用間”，即隐蔽觀察法。通過因間、内間、反間、死間、生間五種用“間”方式，去搜集對手的情報信息，掌握對手的内部機密。
“擇人而任勢”的用人觀。孫子說：“故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故能擇人而任勢。”“擇人”就是量才用人；“任勢”就是造勢和利用形勢。所謂“擇人而任勢”，就是要求領導者要根據形勢選用人才，以取得競争優勢。
在“擇人”方面，領導者要重視人才競争。選擇合适的管理人員是實現企業戰略目标的關鍵，合适的管理人員标準是什麼？孫子給出的标準是：“将者，智、信、仁、勇、嚴也。”“智”就是智謀，領導者選用管理人員要把指揮才能放在第一。“信”就是講信用，言必行，行必果，這是管理人員的職業品德。“仁”就是能夠以濃厚的情感對待下屬，實行民主管理。“勇”就是勇敢果斷，與智慧結合做到有勇有謀。“嚴”就是嚴明的紀律。企業領導者擇人符合這五個條件，就可以放手讓管理人員施展才華，達到孫子所說的“将能而君不禦者勝”。
在“任勢”方面，領導者要激發管理人員士氣。孫子說：“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勢也。”優秀的領導者，要想辦法激發團隊的熱情，使之蘊含一種強大的沖擊力，就像高山上向下滾動的圓石一樣不可阻擋，讓管理人員充滿危機感，全身心投入企業的戰略目标實踐中。
用法家文化提升變革創新精神
法家的管理思想注重創新和變革。戰國時期的秦國是從“商鞅變法”後開始在列國中崛起的，商鞅就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其所說的“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是法家思想的核心，代表了一種變革和創新精神。
領導者要具有“不法古”的管理思想。法家“不法古”的思想，就是要與時俱進，變革圖新。為此，領導者要做到：其一，有改革的決心和必勝的信念。商鞅說：“疑行無成，疑事無功”。領導者如果對變革信心不足，那變革将一事無成；其二，變革什麼就獎勵什麼。法家思想中注重客觀公正、賞罰分明、一視同仁。商鞅的“城南立木”使其獲得了認可，變法得以順利進行。企業領導者在企業變革的過程中，要做到鼓勵什麼就獎勵什麼，從上到下建立信心。同時做到“法嚴制”，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言必有信，法必得行”，從而達到企業變革的目标。
加強集權，構建從上到下的變革體系。韓非子說：“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在企業變革中，改革的大權要集中在領導者手裡。領導者制定的各項新的規章制度，企業從上到下要嚴格執行，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隻有這樣，才能在企業重大的變革期使員工順從，實現可持續發展。
用墨家思想提升執行能力
墨家思想提倡執行力。墨子本人知識水平很高，又有很強的實踐技能。“墨守成規”就是形容墨家在執行上不打折扣完成任務的特點。
用“兼相愛”、“交相利”構建組織的執行體系。“兼相愛”、“交相利”是墨家思想的核心，認為人和人之間利益是相互的。墨子說：“夫愛人者，人必從愛之；利人者，人必從利之；惡人者，人必從惡之；害人者，人必從害之。”“兼相愛”就是沒有區别的“愛”。在企業工作執行中，領導者要一視同仁，培養員工的擔當精神，不要隻顧着自己崗位和部門的利益。當其他崗位和部門需要幫助的時候要積極幫助，而不是袖手旁觀。“交相利”就是與人分享。領導者要培養員工之間相互分享、相互學習的習慣。分享既是一種美德，又是樂趣的源泉，還會拉近彼此的距離，推動員工與員工間、部門與部門間的互相幫助、互相理解，讓企業内部充滿正能量，減少内耗。把員工個人利益與企業整體利益相結合，利人就是利己，損人就是損己。
用“勤勉”、“節約”、“行善”的執行理念，培養員工的主人翁意識。“勤勉”就是勤勞不懈怠。墨子認為人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隻要勤勉就能緻富，否則就要貧窮。領導者要給員工樹立勤勉的執行理念，每天堅持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企業的目标就能實現。海爾的“日事日畢，日清日高”就是這種執行理念。“節約”就是杜絕浪費，杜絕一切無用的損耗。墨子提倡的“生之密，用之節”，就是開源和節流。領導者要以身作則，減少浪費。“行善”就是樹立正确的“義利”觀。“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奉獻精神，就是墨家所講的“義利”觀。對于具有這種“義利”品行的人，領導者要堅決提拔，大加獎勵。就像墨子所講的：“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
樹立“尚同”、“尚賢”、”非攻”的價值觀，培養員工正确的競争意識。“尚同”就是上下一緻，共同完成企業目标。“尚賢”就是任用合适的人，就像墨子所講的：“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非攻”不是不去競争，而是選擇正确的競争方式，一是要自我超越，二是在團隊競争中淡化個人。
當前，企業正處在一個經濟轉型、結構調整、競争激烈的時代。作為企業領導者，要把西方的先進管理技術同中國古代優秀的管理思想相結合，找到一條适合中國文化情境下的領導模式，自己要“内外兼修、博采衆長”，對企業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才能使得企業基業長青，走可續發展道路，從而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
本文責任編輯：羅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