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透明時代的企業生存法則

羅伯特·奧斯汀（RobertD.Austin）

戴維·厄普頓（DavidM.Upton）

2012年4月，蘇格蘭阿蓋爾郡的9歲女孩瑪莎·佩恩（MarthaPayne）發表了一篇博文。此時，她還不知道自己即将掀起一場怎樣的風浪。原來，這位正義感滿滿的小姑娘被學校提供的午餐惹怒，認為沒有理由把自己的想法憋在心裡。于是她開始用“Veg”這個名字（veritasexgustu的縮寫，意為“品嘗的真相”）發表博文。在父親的技術支持下，瑪莎給學校的午餐拍照打分，并在自己取名為“NeverSeconds”的博客專欄中發帖吐槽。

很快，瑪莎開始定期添加新内容。起初，午餐分量太小是她擔心的一個問題。“我想多要幾個炸丸子。”她在第一個月的一篇帖子中寫道，“我還是個正在長身體的小孩，整個下午都得打起精神來，隻吃一個炸丸子怎麼能行？你們覺得自己能行嗎？”

讀者們紛紛聲援。“我家剛會走路的小娃娃都比這吃得多。”其中一位這樣說。還有些回帖質疑食物的營養價值，“寒碜”、“垃圾”和“無恥”等詞頻頻出現。當名廚傑米·奧利弗（JamieOliver）發表推文支持瑪莎的行動後，這個故事開始見諸報端。借媒體宣傳之東風，NeverSeconds前6個星期的點擊量達到200萬次。瑪莎将募集的款項捐給一家為全球貧困地區免費提供校餐的非營利性機構。

但是這項行動很快被緊急叫停。瑪莎在一篇名為“再見”的博文中解釋說，她在上數學課時被校長叫出并帶到辦公室，告訴她不準再給學校午餐拍照。在另一個帖子中，瑪莎的父親宣布瑪莎發起的慈善活動（當時募集到的善款已接近2,000英鎊）即将結束，并對校方的支持表示感謝。他解釋說，關閉NeverSeconds是地方議會的決定。

然後，故事并未就此結束，一場風暴随之席卷而來。還不到24小時，NeverSeconds頁面上便增加了2,416條評論，其中大多數對下令封口的地方議會表示憤慨。地方議會的網站遭負面評論炮轟，批評家們發起請願行動來拯救瑪莎的博客。NeverSeconds的點擊量又增加了100萬次。推特話題标簽#MyLunchforMartha#迅速蹿紅，Facebook為此辟出的專欄頁面上評論如潮。遠在地球另一端的《連線》（Wired）雜志在其網站上以醒目标題刊登文章：《改變學校午餐的9歲女童被政客禁言》。

地方議會立即收回了這一決定。他們解釋說，議會并不是想壓制讨論，隻是希望照顧到餐廳員工的感受。此前的禁言令招緻嚴厲批評；解禁消息一出，便受到熱烈歡迎。瑪莎同傑米·奧利弗一起在電視上出鏡，她為改善午餐發起的籌款活動也得以恢複。

如今，類似的故事經常上演。每天，都會有一些可能引發激烈反應的圖像或事件被人發布到網上，然後像病毒一樣四處擴散。在瑪莎的故事中，一切緣起于她拍攝的午餐照片。但是，客服代表在電話中出言不遜的一段錄音（例如2014年一位顧客緻電Comcast公司時的遭遇），或警察逮捕亂穿馬路的行人時粗暴執法的一段視頻（例如不久前發生在得克薩斯州奧斯汀市的事件），也很容易引起軒然大波。在社交媒體上，人們會同朋友或者粉絲分享自己的經曆，後者又繼續将其轉給更多人看。在極短的時間内，圍繞這些事件形成的虛拟社區便會群情激奮。接着，一定會有人冒冒失失地跳出來（比如說瑪莎·佩恩所在地區的議會），對暗含危機的新問題做出反應。

首要問題

公司要如何調整才能滿足超透明時代的要求？

研究結果

不要以為自己能守住全部信息防線。

找出可能導緻洩密的問題行為或做法。

做好迅速應對的準備。

作者簡介：羅伯特·奧斯汀，丹麥哥本哈根商學院（CopenhagenBusinessSchool）創新和數字化轉型管理學教授。戴維·厄普頓，英國牛津大學賽德商學院（SaidBusinessSchool，UniversityofOxford）AmericanStandardCompanies運營管理學教席教授。

容易激起情緒的圖像和事件總是會引發風波和論戰，但大多數情況下，其導火索并不會這樣模糊不清、出乎意料、相距甚遠，而且擴散的速度也沒有這麼快。過去，論戰總是在聚集的人群中慢慢醞釀發生，隻有程度足夠激烈時，才會被有限的幾個媒體渠道報道，而且媒體同時也充當着輿論把關人。今天，論戰會在無數相互重疊的在線社區中突然爆發，随後，一些無需負責的獨立人士會實時分享這些信息，将論戰内容傳遍網絡。我們所稱的“超透明社會”已迅速成為一種新常态，而即時制造熱點、引發論戰的能力，或許就是它最突出的一面。由于這種社會剛剛形成，大多數人（尤其是組織領導者）對這個世界發生的巨變尚未做好迎戰準備，對于在超透明時代生活和領導會有哪些優勢與風險，也一無所知。

我們在研究中考察了這些變化的起因、新現實的性質，以及它們對組織及其領導者的影響。（參見副欄“研究簡介”）總的來說，這些變化導緻一些普遍認知發生根本轉變，從而推翻了我們之前依賴的某些假設和實踐。高管們必須了解這種轉變，知道競争市場、公司同客戶的關系，以及所處政治大環境等方面的規則會因此發生哪些變化。

從“數據水窪”到“數據洪水”

我們大多數人自兒時起便知道，雨後的地面會積水成窪，所以，我們也了解水在水窪中的運動規律。比如說，我們知道水可以在各個水窪之間流動，但它并不會自己流動。若想讓水流起來，我們可以在水窪之間造個導流渠，也可以用水桶或水杯來回運水，甚至還可以有意無意間将水從一個水窪濺灑到另一個。但在水窪幹涸之前，我們關于水窪最基本的假設都體現了一條物理定律：在沒有外力作用的情況下，水窪中的水會一直留在原地。

以前，信息傳播也遵循着類似的規律。在過去，隻有瑪莎在蘇格蘭的同鄉才會關注當地發生的事情，信息往往會停留在“信息水窪”中。隻有刻意的行為才會導緻信息外流，也就是說，某個明确的個人或組織将其傳了出去。如果你不希望信息被洩露，你就要豎起屏障，将信息隔離起來（比如說隔離在一個組織中）。多年來，領導們紛紛投資建立防火牆，限制信息的流動。時至今日，對水窪的普遍假設仍然是我們了解信息傳播的基礎。

那麼，究竟有哪些發生了改變？首先就是信息量的變化。我們每年生成的數字化數據都在呈指數級增長。個人是最大的數據來源。如今，由消費者創建的數字化數據占總量的75%，其中許多是通過我們随身攜帶的手持設備生成的。據精通數據流量的科技公司思科（Cisco）預測，移動數據将以57%的複合年增長率遞增，到2019年，每月總流量将達到24.2EB（一個EB相當于10億GB）。

信息水窪中的水已經泛濫成洪。在洪水中，水流的規律令人難以捉摸。它不會老老實實地待在原地，而且很難控制。

簡而言之，信息水窪中的水已經泛濫成洪。在洪水中，水流的規律令人難以捉摸。它不會老老實實地待在原地，而且很難控制。雖然仍可建造閘門将各個蓄水庫隔開，但日益升高的水壓會導緻漏水風險空前嚴重。

在世界上許多地區，大多數人在大部分時間裡會随身攜帶智能手機。這些設備不僅會産生海量新數據，還會繞過刻意設立的壁壘，形成了信息流動的新渠道。哪怕公司為防火牆投入再多，隻需給電腦屏幕上顯示的信息拍一張快照傳輸出去（始作俑者也許是某個心懷不滿或安全意識薄弱的員工或承包商），就能讓這種防護措施形同虛設。即便是行事謹慎的員工也有可能落入圈套，好心辦壞事。例如，在我們所知的一家法國公司，一名基層員工收到一封電郵，要求她将重要信息發送到一個外部地址。她深知此事有鬼，因此并未理會。但五分鐘後，她又接到一個自稱是“副總裁”的人打來的電話（此人操着一口标準的法語，而且還是地道的當地口音），打着取悅公司客戶的名義向她索要信息。于是她隻好照辦。但事後，人們才知道這隻是一條精心謀劃的詭計。競争情報就這樣繞過公司的數字保護措施，被洩露出去。

能否成功地保護數據安全，取決于你能否設想出信息在洪水中的所有流動方式。你可以随便走進一家博斯通（Brookstone）連鎖店，打聽博斯通的攝像筆。從外表看來，這隻是一支普通的鋼筆，但實際上，這是一款能連接到USB接口的視頻捕捉設備，可以輕松地将數據上傳到雲端。當進入互聯網的直通路被截斷時，人們可以改用智能筆、智能手表或U盤。當年愛德華·斯諾登（EdwardSnowden）就是利用U盤，從地球上安全度最高的組織之一—美國國家安全局（U.S.NationalSecurityAgency）竊取了約170萬份機密文件。閃迪（SanDisk）的128GB微型SD卡售價不到60美元，容量達到2TB的内存卡也指日可待。這方面的技術日益成熟，價格卻越來越便宜。

容易被煽動的網絡

去年冬天，《紐約時報》（NewYorkTimes）刊載了這樣一個故事：一位公關高管即将搭乘一架飛行11小時的航班。登機前，她一時興起，上網随手發了一條信息，結果卻因此丢了飯碗。人們認為她的推文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盡管《紐約時報》記者指出，這段話也可另作他解），并在推特上轉發，引來大量網民群起而攻之。在超透明的世界裡，類似的例子并不罕見。蹩腳的玩笑或斷章取義的評論一旦被記錄下來、傳播出去，信息就會溢出水窪變成肆虐的洪水，引發出乎意料的巨大反應。我們将這種信息流動稱為“信息放大”。

信息放大指的是某些圖像、故事或其他形式的信息産生共鳴并廣泛傳播的趨勢，其中一個前提條件似乎是具有一定密度的網絡之間發生互聯和重疊。連接的交互性，再加上發布信息引起的多方面反應（比如說，Facebook上的一個煽動性帖子會吸引其他人加入論戰），便會導緻信息發生自我反饋。吸引人加入的不僅是原帖本身，還包括大家的回帖（以及回帖的回帖）。

但是，連接與互動并不能充分解釋這一現象。某些類型的事件似乎格外富有煽動力。顯失公平的事件被錄成視頻并公之于衆，就是一個反複出現的經典病毒式主題。正如NeverSeconds的故事所示，某些事件含有引人入勝的情節，以一定的方式呈現或設計後，便會成為熱點。2013年5月，路透社（Reuters）的一位攝影師将鏡頭對準了一位名叫席達·松古爾（CeydaSungur）的女子。當時，土耳其防暴警察正在向這個身穿紅色連衣裙、肩挎白色背包的女子噴射催淚瓦斯。如在線媒體Verge所言，這張“紅衣女子”的照片已成為“土耳其動蕩的象征”，而原因似乎主要同它的美學效果有關。

在奧薩爾（Orsal）的鏡頭下，舉止松弛、面目低垂的席達成了消極抵抗的縮影……相比之下，那位頭戴防毒面具、身體半蹲的警察面對自己的目标，卻是一副如臨大敵的架勢，顯得頗有幾分滑稽。排列整齊的護盾豎起堅壁嚴陣以待，為這次行動增添了一縷不祥之兆，而席達隻是孤身一人站在那裡，承受着噴霧的襲擊。

這些視覺信息中包含的要素，以及攝影師的構圖和拍攝技巧，為信息放大創造了條件。這是一種強有力的藝術表現形式，近似于詩歌或電影的效果。價格便宜、功能完備的信息捕捉和編輯工具，例如Adobe的Photoshop和蘋果（Apple）的iMovie，很可能被目擊者所利用，為組織卷入的事件安上離奇的煽動性情節。

那些故意放大信息的人潛伏在網絡中，不斷強化并重複信息片段和對信息的解讀。“羞辱者”會動用一切手段，防止公衆的怒火平息。當上文提到的公關高管到别處求職時，羞辱者們再次借助社交媒體，不依不饒地繼續聲讨。就連旁觀者也難免成為擴大事态的推手，你私下裡悄悄給同事講個笑話，就有可能隔牆有耳，被人發到推特或博客上。

那些故意放大信息的人潛伏在網絡中，不斷強化并重複信息片段和對信息的解讀。“羞辱者”會動用一切手段，防止公衆的怒火平息。

信息放大多半是壞事，但也會産生積極效應。有時，透明度提高和信息放大意味着以往暗藏的不公會被揭穿并受到懲罰。有時，丢臉的人或組織其實是罪有應得，因為相關信息真實可信、不容辯駁。透明化一般來說是件好事，正因如此，這個詞本身就含有褒義。

當然，在某些情況下“病毒式傳播”可以用于市場營銷。但令人不安的是，即便是營銷人員，也很容易低估或誤判洪流的混亂程度。你可以将信息注入洪水，但你無法控制它的走向和别人對它施加的幹擾。例如，以色列的SodaStream公司銷售一種可以将普通水變成蘇打水的台面設備。2013年，它發起了一項營銷活動，本意是想誇耀自己的可回收飲料瓶具有環保優勢，結果卻發現自己成了衆矢之的，因為公司将一處工廠設在了存在争議的約旦河西岸（WestBank）。

“數字排放”的痕迹

計算機安全和風險管理專家丹·吉爾（DanGeer）指出，個人和組織都會在無意間從許多途徑洩露個人信息。人們在網絡搜索、社交媒體發帖等日常活動中會附帶産生大量的數據。就算你自己不主動洩露這些隐私，也防不住有人竊取。他們會把你的照片貼到Facebook，或許還要注上你的大名。更有甚者，圖像識别軟件可以利用從社交媒體上采集的數據，隔着一定距離認出你這張臉。你走路的步态可以被智能手機中的加速感應器偵測，所以也會出賣你。如果你能被人識别出來，就意味着你的行蹤也有可能被别人掌握，人家會知道你在哪裡，去過何處。你生成的另外一些數據會告訴别人你正在做什麼。個人和組織往往會在不知不覺中産生大量“數字排放”，它們洩露的秘密遠比人們想象的多。

在這種組合中加入“大數據”後，營銷人員和政策分析師等人就可以從數字排放中做出推斷或預測，這在過去是根本辦不到的。現在，通過分析人們在谷歌（Google）搜索的症狀規律，可以預測流感的暴發。公司甚至能在某位年輕孕婦通知家人之前，就發現她已懷孕。以低廉成本迅速處理數據的能力會進一步提高透明度。分析師通過交叉參照兩個數據庫（根據事實推理），就可以發現你尚未披露過的關于你自己和你所在組織的信息。例如，研究人員已經演示過如何使用交叉參照法将所謂“匿名”的顧客購買數據實名化。

你或許以為，這種本事隻有經驗豐富的分析師才具備，但你想錯了。隻要具備足夠的熱情，懂點相應的技術，再配上一台功能适中的電腦，就能推斷出大量事實。此外，所謂“群衆的力量”讓普通人也能大顯神威，完成揭秘分析的高端工作。2009年2月，一個蒙面人在YouTube上發布了一段虐貓視頻，愛貓人士看到後立刻團結起來，共同展開偵查工作。他們将YouTube上的這段視頻同其他視頻和Facebook上的照片交叉比對，從地毯、牆壁和旗幟中找到了共同點，運用堪稱“犯罪現場調查”的手段，最終揪出了那個蒙面人并向警方舉報。小貓“灰灰”（Dusty）被人解救，虐貓者因涉嫌虐待動物受到傳訊。

除此之外，備受吹捧的“物聯網”也早已侵入了我們的家庭和企業，但是許多人并不知道的是，它有可能将有關我們行為和言論的數據大量傳輸出去。例如，波士頓互聯網安全公司Rapid7的首席研究官穆爾（HDMoore）用2小時掃描了互聯網，找出5,000個“門戶大開”的公司董事會會議室，它們配備的視頻會議設備全部存在安全漏洞。行家通過分析IP支持的供暖系統，就能夠知道你是否在家—還有，别忘了汽車也可以生成數據。當我們使用聯網設備為自己帶來便利的同時，我們的個人數據也會成批外流，令我們的生活日益透明化。

“網絡窺視者”的興起

且不論人們如何看待維基解密（WikiLeaks）的影響，作為一家組織，它始終将信息公開奉為首要原則。最近維基解密曝光了黑客從索尼公司（Sony）盜走的大量電郵，但其中并未包含指向不公正行為的證據，隻有一些惡俗信息引來了低級趣味的圍觀（例如電影公司高層對影星的人身攻擊）。不過也有一些支持者主張，秘密本來就不應該存在—信息必須公開。

過去幾年裡，被一些人稱為“激進派黑客”的群體漸成氣候，他們扛起信息公開的大旗，運用一些時而打打擦邊球，時而全然違法的計算機技術。近年來，激進派黑客頂着“匿名者”的統一名号以松散社群的方式行動，曾迫使執法機構重啟案件、公司改變經營方式。為達到目的，他們會披露自己以隐秘手段獲取的信息，有時還會以曝光涉事嫌疑人的姓名和地址相威脅。匿名者沒有固定的會員制，其“成員”之間通常也互不相識，隻知道彼此的網名。然而，正如許多因共同目标而建立的社群一樣，如有需要，各個匿名者群體也會團結一緻，聯合行動。

匿名者将矛頭對準各類組織，甚至醫院，隻要領導者的行為惹人讨厭便不會放過，取得的效果常常令人難忘。例如，2011年，匿名者将IT安全公司HBGary列為攻擊目标。此前，時任HBGary旗下Federal分公司CEO的阿龍·巴爾（AaronBarr）曾試圖侵入攻擊了萬事達卡（MasterCard）和維薩卡（Visa）網站的匿名者（據說是因為這兩家公司停止處理對維基解密的捐款）。但是，當巴爾對《金融時報》（FinancialTimes）的一名記者宣稱自己已對獵物形成圍捕之勢時，卻似乎是有些做過了頭。文章見報後不久，匿名者便攻陷了HBGaryFederal的網站，盜取并曝光了公司電郵，删除公司數據，甚至還黑了巴爾的推特賬戶。

當我們使用聯網設備為自己帶來便利的同時，我們的個人數據也會成批外流，令我們的生活日益透明化。

涉事人員最終被捕，但他們并不是什麼手段高明的慣犯。其中兩個人才20多歲，另外三人還是十幾歲的少年。這些人手中隻有普通的電腦和工具，而他們得手的原因除了網絡技術過硬之外，還離不開“社交工程”（socialengineering）的幫忙——不需要多少技術含量，即可設下著名的騙局，說服公司内部人員向外人透露本應保密的信息。因此，問題部分出在員工的判斷失誤或粗心大意上。在一團糟的混亂中，掌握着一定專業技術和資源的網絡罪犯來火上澆油。但與其他類黑客不同的是，這些罪犯并不會炫耀自己的戰果，而是嚴守秘密，以便今後故伎重施。

在超透明的世界中管理

我們的研究建議管理人員采取以下措施來滿足超透明時代的新要求。

檢查自己對信息控制方式的假設

你再也不能依靠信息邊界來保密，無論是自然形成還是人為設定的邊界，都不足為防。要有計劃地找出不切實際的假設，也就是你可能誤以為自己有能力控制信息的地方。或許你能守住一部分秘密，但這将比以往更加艱難，耗費更多資金，而且你所做的一切還有可能徒勞無功。

重新評估戰略，加強對意外曝光的抗打擊能力

組織戰略對控制信息流動的依賴程度如何？如果答案是“高度依賴”，你就要考慮重新制定戰略，使它不要輕易被意外的信息流動幹擾，也不受你的保密能力影響。戰略應該基于公司獨一無二的能力，而不是組織掌握的信息。許多組織都可以借此成功提高自己的抗打擊能力。

重新審查組織的經營活動，找出一旦曝光便會惹來麻煩的問題

近年來，因海外經營問題被曝光甚而震驚總部高層的事件，曾令不少公司陷入尴尬境地。事實上，許多公司都容易受到别有用心者的攻擊。因此，可以考慮從外部聘用供應鍊、公關或安全顧問來調查公司的經營情況，做到防患于未然。要找出可能存在問題的管理人員和管理實踐。公司不應到處搜索潛在的洩密者，因為這反而會令人懷疑你在企圖隐瞞些什麼。你的目标應該是找出那些可能導緻洩密的問題行為或做法。

假定别人會出于自身原因公布你所在組織的信息，而你無力阻止他們歌手芭芭拉·史翠珊（BarbraStreisand）曾出動律師團，要求某網絡相冊删除自家住宅的一張航拍照，結果在這一過程中，照片反而引來更多關注。“史翠珊效應”（Streisandeffect）即因此而得名。當土耳其總理為了防止自己與兒子的一段電話錄音被曝光，試圖将推特“連根拔除”後，技術社群幾乎立刻找到了變通之法，土耳其境内的推特訪問量随即猛增。

形象管理已經成為一項新競賽，做好快速應對的準備，尤其是應對錯誤信息，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你無法制止惡意的謊言肆虐社交媒體。一些邊緣媒體渠道甚至可能會趁勢大做文章，企圖阻攔你自辯清白，好讓勁爆情節持續發酵。但是，隻要你不斷向網絡空間的“檔案”中儲存準确信息，将可以證明的事實提供給富有責任感的人，最終總會讓那些不負責任的指控不攻自破。然而大多數公司的反應都太慢了。

要認識到新的信息流動改變了人們心中的公平法則當從前無法獲得的信息變得唾手可得時，有些變化也在悄然發生：人們常常覺得，如今信息就應該是可以輕易獲取的。當信息以新的方式流動時，人們對商業活動的看法也随之而變。一家軟件公司的經理告訴我們，公司有些折扣以前隻提供給新顧客，但這種打折方式被老顧客得知後便出了問題，後者憤憤不平，要求享受同樣的待遇。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末的唱片行業，當時本屬于唱片公司的數字内容開始在網上自由流動。自視為受害者的公司動用法律手段打擊下載者，到頭來卻發現它們自己反倒成了許多人眼中的壞蛋。由于數字内容可以輕易下載，因此試圖限制自由下載的公司便惹來怨聲一片。在這個新信息時代，大家開始認為當許多人隻想要一兩首歌時，要求消費者花20美元把整張CD買下來是不公平的。蘋果iTunes的單曲定價模式正是對顧客看待公平的新觀點做出的反應。

在許多方面，如今漸漸成形的超透明現實正是20世紀90年代末唱片行業遭遇的放大版。形形色色的公司都将因此被迫改變經營方式。它還會以不可控的意外方式，超越音樂流動的範圍，擴展到我們被個人便攜式數字設備捕捉到的各種生活内容。除了智能手機之外，智能筆、智能手表和可穿戴設備等一大批其他設備也陸續登場。正如唱片業再也沒能找回平衡一樣，我們作為個人、組織和管理者所面對的現狀也将永久改變。

在超透明的世界裡，重要的是要随時留意在顧客和大衆心目中什麼才是合理的。但你不可能事事料得先機。當顧客或公衆突然發現你的組織還有不為人知的一面時，要有被他們打個措手不及的心理準備。當人們對你作為管理者的行為和組織的做法有了新的解讀時，你必須相應地做出調整。即便你無法為所有的挑戰做好準備，從現在開始備戰也會多些勝算。

翻譯：陳媛熙

研究簡介

我們以四個研究方向為基礎撰寫了這篇論文。第一個方向涉及全球安全中心全球網絡安全能力中心（GlobalCyberSecurityCapacityCentre,CentreofGlobalSecurity）和牛津大學賽德商學院的工作成果，尤其是最近由英國國家基礎設施保護中心（CentrefortheProtectionofNationalInfrastructure，CPNI，是英國軍情五處安全服務的一部分）贊助的、對“内部威脅”的研究。開展此項研究的是一支跨學科團隊，彙聚了心理學家、計算機科學家、犯罪學家、可視化專家和商業研究人員等專業人才。他們應用包括案例分析、問卷調查和實地研究在内的綜合性方法，得出了質疑傳統觀點和實踐的結論。例如，許多公司禁止員工使用工作電腦訪問Facebook、交友網站和政治網站等與工作無關的内容。這項研究考察了此類方法是否可行，如果不行會有什麼後果，以及還有哪些替代方案可供選擇。其中一種替代方案是允許員工自由上網，但要對訪問可疑網址的人加以監控。

第二個研究方向涉及哥本哈根商學院和賽德商學院之間的一個合作項目。該項目考察的情形是，信息曝光有可能對涉事一方産生始料未及的破壞性後果，但社會影響良好（盡管有時存在争議）。第三個方向的資料來源，是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U.S.JointChiefsofStaff）前副主席小詹姆斯·溫尼菲爾德（JamesA.WinnefeldJr.）海軍上将、克裡斯托弗·基希霍夫（ChristopherKirchhoff）和戴維·厄普頓根據五角大樓在斯諾登事件後的調查聯合撰寫的摘要，以及美國軍方用來降低自身透明度的措施。最後，我們還借鑒了由英國、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ofAmericanStates）、世界銀行（WorldBank）和多個歐洲國家支持的一項全球性協作研究。目前，全球網絡安全能力中心已經針對許多國家開展研究，從某種程度上評估了它們對超透明社會的準備度。這些研究項目的共同結論是，超透明現象早已伴随我們左右，而且正迅速滲透到全球社會的每個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