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未來的潛在增長率
在考慮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時，一個常用的方法是用日本、新加坡和韓國等東亞國家在曆史上可比經濟發展階段的經濟增速來類推。基于經濟增長理論和多國數據分析的結果，我們用一個國家與美國在人均收入水平上的差距作為衡量這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标準。依據這一标準，日本與中國2008年經濟發展水平的可比年份是1951年，新加坡是1967年，韓國是1977年。在相應年份之後的20年中，這幾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确實很快，分别達到了年均9.2%、8.6%和7.6%的增速。
然而，簡單地做這樣的類推會得到誤導性很強的結果。一個重要原因是這幾個國家在其相應階段的适齡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和适齡勞動人口的就業率都快速上升，由此産生的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中國現在的情況正好相反。另外，日本1951年是剛剛結束戰後的調整期，其後的增長速度超乎尋常。
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是由其勞動生産率的增長速度和勞動力的增長速度共同決定的。我們發現，在開放程度較高且經濟發展的制度環境較好的國家中，勞動生産率的增長趨勢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有較強的共性，但勞動力的增長速度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則有其特性，中國勞動力增長情況與其他國家勞動力增長情況的差别尤其顯著。依據各國間勞動生産率發展趨勢的共性以及日本、新加坡、韓國和中國台灣這四個經濟體的曆史數據，我們預測中國未來勞動生産率的變化趨勢。而關于中國未來勞動力變化趨勢的預測，我們則依據聯合國發布的中國未來各年的總人口和人口年齡結構的預測值，以及中國曆史數據中“就業參與率”與“适齡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這兩個指标之間的相關性。
綜合對勞動生産率和勞動力的預測，我們預測中國未來的潛在經濟增長率2016-2020年間為6.36%左右、2021-2025年間為5.57%左右、2026-2030年間為4.86%左右、20312035年間為3.97%左右、2036-2040年間為3.28%左右、2041-2045年間為3.29%左右、2046-2050年間為2.85%左右。這些預測結果表明，實現“十三五”的增長目标需要做出很大努力。
刺激性投資帶來增長低效且不可持續
中國在2009-2011年間的經濟增速超出了潛在經濟增速，主要原因是投資快速增加。在這期間，經濟增長的效率較低。我們研究發現，這期間全要素生産率的平均增速還不到2008年之前平均增速的一半，投資回報率也在不斷下降。造成全要素生産率增速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過度的财政刺激性投資。通過财政刺激所進行的投資效率較低，同時占用大量資源，增加了效率相對較高的生産活動所需要的資金成本和勞動力成本，抑制高效率的生産活動，進一步降低總體效率。
依靠加速投資所帶來的高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唯有效率的持續改善才能帶來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果然，在2012年以後，中國的增長速度就接近甚至低于潛在經濟增長速度了。過度的刺激性投資造成投資回報率低而投資成本高，并且債務水平增加很快，因而還增加了經濟中隐含的風險。
降低成本才能增強經濟活力
為了實現“十三五”增長目标，需要降低企業的生産成本，從而增強企業活力和競争力。
在降成本方面，降低社保繳費率應該是優先考慮的措施。中國的基本養老保險繳費率很高，主要緣于曆史遺留的負擔。在啟動基本養老保險時，沒有曆史積累，但卻要負擔大量國有企業退休職工的退休待遇，所以不得已将繳費率定得較高。國際上養老保險繳費率較高的國家中有很多也是出于同樣的原因，比如匈牙利、烏克蘭、白俄羅斯等轉型國家。
這樣的高繳費率以及利用高繳費率來為解決曆史遺留問題籌資，就帶來很多問題。一是嚴重影響企業的競争力。企業的生産成本很高，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就是養老保險繳費率太高。二是影響職工的可支配收入，從而影響消費能力。三是加劇規避繳費的行為。研究發現，繳費率越高，規避繳費問題越嚴重。四是存在不公平現象。養老保險繳費是累退的，因為繳費基礎有上下限，工資低于下限的職工的實際繳費率高于平均數，工資高于上限的職工實際繳費率卻低于平均數。
既然曆史遺留問題主要來自保障國有企業退休職工退休待遇，而這些職工在退休之前為國有資本的積累做出了很大貢獻，就應該用國有資本或國有資本帶來的收益來解決他們的退休待遇問題。同時，将部分國有資産劃撥給社保基金不會影響相關企業的公有制性質，甚至可以改善企業治理，有利于鞏固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為了徹底解決曆史遺留問題，應該對已退休人員的未來待遇需求進行系統的測算，同時對未退休人員已經繳納的費用中被用于支付已退休人員待遇的部分也進行系統測算，這兩部分構成曆史遺留問題的主要部分。未退休人員已經繳納的費用應得的投資回報也應該考慮。
一旦曆史遺留問題得到解決，基本養老保險的繳費率就可以大幅降低。根據國際社會保障協會的數據，福利很好的瑞典的養老保險繳費率也不到18%。降低繳費率對于提高征繳率會有幫助，可以使得實際征繳收入的下降幅度小于繳費率的下降幅度。另外降低繳費率有利于為建立延遲退休機制赢得更大的社會支持。降低基本養老保險的繳費率以後，可以騰出空間建立養老保險的第二和第三支柱，用三個支柱一起來保障合理的養老金替代率。同時如果加強社會保險基金的投資管理，提高投資回報率，就可以在同樣的繳費情況下給人們提供更高的退休待遇。基于這些因素，将基本養老保險的繳費率降到20%是完全可行的。這将大大降低企業的成本負擔。
降低社保繳費率後，隻需要在過渡期内解決曆史遺留問題，如果降低後的繳費率符合精算平衡原則，就不會對社保的長期财務可持續性産生負面影響。與此不同的是，中國的企業所得稅和增值稅等流轉稅的稅率是比較合理的，降低這些稅負可能會影響财政的長期可持續性。所以，降低社保繳費率比降低企業的各種稅收要更加合理可行。
降低或取消企業面臨的各種收費也是重要手段。有些收費用于支付企業并不需要的服務，或是支付不同收費部門重複提供的服務，有很大浪費。必須清理企業面臨的各項繳費，降低或取消其中不合理的收費。
壓縮低效經濟活動，利用市場提高效率
要減弱對低效率生産者的扶持，壓縮低效生産。在這方面，化解産能過剩是關鍵。産能過剩不僅影響同行業高效率企業的正常發展，還占用稀缺資源。化解産能過剩，首先要通過市場機制優勝劣汰，另外還要釋放過剩産能所占用的資源，供高效生産所用。應特别重視釋放出的勞動力的有效使用，強化再培訓、再就業工作。
我們也需要更加謹慎地選擇政府主導的投資項目。确實有需求的公共服務短闆應補齊，但不要以刺激經濟增長為目的進行投資，因為後者會造成惡性循環：刺激性投資擠出高效投資，降低平均效率，降低增長速度，又帶來進一步刺激性投資的需求。即使是對存在短缺的公共服務，也應把握供給節奏，避免因此對某些上遊産品産生短期突發需求，誘導新一輪産能過剩。我們的研究表明，過多的政府支出對于全要素生産率有負面影響。
補公共服務短闆時，也可以更多地利用市場來提高效率。除了PPP之外，應該允許使用多種方式來利用社會資本提供政府希望提供的服務。比如通過政府補助租金的方式鼓勵社會資本提供廉租房。同樣，也可以通過補助費用的方式來鼓勵社會資本提供更多的中低端養老服務等。
應允許農民盤活農村資産
我們的研究發現，城鎮化是提高全要素生産率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高質量的城鎮化也是增加總需求的有效手段。除了要為進城的農民提供和其他城鎮人口均等的公共服務和福利待遇之外，如果農民有更多可支配的收入或财産，農民也會有更強的能力在城裡置業，從而解決房地産業庫存過多的問題，并且創造更大的裝修等方面的需求。同時，如果農民有更多可支配的财産，也可以用來獲得更好的保障，比如提高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繳費檔次以及購買失業保險等。
農民在農村的财産主要包括宅基地和土地承包權。類似于重慶的地票制度是幫助農民盤活其宅基地的有效手段。如果還能允許農民将其宅基地出售給或将其土地承包權轉讓給更大範圍的人群，也可以增加農民可盤活資産的價值。這個過程中要注意把握節奏和力度，規範配套的中介、法律服務，避免導緻農民有限資産的賤賣。
在城鎮化過程中，要允許人口向超大城市之外的大中型城市集聚，以充分利用集聚效應提升效率。中國除了超大城市之外，其他城市的規模還不到充分發揮集聚效應的水平。日本1950-1973年間高速增長的時期也是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時期。20世紀70年代早期日本開始實施“國有土地平衡增長政策”，對農村地區提供各種補助，減緩了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随後經濟增長速度就下了一個台階。
我們的研究還表明，對外開放和研發投入都對全要素生産率有正面影響。在對外開放方面，中國開放的服務領域較少，比如醫療服務和養老行業等。我們在這些方面與國際水平相比還有一定差距。應在準入和其他相關政策上提供更好的條件，吸引外資在這些領域投資，讓相關内資機構可以從外企獲得管理經驗和人才。中國在促進創新和創業方面已經采取了很多措施，希望能持續改善。新三闆等市場的發展對于創新和創業至關重要，應該持續促進其健康發展。
（作者分别為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中央财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