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2017年春天，全球經濟合作的前景面臨極大的不确定性。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其就職演說和首次國會演講中都提到要開創“美國第一”的新時代，并把“購買美國貨、雇傭美國人”作為新政府的兩大政策原則。這種經濟國家主義或許表明該國政策的一個方向性調整。美國是構建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現有國際自由經濟制度的領導者。受到這個變化的影響，在東歐和南亞主要國家以及歐洲的選舉政治中，也有類似的聲音回應這種“向内看”的政策。世界其他地方對這種複雜局面的反應，既有被驚吓後的沉默，也有強烈的指責。
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政策辯論
出現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挑戰性觀點并不是新鮮事，但是這一次的重量級更大，并且來自于經濟自由化的心髒地帶。同時，也處于一個特定的時機。一方面，金融危機發生已經快十年了，發達經濟體複蘇乏力；另一方面，中國迅速融入全球市場，其經濟規模的巨大升級轉化為更常規的增長速度。
在美國，總需求緊縮，增長行業的轉型導緻資本和知識在GDP中的貢獻比率大大超過工人，引發了美國對全球經濟運行的批評，特别是指責貿易協定造成了短期和長期的失業。批評者認為，來自其他國家中低技術工人的競争，長期壓制了美國工人的工資收入。特朗普總統把貿易逆差作為證據，一再将“幾乎所有國家都占美國的便宜”，作為其一系列經濟國家主義和保護主義政策的前言。特朗普政府還威脅對采取不公平貿易措施的主要貿易夥伴征收懲罰性關稅。
一些對全球一體化政治影響的擔憂也是早已有之。比如，著名經濟學家阿旺德·薩布拉曼尼和丹尼·羅德裡克最近幾年一直在批評貿易和投資規則走得太遠，導緻了一個不切實際的、可以稱為“超級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的階段，削弱了民主政治。另外一些批評者認為，過去20多年，經合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機構制定的規則，隻顧及跨國公司的利益，遠離民主國家的中低層選民。還有一些批評者認為現有的貿易政策制定程序和框架存在“民主赤字”。
對經濟全球化和更加自由貿易的批評涉及很多領域，包括社會關切（不平等、失業、勞工權利）、環境問題（破壞生物多樣性、資源消耗、碳排放）、文化因素（認同感、主權）以及移民問題。這一輪在美國和歐洲以及其他地區政治中的反對潮流來源于各種焦慮的混合，從而為“向内看”政策正名，并危及國際經濟關系的現有架構。
有序還是無序
全球貿易體制走向無序的可能性已經變得很大。正如美國貿易談判代表辦公室在3月1日提交給國會的《2017貿易政策議程》所表述的，美國将采取一些非傳統的貿易措施，扔掉WTO的規則簿，拒絕作出有約束力的國際法承諾，這将産生破壞性的影響。更糟的是，其他國家可能借機效仿美國，無視現有貿易規則，公開采取違反WTO規則的措施。此外，另外一些開放貿易導向型的國家，也變得别無選擇，隻能采取報複性措施，在對等基礎上的保護主義升級将對全球經濟帶來嚴重損害。
如果這種糟糕的景象成真的話，美國和其他國家對貿易關系進行任意的或難以預測的幹預，将給商業環境帶來很大的不确定性。
盡管如此，全球貿易體制維持合理水平的有序仍然是可能的。這取決于三股力量的作用。一是美國體制和社會内的“平衡力量”（counterweights）對總統權力的限制，包括在國會、共和黨内部對現有國際制度的堅定支持者，在促進開放方面站在政治經濟赢面的工商界、智庫、知識分子、消費者團體和其他政治力量。二是美國的傳統盟友、主要貿易對象、地緣政治夥伴，比如英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以及在G20集團中的中等規模國家和主要的全球和區域性治理機構，它們可以加到上述的“平衡力量”内。三是美國的重要貿易夥伴，特别是中國，使用它們的市場和經濟力量給予有可信度的威脅，聲稱如果美國宣布征收更高的關稅或者公開大規模藐視WTO争端機制裁決，将回應以有效的報複性措施。這樣的内部和外部因素，或許可以引領動力機制逐步回歸到多邊和區域層面的合作模式。
與此同時，在現有體制下各國正籌備一些倡議，以回應來自反一體化的壓力。一方面，在美國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後，其他成員在尋求繼續這個項目的路徑，包括提議擴大成員地區的範圍。另一方面，一些進行中的和新的一體化進程被重新激活。比如在拉丁美洲的南美共同市場（Mersosur）和太平洋聯盟，歐盟雄心勃勃的雙邊主義，在亞太地區的新貿易協定和廣泛一體化的機制，以及在非洲的一個複雜但是越來越清晰的次區域和泛大陸的一體化。英國決定退出歐盟也會帶來一系列新的雙邊和多邊活動，或許會給一體化帶來新的變量。這一輪帶有21世紀經濟特點的一體化活動，熱衷于深度和更加負責任的協定，以回應有關就業崗位、社會和環境的關切問題。
不确定中的确定性
第一個确定性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動力不會消失。我們所處的國際經濟體系是一個相互依存的複雜網絡，通過商業模式、金融、知識分享和技術而形成的生産網格一體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回溯世界曆史，人類社會的活動和一體化的動力似乎就像地球吸引力那樣，讓人無可推诿。反一體化的言論盡管可以堆起一個水壩暫時停止水流或者讓它改變方向，但正如很多觀察家所解釋的，技術極大地加速了全球化的進程，通訊、運輸和數字技術縮小了世界的距離，全球經濟、政治、文化領域的一體化流量和勢能隻會越來越大。
第二個确定性是管理好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需要更加迫切。不加管束的全球一體化會危及民主和公正，損害環境、人權和公民權利。應當駕馭全球一體化，使其服務于人類社會對和平、發展、繁榮、公正和可持續性的向往。此外，21世紀經濟的特點使得多邊、多方位的合作成為管理全球一體化的更好途徑，而不是搞孤立主義。
第三個确定性是國内的社會治理轉型需要與時俱進。現有的社會和國家治理應考慮到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影響。一方面要适應和利用好全球一體化帶來的機遇和積極變化，比如信息更加自由地流動、更加便捷地進入全球市場等；另一方面也要增強國内機構應對挑戰的能力，管控全球一體化已經、并将繼續帶來的負面影響。比如成本競争壓力導緻環境和社會标準的惡性競争，或者非法的跨境資金流動和貿易。
中國的作用舉足輕重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7年1月在聯合國歐洲總部和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年會的演講中都闡述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他呼籲一種新的全球主義（Globalism），不僅與主要發達國家的反全球化和經濟保護主義形成鮮明對照，而且也表明中國采用一個新視角看待全球化的未來和世界事務的治理。根據這個全球主義的理念，中國可在2017年和今後幾年着重三個領域的工作，為塑造一個包容、正和（positive-sum）的全球一體化作出貢獻。
1.以開放心态與美國加強接觸和互動。根據波士頓咨詢公司的分析，在2014-2016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0.3%，美國是21.7%，兩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2%。全球經濟增長仍然需要美國，中國經濟增長也需要美國。作為一個全球主義導向的國家，中國應尋求與美國這個重要貿易夥伴建立強有力的經濟聯盟。
有意思的是，保持接觸（engagement）是過去40年美國對華政策的核心，旨在促進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以及要求中國成為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方”（美國前貿易代表佐立克的措辭）。今天，中國似乎要以接觸政策回報美國。
2.中國可加倍努力維護和提升現有國際制度的韌性，包括多邊貿易體制和聯合國的韌性。面對強烈的反全球一體化浪潮，我們需要更多“不走尋常路”式的思考，但是這不意味着不需要“路”了。WTO體系中貿易和投資合作的核心原則，比如非歧視原則、透明度等規則應當繼續是基本的“路”。這好比是一種保險政策，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刻也保障相互依賴的經濟體的權利和義務。
中國為《WTO貿易便利化協定》的達成和生效作出了積極的貢獻。該協定于2017年2月生效實施，對國際社會是一個重大利好消息，表明絕大多數的WTO成員希望降低貿易成本、融入全球市場。我們還需要做更多事情來促進服務、投資和電子商務的便利化。這個協定是一個好的起點。
中國可繼續全方位、深入地參與2017年底在阿根廷召開的WTO貿易部長會議的準備工作。比如在電子商務和數字貿易、投資便利化、農業政策和糧食安全等領域，可以取得有價值的成果，來平衡那些反一體化的力量。
3.中國和世界需要一個關于“一帶一路”的成功故事。“一帶一路”是一個曆史性倡議，一是它作為開放平台的性質符合時代潮流，二是“五大聯通”的内容滿足實際的發展需要。中國可以幫助提升沿線國家（特别是40多個中低收入國家）的認知和分析能力，幫助各個國家了解“一帶一路”會帶來哪些機遇，以及如何改進貿易投資政策，把這些機遇轉變為經濟發展的現實。此外，可加強泛區域的政策性研究。
黑格爾用這句話總結他所有的哲學，“凡合乎理性的都是現實的，凡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意思是所有的現實都可以用理性的方法進行表達。
在2016年之後的世界，圍繞經濟一體化的緊張局勢加劇，迫切需要理性評估哪些是确定的，哪些是不确定的，從而判斷未來是朝向全球解體還是全球一體化發展。中國對全球主義的闡釋、對美國的接觸政策、努力捍衛現有國際制度框架的韌性，以及“一帶一路”成功故事的潛力，可以同時是合乎理性和現實的。
（作者為國際貿易和可持續發展中心總裁）
中國商務部近期公布的一些經貿數據。CFP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