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美國數學家弗諾·文奇（VernorVinge）提出技術奇點（TechnologicalSingularity）的概念。
他将技術奇點定義為人工智能超過人類智力極限的時間點，在那一時刻以後，世界的發展将會超出人類的理解範疇。機器越來越聰明是不争的事實，那麼有一天，它們真的會超越人類嗎？很多人，包括斯蒂芬•霍金（StephenHawking）、埃隆•馬斯克（ElonMusk）、詹姆斯•巴拉特（JamesBarrat）等在内的科學家、企業家、作家，都把人工智能的發展視為關乎人類生死存亡的一大威脅。
其中，巴拉特就通用智能（AGI）的實現時間曾做過一次調查，有42%的人認為會是2030年，25%的人認為會是2050年，20%的人認為會是2100年，隻有2%的被調查者認為無法實現。在巴拉特看來，現在人類就像一群擺弄着一顆危險炸彈的無知孩童。即便是出于好意而創造的人工智能，仍有犯下種族滅絕罪行的可能傾向。
針對目前世界各地火爆的對技術奇點的擔憂，全球人工智能及認知科學專家皮埃羅·斯加魯菲（PieroScaruffi）在接受《中國經濟報告》的采訪時進行了有力反駁。他認為，人工智能仍處于“石器時代”。相比之下，人們更應該擔心生物技術，而不是人工智能。
依據曆史作判斷
中國經濟報告：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擔心人工智能的過度發展、技術奇點的到來，比如霍金、馬斯克等，你為什麼覺得他們的認識是錯誤的？
皮埃羅·斯加魯菲：首先，我想知道他們所說的“人工智能”是什麼，定義的邊界在哪裡？這個詞在今天如此受歡迎，與其邊界定義模糊，帶給人諸多想象有關。如果他們隻是在談論一般的技術，那麼這類人應該還有很多。
我所知道的人工智能是計算數學（ComputationalMathematics)的一個分支。數學才是它真正的本源所在。而且這一點也不難。與我的大學論文所研究的理論物理方程相比，計算數學并沒有那麼複雜。
這種對人工智能的擔憂由來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從那時起，哲學家、社會學家等，就已經在警告人類——技術有危險。無論是核能還是計算機，我們調動和使用技術的方式都存在危險。為什麼我們應該更加擔心人工智能，而不是核武器或是控制全球金融市場的那些極其傳統、甚至有些愚蠢的計算機網絡？在我看來，人工智能是一個非常迷人的研究領域，是計算數學的一個分支，然而不幸的是，它的發展仍處于“石器時代”，人類要見證機器超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還很遙遠。
我認識的人工智能從業者每天都在調整公式和軟件代碼。這與好萊塢電影裡展示的情況有天壤之别。我認為埃隆·馬斯克等人所作的判斷都是基于好萊塢電影裡的那種人工智能，那是一種完全不同的人工智能——一種我認為它并不存在，或者說不會很快出現的人工智能。我認為，埃隆·馬斯克應該更擔心生物技術而不是人工智能。生物技術才是現階段影響人類最大的學科，過去兩年風行的CRISPR和TALEN都為基因編輯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它們可以編輯基因，甚至“設計”嬰兒。人工智能技術無法與基因編輯相比，整體上也沒有達到生物技術的進步程度。如果你不得不害怕技術，那你應該害怕生物技術。我是曆史主義者，不是未來主義者。所以，我喜歡依據事實作出判斷，而不是幻想。
中國經濟報告：你何以認為人工智能的發展仍處于“石器時代”？
皮埃羅·斯加魯菲：對比同時間段的遺傳學、電力、醫藥、通訊等技術的突破性發展，人工智能的發展速度其實很慢。這主要是因為三個因素：第一，我們需要訓練人工智能的神經網絡，所以我們需要有非常大的數據集；第二，我們需要運行多層神經網絡，所以我們需要擁有運行快速且價格合理的處理器；第三，一家大公司（世界上估值數一數二的公司）需要為人工智能做很多公關。
當然，你可能會覺得現在科學技術正在加速發展，所有這些對人工智能來說都很棒。我非常高興有很多優秀的學生選擇進入這個領域學習，這與10年前有很大不同。這是一門可以在很多領域提供解決方案的學科，可挽救數百萬人的生命。
人工智能還不夠智能
中國經濟報告：你認為，人工智能的發展很慢。那麼，客觀來講，人工智能發展到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皮埃羅·斯加魯菲：人工智能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常識，因此不能被信任。人們已經花了幾十年去嘗試解決這個問題，可能我們的方法用錯了。現在所有的重點都在深度學習，但深度學習不能獲取常識。深度學習隻是收集許許多多的數據，基本上做的是統計工作。
比如，你給人工智能展示一朵花，它能識别，并知道這代表美好。但如果一朵花出現在一個馬戲團成員的腦袋上，這很可能是一朵假花，這個人可能是個小醜，這對于我們來說是常識，但卻是人工智能不知道的事情。因此機器人在工廠裡可能沒問題，隻是做些标準化的動作，最壞的情況不過是弄壞一台機器，但如果把它放在擁擠的商場中，它就有可能會傷到兒童。
中國經濟報告：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為，現在的人工智能根本就不“智能”？
皮埃羅·斯加魯菲：有時候，機器的行為看起來很聰明，這是因為在我們構建的環境結構中，即使白癡也可以完成了不起的工作。事實上，你甚至不需要有人在那裡。如果讓達·芬奇穿越到現代，看到日本高度自動化的地鐵，他可能會認為這些列車具有強大的智能。但真正的智能，是讓列車可以高度自主運行的地鐵構建方式。當你看到自動駕駛汽車時，你不應該拍攝汽車的照片，而應該拍攝瀝青上的白線。有人已經标出了道路、張貼了标志并創建了GPS系統，以便自動駕駛汽車可以從A點開到B點。
中國經濟報告：在你看來，我們離真正的智能機器有多遠？抑或這僅僅是一個錯誤的問題？
皮埃羅·斯加魯菲：是的，這是一個錯誤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我把我的新書命名為《智能非人工也》（IntelligenceisnotArtificial）。如果一門學科能夠建立一個智能的存在，它将是生物技術，聽起來這二者似乎真的很接近。
我認為機器是有用的，而不是智能的。它們可以模拟人腦的許多方面，而且在非常狹窄的細分領域裡——從鐘表到下圍棋的阿爾法零——它們可以做得更好。我們可以将許多應用程序組合在一起，得到相當于通用智能的功能，但對我來說，它仍然不是智能。
中國經濟報告：既然承認目前技術上的局限性，那麼未來被人創造出來的人工智能是否隻能成為人類的工具？
皮埃羅·斯加魯菲：人類很需要這些可以成為工具的人工智能，它們可以比成千上萬的人力更有效率，這是人類曆史文明的一部分。隻是，我希望人類可以通過使用這些新工具而變得更加聰明，但是我比較擔心人類會因此變得更加“愚蠢”。我更擔心隻會下圍棋的人工智能在面對環境污染、氣候變化、資源衰竭時的無力感，擔心技術驅動下的過度消費會造成更多的資源浪費，以及在信息過載和便捷體系下，人們習慣于淺層的大腦分析，這時更深層次的知識結構體系就會變得無關緊要。當下，數字媒體的精準推送在塑造我們的認知，智能搜索和智能硬件讓需要記憶、學習的技能變得多餘。很多時候，我們不需要思考現象和工具背後的“為什麼”，隻需要“一鍵啟動”的傻瓜功能。人類的創造力或許正在喪失。
中國經濟報告：那麼，随着機器的發展，它是否會取代我們的工作，造成大規模失業？
皮埃羅·斯加魯菲：我對此持較為樂觀的态度。從我的觀察看，機器人使用程度最高的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同時也是失業率最低的國家。我相信，人工智能時代所創造的工作要遠遠多于并且優于其所摧毀的工作。以軟件工程師為例，在電腦發明後的70年中，這一職位的人才仍然不足，矽谷正在從世界各地引進工程師，薪水也在不斷上漲。與其擔心失業問題，不如提前計劃，培養未來的工人，而不是過去的工人。未來，新技術将創造數百種新工作，隻是現在我們還無法準确預料到所有的工種。20年前，由于智能手機不存在，也就不存在智能手機工程師，而現在這已然是個熱門職業了。人類很需要這些可以成為工具的人工智能，這是人類曆史文明的一部分。隻有創新者才能創造下一個矽谷
中國經濟報告：你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經驗比IBM的沃森還要早幾十年。你最開始接觸的人工智能是什麼樣子的？
皮埃羅·斯加魯菲：我于1983年進入這個領域，那時人工智能已經存在了30年，正經曆着一場令人感興趣的熱潮。神經網絡在那個年代并不受歡迎，因為在當時的計算機上運行它們太難了。當時的我們正在開發“專家系統”，旨在模拟特定領域的人類專家。這是一個非常實際的應用，但我們當時承諾的目标過高，最終結果卻沒有達到我們的既定要求。後來，随着圖像處理器（GPU）和數據集的出現，漫長的“人工智能寒冬”直到最近才得以結束。我經常開玩笑說，電子遊戲拯救了人工智能，因為GPU最初是為了視頻遊戲的交互式實時圖像而發明的。
中國經濟報告：在矽谷還很平凡的時候，你就選擇去了矽谷，并且在那工作了幾十年。你之前曾預計到矽谷會從平凡走向輝煌嗎？
皮埃羅·斯加魯菲：我從都靈大學數學系畢業以後，被一家歐洲公司派往舊金山灣區工作，從事互聯網前身和人工智能的研究。那時的我還以為這隻是一次短期的外派工作，孰料這一去就是35年。1985年，當我還在好利獲得（Olivetti）公司的時候，我在位于庫比蒂諾（Cupertino）的研究實驗室成立了一個人工智能中心，它緊挨着蘋果總部。當時我的朋友開玩笑說，我那燒錢的人工智能中心，搞垮了當時作為排名全球第十大計算機制造商的好利獲得公司。但10年後，我工作的意義終于顯現出來。
離開好利獲得公司後，我在斯坦福做了幾年訪問學者，1995年離開了那裡。說起來你可能不信，在20世紀90年代很難找到人工智能方面的工作，是網絡和電子商務救了我。當在線産品定制成為重要業務時，我回到了人工智能領域。産品定制正是我曾經研究的“專家系統”的經典應用。
中國經濟報告：如果把中國的創新園區和矽谷作比較，你會怎麼看?
皮埃羅·斯加魯菲：做對比的時候，标準要明确，否則就不是一個公平的對比。中國人口多、市場大，隻讨論數字的話，中國肯定有很多方面是超越美國的。但綜合來看，我想中國還是落後于矽谷大概20年的時間，明白這個差距在哪裡是非常有必要的。除此之外，想要超越矽谷，還應該關注下一個大事件或者說風口将發生在哪裡。
中國經濟報告：那你覺得差距主要在哪裡？
皮埃羅·斯加魯菲：第一是态度。中國許多公司，甚至有些年輕人現在仍抱着一種旁觀的态度。矽谷的風投經常會聽創業者說，“我有個主意，沒有人這樣幹過。”而在中國，你聽到的可能是，“我有個主意，已經有人這樣做過了，我能做得好一點。”這樣說有些誇張，但我認為20年的差距就在這兒。第二是品牌建立。在全球最有價值的幾大品牌中，很少見到中國品牌，但來自矽谷的企業就占了好幾席，包括蘋果、谷歌、臉書等。第三是推廣。如果蘋果做出了什麼新産品，比如說手環，全世界都會讨論。但如果華為做出類似的手環，全世界有多少人知道呢？品牌價值有時無關品質優劣。中國公司有時不善于推廣自己。中國公司往往隻關注中國市場，并且多有“自卑感”。而事實是，中國公司的實力真的很強，沒有必要在海外市場“露怯”和“害羞”。
中國經濟報告：中國有很多地方都在比拟矽谷的發展，比如說中關村。你認為，它們有可能成為下一個矽谷嗎？
皮埃羅·斯加魯菲：矽谷是瘋狂想法的肥沃孵化地。無論你給他們什麼，詩歌、雕塑還是科技，他們都會用來做一些非正統的事情。然而，矽谷是不可能“複制”出來的，下一個矽谷一定是依靠創意與想象，從自身基礎出發而創造産生的。隻有創新者——而非模仿者——才能創造下一個矽谷。就中關村而言，自上而下的東西太多，這完全是“逆矽谷”的發展模式。矽谷是自下而上發展起來的，當它發展壯大以後，當地政府才發現，這個地方做得不錯，超乎想象。
中國經濟報告：矽谷經曆了這麼多年的發展，近期有沒有什麼重大變化？
皮埃羅·斯加魯菲：矽谷變得太多了，甚至不太像矽谷了。第一，理念的變化。2000年美國互聯網泡沫爆發後，投資人越來越急于要求變現。曾經的矽谷對暫時不賺錢的理念非常寬容。仙童公司（FairchildSemiconductor）從來就沒有賺過大錢，但它存在了很久。現在這個新變化讓初創公司賣掉公司變現的壓力越來越大，其中不乏YouTube、Instagram等知名公司。
第二，公司的變化。蘋果、谷歌、臉書，就是因為沒有被收購才有今天，而今天的初創公司往往因為暫時沒有盈利就想着賣掉自己。同時，這些初創公司受大公司控制也太多。
第三，社區的變化。灣區變富裕了，高房價趕走了藝術家和音樂家，而他們也是矽谷精神的代表，現在來矽谷工作的人們更看重高薪和穩定。
中國經濟報告：聽起來都是不好的消息，這是否意味着矽谷已經在走下坡路了？你怎麼看矽谷的未來？
皮埃羅·斯加魯菲：我在矽谷住了35年，每隔五六年，都會有泡沫破裂，很多聲音就會說矽谷要完了。但現實情況是矽谷每次都會渡過難關，甚至變得更大、更強。
20世紀70-80年代，日本的芯片制造商似乎要打敗矽谷了，但矽谷的蘋果和軟件産業崛起了。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了，但谷歌、臉書、PayPal崛起了。雖然在2008年遇到金融危機，但我們現在不還是在這兒讨論矽谷嗎？因此，我在預測矽谷未來的時候總是相當謹慎。矽谷是美國最偉大的創新中心，矽谷的核心競争力不在于技術領先，而是擁有世界一流的創新人才，他們擁有将技術迅速向市場轉化的能力。區塊鍊之優劣
中國經濟報告：很多人都說，現在想要向大衆解釋清楚區塊鍊，就如同向兩百年前的人解釋互聯網一樣困難。那麼，你能不能用通俗的語言解釋一下這個概念？
皮埃羅·斯加魯菲：區塊鍊的理念非常簡單，就是通過信息的數字化進行信息的分發。而P2P技術（點對點傳輸）則是為了實現信息共享而出現的。那麼把這二者結合起來，我們就可以用P2P來制造信息，而且還使信息更安全。如果我們所有的人都知道某件事情的真相，那麼沒人能夠打破這個系統。這就是區塊鍊的基礎。
中國經濟報告：你如何看待比特币的火爆？
皮埃羅·斯加魯菲：比特币的知名度如此之高，并不是因為它是第一種虛拟貨币，而是因為它是第一個被普通大衆都知道的虛拟貨币。
中國經濟報告：太多人都在說區塊鍊的優點，你能否介紹一下區塊鍊的缺點？
皮埃羅·斯加魯菲：首先，區塊鍊每10分鐘驗證更新一次，也就是說你想要确認交易的話，得等10分鐘時間。其次，區塊鍊可能每秒鐘隻能處理7筆交易，而信用卡系統每秒鐘能夠處理成百上千筆交易，所以區塊鍊很慢。再次，以比特币為例，比特币是開源的，是由志願者開發的，所以你要信任他們是出于好意來維護這些軟件，這是基本前提。盡管如此，我對區塊鍊還是持樂觀态度，但我認為區塊鍊技術仍需要不斷完善才能夠大規模使用。
中國經濟報告：你對區塊鍊持樂觀态度的原因是什麼？你認為，區塊鍊在未來會發展得很好？
皮埃羅·斯加魯菲：我之所以認為區塊鍊如此重要，是因為它可以在貨币之外的其他領域進行應用。其中，智能财産和智能合同是在區塊鍊基礎上所做的兩個重要發明。
區塊鍊可以确認某個物體的所有人是誰。比如，這個杯子歸誰所有，或者這本書的知識産權歸誰所有。有時候，為了确認所有權，我們不得不求助于很多人或者機構。但是有了區塊鍊技術之後，這種信任就是一個網絡狀的信任，而且這種所有權是可以輻射到所有物體上的。
智能合同的影響力就更大了，有了區塊鍊之後，這些合同就是不可被打破的。因此，不需要律師、法官的介入，因為一旦合同生效就會自我執行，沒有辦法在上面做任何手腳。未來，還可以基于智能合同來做其他的應用。現在，如果簽合同簽錯了，我們完全可以做一些修補和改進，但是智能合同是沒有辦法改動的。因此，基于區塊鍊的智能合同就可以讓大家變得非常誠實，因為任何不誠實的東西在智能合同上都是不被允許的，它的不好之處就是少了一點人情味。
中國經濟報告：現在，無數發明都基于互聯網，它也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活。你認為，下一個科技革命的風口在哪裡?
皮埃羅·斯加魯菲：我個人認為，3D打印和生物技術最有潛力改變世界，創造出全新的工作和行業，帶來今天我們根本想象不到的變化。
想象一下，任何人都可以在家打印出物品，人人都是制造工廠，這場革命将對生産這些産品的工廠和售賣這些商品的商店帶來怎樣的影響？尤其是，制造業目前仍是許多國家的經濟支柱，因此許多大公司都害怕3D打印技術。現在看3D打印的發展似乎還不明顯，我不知道變革會在什麼時候發生，但我想30年後一定跟現在大不相同。
生物技術的發展也令人驚歎。從讀取基因到編寫基因，技術越來越成熟，價格也越來越低。過去20年間，生物技術取得的進步比電子行業還要大。給你舉個例子，水蛭是世界上唯一一種長壽而不會自然死亡的生物，生物學家正在從基因層面研究水蛭并嘗試尋找長壽的奧秘。就像我開頭所說的那樣，我們更應該擔心生物技術，而不是人工智能。
背景資料：
皮埃羅·斯加魯菲（PieroScaruffi）是全球人工智能及認知科學專家，被譽為“矽谷精神布道師”，是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加州伯克利大學客座教授。早在1983年，他就來到矽谷擔任工程師，同時也是矽谷人工智能研究所（SVAIRI）的創始人。他長期從事人工智能研究和互聯網設計，見證了矽谷30年的興盛過程，職業生涯橫跨矽谷産、學、研三界。皮埃羅的很多觀點都産生了深遠影響，他的個人新聞網站早在2006年就被《紐約時報》評價為“史上最偉大的網站”。他所著《矽谷百年史——偉大的科技創新與創業曆程（19002013）》，被亞馬遜評為“人生必讀100本書”，被新華網評選為“2014年度中國影響力圖書”。他還在矽谷創辦了最有影響力的三大節日之一——跨界LASER（激光）節。
皮埃羅的LASER活動與真正的激光無關，而是指萊昂納多藝術與科學晚會，融彙了生活、藝術、科學和技術。當活動舉行時，最優秀的一些藝術家、發明家、科學家、學者和思想家彙聚一堂，就各種各樣的話題進行非正式陳述和對話。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這不是一場說教式的沉悶講座。相反，上百名學者和思想家集思廣益、激蕩思想、熱烈讨論，地點從演講大廳到北加州柔和的星空下……這些對話從未停止。
例如，在斯坦福大學舉行的最近一次的LASER活動，就讨論了新聞業、計算機視覺、千禧一代通過互聯網建立離線生活的未來，并談到了“咆哮”是不是一種有效的溝通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