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經常說，我們正在經曆一場信息革命。但是這意味着什麼呢？這場革命又會将我們帶向何方？
信息革命的基礎
當前全球革命的基礎，是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它極大降低了創作、尋找和發布信息的成本。然而，信息革命早已不是新鮮事物。早在1439年，約翰内斯•谷登堡（JohannesGutenberg）的印刷出版社就開啟了大規模傳播的時代，他也是第一位發明活字印刷術的歐洲人。他的印刷術在歐洲得到迅速傳播，并被視為歐洲文藝複興在随後興起的關鍵因素。他的主要成就——《谷登堡聖經》，享有極高的美學價值及技術價值。除了在歐洲發明的活字印刷術對印刷術的發展有着巨大貢獻之外，他還合成了一種十分實用的含鋅、鉛、銻的合金和一種含油墨水。
我們現在經曆的信息革命，肇始于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矽谷，它伴随着摩爾定律而繼續蓬勃發展。摩爾定律指出,電腦芯片上的晶體管數量每幾年就會翻倍。摩爾定律的叙述方式有多種版本。從摩爾本人當年的文章來看，摩爾的預期是集成電路的複雜程度（可被間接理解為芯片上可容納的晶體管數目）每年增長一倍。後來在1975年，他将預期改為每兩年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這一說法逐漸成為後來的标準定義，并被英特爾公司的網站使用。流傳很廣的另一個版本是每隔18個月增加一倍。不過這種說法被摩爾本人否定。
根據英特爾中央處理器從1971年到2004年的曆史發展數據，證實了每兩年增加一倍的摩爾預測，幾乎與實際發生的數據達到完美的吻合。半導體行業大緻按摩爾定律發展了半個多世紀，對20世紀後半葉的世界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并驅動了一系列科技創新、社會改革、生産效率的提高和經濟增長。個人計算機、因特網、智能手機等技術改善和創新都離不開摩爾定律的延續。
到了21世紀初期，單位運算能力的成本僅僅是20世紀70年代的千分之一。現在，幾乎所有東西，都實現了與互聯網之間的相聯。1993年，世界上僅有130個左右的網站，但到了2000年，這一數量就超過了1500萬個。現如今，全球有超過35億人口每天都在使用互聯網。有專家預測，到2020年，物聯網将會鍊接200億個物件。我們所經曆着的這場信息革命，目前仍處于嬰兒期，未來的發展将超乎想象。
信息革命的關鍵特征
現階段，這場信息革命的關鍵特征不在于信息傳播的速度。實際上，早在19世紀中期，電報就已經實現了實時信息傳播。最為關鍵的變化在于傳遞和儲存信息成本的大幅下降。如果汽車價格下降的速度能趕上計算機技術價格下降的速度的話，那麼人們就可以用買一頓午餐的錢，購買一輛汽車。當一項技術的價格下降如此迅速時，它就能被廣泛使用，得到普及，使用該項技術的門檻也會降低。不管是基于何種應用目的，在全球範圍内所能進行傳遞的信息量，實際上都是無限量的。現階段，信息革命的關鍵特征不在于信息傳播的速度。最為關鍵的變化在于傳遞和儲存信息成本的大幅下降。信息存儲成本如此大幅度下降，使得我們現在所說的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成為可能。在20世紀80年代，電話銅線通訊每秒鐘隻能傳輸一頁紙的信息量，而現在，一束細細的光纖每秒鐘可以傳輸9萬本書的内容。在20世紀80年代，儲存1GB的數據需要占用一整個房間，而現在200GB的數據也可以輕松裝進你衣服的小口袋中。
在20世紀中期，人們曾經擔心，信息技術革命将會導緻喬治·奧威爾（GeorgeOrwell）在其小說《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集權控制。“老大哥”會用一台中央計算機來監控我們每個人，使得個體自主性形同虛設。
事實上，随着計算技術成本的下降、計算機縮小至智能手機、手表和其他可穿戴設備那麼小、那麼輕時，信息革命産生的所有“去中心化”效應，與其所帶來的“中心化效應”形成了對沖，實現了點對點通訊，促進了新利益團體的形成。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種技術變化的趨勢，使得監控本身也去中心化了：數以億計的人們自願随身攜帶一部具有跟蹤性的設備，而通過這些設備與相應基站的信息交換，人們的行蹤和隐私能被持續監控。也就是說，我們把“老大哥”放進了我們自己的口袋中。
類似地，無處不在的社交媒體催生了新的跨國集團，但同時也為政府機構或有關組織機構的操縱行為創造了機會。臉書擁有超過20億的活躍用戶，就像俄羅斯摻和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一樣，這些社交網絡和社交機構也有可能被用于特定的政治目的。歐盟試圖借助新近推出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eneralDataProtectionRegulation，簡稱GDPR）來确立隐私保護的規則，但該條例最終能否奏效，目前仍不确定，有待時間和實踐的檢驗。與此同時，中國正在将監控與社會信用評分聯系起來。
GDPR于2018年5月25日起正式施行，該條例是近30年來數據保護立法的最大變化，旨在加強對歐盟境内居民的個人數據和隐私保護。該條例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新擴大的管轄權，可能會影響到歐盟以外的企業。新條例适用于為歐盟境内的個人提供商品和服務，或監控個人行為（如商業網站或移動應用的運營商）的企業。這一規定也将影響到很多中國企業。
信息就是力量
在大數據時代，信息提供了能力，信息就是力量。且與以前相比，信息量之巨前所未有，信息普及覆蓋人群之廣也前所未有。這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壞事。這些信息所帶來的力量，不僅可能被各國政府使用，也可能被其他非政府主體使用，諸如大型企業、非營利機構、臨時拼湊組建起來用于特定目的的組織團體，甚至犯罪分子、恐怖分子等。
不過，這并不意味着“民族國家”時代的結束。政府仍然是全球舞台上最有力的角色。隻不過現在這個舞台變得更加多元、更加擁擠了，許多新的“玩家”都在從軟實力的角度展開有力的競争。對于控制海域來說，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至關重要，但對于互聯網來說，就沒有太大幫助。在19世紀的歐洲，一個強國的标志就是在戰争中所向披靡，獲取勝利，但是現在，正如美國分析家約翰·阿爾奎拉（JohnArquilla）所指出的，在今天的全球信息時代，勝利往往并不依靠誰的軍隊赢了，而是取決于誰的故事赢了。
公共外交以及吸引和說服的能力正在變得日益重要，但是，公共外交也在發生變化。公共外交實際上意味着什麼？外事官員車載馬拉電影放映機深入交通不便的地方，向與世隔絕的人們播放“啟蒙”電影，或者通過廣播的形式向“鐵幕”後面的人們傳遞“啟蒙”聲音，這樣的時代早已一去不複返了。技術進步導緻了信息的爆炸式增長，不過，這也産生了一個“巨量信息悖論”：信息的極大豐富反而導緻了注意力的短缺。
當人們被巨量信息包圍和裹挾時，人們很難知道應該把注意力聚焦于哪些地方、哪些信息。現在，稀缺的資源已不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因此，與以往相比，事關注意力的這項軟實力已經成為一種非常關鍵的能力和資源，同時，信息戰争也變得更加尖銳和艱難。随着信譽變得更為關鍵，各方力量針對“信譽度”的政治鬥争也就自然而然地多了起來。一方面通過各種形式的鬥争增加自己的“信譽度”，另一方面通過各種形式的鬥争破壞對方的“信譽度”。所傳播的信息如果顯得有點宣傳意味的話，那麼不僅可能被譏笑蔑視，而且也可能會起到負作用，因為，那樣的信息會損害傳播者的信譽度，并進一步破壞其公信力。
例如，伊拉克戰争期間，美軍在阿布格萊布監獄和關塔那摩監獄的虐囚醜聞，嚴重違反美國一貫宣稱的價值理念，導緻人們認為美國很虛僞，給美國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人們的這種認識不能通過在電視上播放美國穆斯林的美好生活而有所改變。同樣，特朗普總統推特發文中的有些内容若被佐證有假，也會對美國的公信力和軟實力有所影響。
公共外交有效性的高低，主要取決于公共外交改變人們态度、看法的程度，這可通過訪談或民間調查進行評估，而不能通過所投入的金錢多少來衡量。有趣的是，通過民意調查和波特蘭戰略傳播咨詢公司發布的《軟實力30強報告》顯示，自特朗普總統上台以來，美國軟實力已大幅下降。推特能夠幫助設立全球計劃，但是如果這些推特内容不具公信力，那麼就不能産生軟實力。
現在，人工智能以及機器學習技術突飛猛進，使得所有這些變遷進程也在加速變化。我們所處的這個網絡信息時代，通過機器發送的信息，人們常常難以察覺出來。不過，機器能否帶來具有公信力以及說服力的話語權，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作者為哈佛大學名譽教授、美國前助理國務卿。王藝璇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