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畫描繪了克裡奧佩特拉七世用死囚試毒的場景。古埃及位于非洲東北部，地理位置孤立，為沙漠、紅海及地中海所圍繞阻隔，故而埃及文明的發展呈現出較大的獨立性。
縱貫埃及全境的尼羅河，由發源于非洲中部的白尼羅河與發源于蘇丹的青尼羅河彙集而成。流經森林與草原的尼羅河，每年7-11月定期泛濫，浸灌兩岸幹旱的土地，含有大量礦物質和腐植質的泥沙在兩岸逐漸沉積下來，成為肥沃的黑色土壤。這也正是埃及人将自己國家稱作“凱麥特”（kemet,意為黑土地）的原因。長達6670公裡的尼羅河在東非大裂谷帶上塑造了肥沃的河谷平原，是埃及當之無愧的母親河。
多代王朝的興替延綿與文化影響
如果以傳說中的美尼斯時代（公元前3110年）為起點，以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克裡奧佩特拉自殺（公元前30年）為終結，古埃及的王朝政治持續長達三千年。即便依照早王朝（公元前3110-前2665年）-古王國（公元前2664-前2155年）-中王國（公元前2052-前1786年）-新王國（公元前1554-前1075年）的劃分紀年，相對獨立的古埃及王朝曆史也超過兩千年。相對于人類迄今為止五千年的文明史，這種政治文明體的長久延續實屬驚人。某種程度上，埃及古王國-中王國-新王國的曆史可類比中華文明的夏-商-周三朝，而充滿傳奇意味的早王朝則有似于中華之“三代”（堯舜禹時期）。
如同埃及人宗教觀念中生命-死亡-重生的相續，埃及自古王國時代起，總是經曆着興盛-衰頹-複興的交替。
古王國時期保留下來的完整作品隻有《普塔霍特普的教喻》，它名義上的作者普塔霍普特是生活在第五王朝末期（約公元前2350年）的維西爾（宰相），這一作品充分地展示教喻文獻這一文體内容豐富、充滿格言、冗長造作的特征。在古王國遭遇重大危機陷入分裂後的第一中間期（公元前2154-前2052年），社會狀态的急劇變化引發了文學形式的突變，此時出現了包括各種政治和社會性的諷刺謾罵、對話形式的理性探讨、訴苦與批判性的演說、皇室遺囑、預言在内的諸多新型文體。
《農夫的申訴》是一篇體現埃及式雄辯演說風格的作品，一位農夫在财産被無故剝奪後向國王進行了九次申辯，他的講演充滿了比喻、反複、華麗的辭藻與熱切的呼籲，全篇将叙述與獨白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配之以正義最終得以伸張的大團圓結局。
《對美麗卡拉的教喻》以法老遺囑的形式，再現了法老對後代的政治教育，涉及對于各種政治形勢的判斷與應對之道，進而讨論了人與神的關系、虔誠的行為、道德準備、宇宙起源論和人間王者也無法逃避的末日審判等問題，全文帶有某種深刻的悲觀主義色彩，似乎暗示着定都于赫拉克裡奧坡裡（Herakleopolis）的王國覆滅的命運。
伴随着定都底比斯，以蒙圖霍特普二世（MentuhotepII）為領袖的第十一王朝于公元前2040年重新統一埃及，埃及從古王國分裂後的中間期複興，進入中王國時期。經過長期的動亂，中央政府亟需有經驗而值得信任的官員，于是出現了《凱麥特》與《對各職業的諷刺》這樣旨在培養國家官員、向其灌輸工作責任與工作高貴性的作品。
在教喻這種古老的文體之外，中王朝出現了一種新型的文學形式——小說。《辛努亥的故事》便屬于其中的傑出代表，它以故事和墓室銘文結合的自傳體形式記述了一位在阿蒙尼姆赫特一世死後離開埃及的王室仆從在叙利亞經曆種種傳奇并最終于暮年榮歸埃及的故事，盡管其篇幅并不長，卻充滿戲劇性的沖突，體現出高超的叙述技巧。
中王國末期，埃及又一次陷入政治混亂而導緻分裂。在此期間，發生了喜克索人（Hyksos）對埃及的入侵。不過正是這種外來入侵與壓迫，促使分裂的埃及獲得了重新聚合的動力。埃及人從喜克索人那裡學會使用馬拉戰車、戰斧、盔甲、混合弓箭等軍事裝備，以及制造青銅與鼓風吹火的風箱的物質知識，在被征服了一個世紀後，第十七王朝的法老從底比斯發動解放埃及的戰争并最終勝利。繼而，在第十八王朝時統一的新王國（常被稱作帝國）得以建立。這一時期的埃及結束了長達千年的孤立主義，而逐漸與亞洲呈現出文明共生體的形态，王室、政府部門與民間都可發現大量來自亞洲的痕迹。
這一階段，出現了愛情詩這種前所未有的文學形式。在富于埃及特色的愛情詩集中，情侶往往沒有名字，如同《舊約·雅歌》中那樣被稱作“哥哥”和“妹妹”，情侶以誇張的語言表達他們的感情，以對比的手法表達其願望與情緒，以一種“樂而不淫”的效果契合新王朝的文雅格調。在這一階段發展出一套滿足教學需求的“書信教喻”模式，這是埃及人極喜歡的兩種文學形式的混合。在新王國的後期，以《胃和頭的争論》為代表的作品開啟了寓言這種新的題材。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埃及這樣一個極富宗教熱誠的國度，其文學作品，盡管不乏對神和法老贊美的典型宗教文學，但其主體是高度世俗的，獨立于宗教存在的。與其他古老民族不同，埃及文學中占據核心地位的不是史詩，而是教喻與中短篇故事。或許，正是通過這類形式，漫長的曆史相續獲得了埃及人最為認同的表達。
喜克索人（Hyksos）是來自亞洲的移民，大多進入工匠階級。象形文字的生成、實踐與影響
古埃及人使用的語言屬于閃含語系（亞非語系）中的含米特語族。這種語言被他們用象形文字記載下來。
埃及象形文字是人類迄今所知的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埃及人将月神、計算與智慧之神托特（Thoth）視作象形文字的創造者，聖書體（hieroglphic）是其主要書寫形式，因常用于墓碑，又稱碑銘體。
為了方便在紙草上書寫，發展出草書——“僧侶體”（hieratic），類似于漢字的行書或草書。到公元前700年左右，又在僧侶體的基礎上進一步簡化，産生了“大衆體”（demotic），适于普通人學習使用。這些字體常共存于同一文本之中，對于埃及象形文字的解碼具有極重要意義的羅塞特石碑，便包含着聖書體與大衆體。
埃及象形文字包含3種字符：意符（Ideograms，Logograms），表示所指示的對象或意向；音符（Phonograms），表示所對應的發音，包含單音素文字、單音節文字和多音節文字；限定符（Attributes），在音符外加上一個新的純屬表意的圖形符号，置于詞尾，以表明這個詞是屬于哪個事物範疇。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和限定符号适當組合起來，便可構成完整的意義表達。
由于象形文字所具有的裝飾與美觀功能，其書寫順序具有較大的自由度，由上至下、由下至上、有左至右、由右至左均可，某段文字釋讀的方向，往往通過每行開端處人物或動物頭部所面對的方向辨識。
原始迦南字母後來發展為腓尼基字母與希伯來字母，希臘人正是以腓尼基字母為基礎創造出希臘字母，并由于自身語言的特質将元音的屬性賦予了其中6個輔音字母。希臘字母構成了拉丁字母的原型，自羅馬帝國以來，這套字母體系及建立在其基礎上的文字系統對于人類曆史發展産生極重大深遠的影響。這是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與當代人類社會之間隐秘而又真切的文明紐帶。
埃及的宗教與生死觀
埃及人将曆史的開端歸于名為美尼斯（Menes）的君王。傳說他在南部的上埃及建立國家，統一上下埃及後定都于孟菲斯，在那裡舉行加冕禮，成為埃及曆史上的第一位法老。
埃及宗教的一個極重要特征，在于它不但賦予世間的統治者法老以神性，更直接将其視作是神，從而将宇宙的秩序與人間的秩序通過二者共同的代表——法老統一起來。
由于幾乎每個重要的城市都認為自己所信奉的神靈是宇宙的主神，作為此類信仰的綜合，一種創世“九聯神”——一組九個重要神祇的教義逐漸形成。這一體系是開放的，新的重要的神祇會被不斷吸納其中。法老幾乎總是被等同于最重要神祇本身或他的肉身代表。描寫法老行為舉止的用詞同描繪九聯神第一代主神瑞（Re，太陽神）的用詞是一緻的。法老作為神的化身，其代表的正是神的秩序（ma‘at，ma‘at一詞不但意味着良好的等序，而且有正确、正義之義，也可直譯為真理）。在此意義上的法老，甚至被他的臣民稱作“一個用自己的行動讓我們得以存活的神”。
如同在創世神話中，每天清晨，太陽神瑞驅逐蛇怪阿波菲斯（Apophis）使宇宙得以重新開始，法老的政治行為被視為瑞的功業在人間的顯現：他驅逐了人間的阿波菲斯，保證這個世界不會陷入混沌無序。
每當敵人侵犯的時候，敵人就被喻為阿波菲斯，法老的勝利被視作太陽神瑞的勝利。埃及人将自己對于穩定的宇宙秩序的強烈認同投射到了作為這種秩序代表的法老身上。
這一方面賦予了法老幾乎無限的神聖性，另一方面，則将其從具體的人抽象為固定的宗教符号。因而，對于法老的描述幾乎總是類同的，缺乏個人特征。這與埃及人對諸神的描寫也明顯帶有非個性化傾向是相應的：他們用幾乎同樣的修辭呼喚着被認為具有不同功能的神祇（俄賽裡斯和伊西斯除外）。
埃及人認為，死者的靈魂飛向天空的星辰，因而将死亡視作一種新生。甚至神也同樣可能死亡并重生。
九聯神中的俄賽裡斯（Osiris）最典型也最富戲劇性地體現了這種想象。這位傳說中的國王被他的兄弟賽特（Seth）謀殺，他的妻子伊西斯（Isis）施法與死去的俄賽裡斯結合生下了男孩荷魯斯（Horus），荷魯斯長大後向賽特複仇并最終取得勝利。
他來到死者的國度宣告作為他父親的合法繼承人登基為王，并借此喚醒了俄賽裡斯。這一傳說對埃及人的信仰影響極為深遠。法老，被視作既是太陽神瑞的兒子或化身，又由于繼承了死去君主的權力而化身為俄賽裡斯之子荷魯斯。
自中王朝之後，“俄賽裡斯化”的傾向漸漸占據上風，俄賽裡斯被視作是所有受造者的源泉與基礎，他取代了太陽神瑞作為黃金時代統治者的地位，接替了他判死者的職能。他的死亡和複活成為了肉體生命消亡與升華的神聖象征。
在大衆信仰的“俄賽裡斯化”發展的過程中，對太陽神瑞的信仰逐漸投射到其他的神祇之上。在中王國的第十二王朝，阿蒙（Amon）提升為最高神，取名阿蒙-瑞，并被等同于太陽神，成為數個世紀中埃及與其勢力所及的西亞領域極受崇敬的普世之神。
這種“太陽神化”的傾向在第十八王朝的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Amen-hotepIV）時産生突變，這位年輕的法老宣布不再信仰阿蒙與其他大部分神祇，而将阿頓（Aton），即太陽的光盤，奉為唯一的最高神，把自己原來的名字（“阿蒙所滿意的”）改為阿肯那頓（Akh-enAton，“侍奉阿頓的人”），從而開啟了某種帶有人類最早的神論色彩的宗教改革。這種明顯與埃及人根深蒂固的諸神信仰相沖突的改革持續了二十五年便被他的繼任者徹底廢止。
此後，“太陽神化”與“俄賽裡斯化”的兩種傾向不斷交融，最終形成了太陽神瑞與俄賽裡斯形象的有機結合：瑞被表現為一個俄賽裡斯形貌的帶着王冠的木乃伊。太陽的升起-墜落-再升起的運行過程被視作人類出生-死亡-重生之命運的對應。“瑞歇息在俄賽裡斯之中，俄賽裡斯歇息在瑞之中”。死去的法老進入另一個世界，成為了俄賽裡斯，也成為了瑞。在此，生命與死亡的相待—互轉關系呈現出神性本體論的意味。通過瑞與俄賽裡斯的這種融合，宇宙的永恒規律（太陽運行）、個人的悲劇性或偶然遭遇（俄賽裡斯的被謀殺）、人類的必然命運（生-死）被有機地納入一個完整自洽的系統。
根據《棺文》（CoffinTexts）和《亡靈書》（BookoftheDead）的記述，在作為法官的俄賽裡斯面前，對死者“審判”與“靈魂稱重”的故事不斷上演，這一劇情深刻影響了東西方各種宗教及包括柏拉圖在内的諸多思想家對于死後世界的想象。
古埃及人相信，死後的生活不但是确定而真實的，還代表着一種更高、更持久、更幸福的狀态。這一信仰催生了若幹與死後世界相關的不凡實踐，将屍體制作成木乃伊的高明技術與極恢弘壯偉、據信能使法老在死後登天的金字塔，是其中最著名也最富于神秘色彩的代表。
（作者為著名語言專家，複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