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爾在12部言辭犀利的小說和衆多紀實作品中記錄了關于民族遷徙、英帝國解體、流亡的諷刺以及信仰和疑惑間的沖突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VidiadharSurajprasadNaipaul）8月11日在倫敦家中逝世，享年85歲。
“無國界”作家
奈保爾出生于特立尼達，英國印度裔，拿到獎學金前往牛津大學求學，後定居英格蘭，并在那裡打造了自己的文學生涯，1990年被封為爵士。
《紐約時報》稱奈保爾為後殖民世界矛盾的化身，與康拉德、狄更斯和托爾斯泰相比，他成了批評的對象，尤其是那些把他對混亂的第三世界的描述解讀成為殖民主義辯護的讀者。奈保爾以同樣的審視精神洞察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他書寫了殖民者的傲慢和自我膨脹，同時也揭露了席卷非洲和加勒比地區的解放運動的自我欺騙和道德雙面性。
奈保爾将自己放逐，超脫了特立尼達的封閉世界，他從未完全紮根于英格蘭。在2001年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時，瑞典文學院稱他是“一位文學界的領航員，他隻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發出他獨特的聲音。”當時的頒獎辭稱“奈保爾的著作将極具洞察力的叙述與不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為一體，是驅策人們從被壓抑的曆史中探尋真實的動力。”
奈保爾存在主義的無家可歸是注定的，也是命運。盡管奈保爾在自己的文學生涯中一直在挖掘自己的出身，但他強烈地拒絕将自己束縛在某個連字符上，或以某個特定的種族或宗教身份來定義。他發現有一家出版社把他描述為“西印度小說家”之後憤而終止了與其合作。雖說奈保爾或許算是印度人，但他是西方文明的堅定捍衛者。
盡管奈保爾認為小說這種體裁是19世紀的“遺物”，無法再捕獲當代世界的複雜事務，但他還是會寫。他寫作速度較慢，有時每天隻寫一段，但他非常愛惜自己的作品。他一生筆耕不綴，為世界文壇留下了30多本著作，每一兩年就有作品問世。
他的第一部小說《神秘的按摩師》（1957），主人公加内什·拉姆蘇美爾開始是一個失敗的教師，做過按摩師，後來成為特立尼達的大佬和政客，小說很受歡迎。第四部小說《畢斯沃斯先生的房子》，故事發生在特立尼達，一個印度裔加勒比中年記者畢斯沃斯試圖擺脫妻子居高臨下的富有娘家的控制，盡其一生尋找獨立、自由和身份，并最終獲得屬于自己的一片世界。寫作時他還不到30歲，該書奠定了奈保爾的文壇地位，讓他成為同時代最重要的作家。
探索世界
奈保爾20世紀60年代開始寫紀實文學作品。他認為紀實作品讓人有一種探索世界的感覺，另一個世界，一個不完全知道的世界。
1962年，他的第一部紀實文學作品《中間通道》問世。他記叙了特立尼達島内的種族沖突，分析了他所認為的殖民身份的核心文化——“模仿”，質疑當時處于自治邊緣的地區該如何自治，并觀察到較小的加勒比島嶼“以旅遊的名義，正在将自己賣給一個新的奴隸制”。
1964年，奈保爾出版了印度遊記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幽暗國度》。他發現盡管自己有印度血統，但他根本不屬于那裡。“印度人統治印度，卻蔑視印度，他們效仿英格蘭。印度人被迫陷入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從一開始就有點兒像是模仿英國人。”他寫道。
奈保爾20世紀70年代開始在非洲旅行。他的《自由國度》一書在1971年獲得布克獎。小說《大河灣》（1979年），主角是一個東非的印度人，他生活在一個未具名的非洲新獨立的國家，有點像獨裁者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SeseSeko）統治下的紮伊爾。奈保爾在1975年《剛果新王》一文中寫了蒙博托，他把這個地方比作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中描述的那個地方。
據《紐約時報》記載，在1974年的一篇論文中，奈保爾對自己作為作家的理解取得了突破。他寫道，自己欠烏克蘭出生的康拉德的情。他發現，60年前，在和平時期，康拉德無處不在。盡管他承認康拉德“很偉大”，但他堅稱“對自己沒有影響”。
奈保爾有關非洲的作品招緻許多人的批評，他對非洲人的描述讓這些批評者感到不悅。尼日利亞作家齊諾瓦·阿切比認為他是西方白人世界“古老神話的新傳播者”。
奈保爾總是順應曆史潮流，在伊朗伊斯蘭革命期間他開始遊曆非阿拉伯地區的伊斯蘭國家。他在20世紀70年代末造訪了伊朗、巴基斯坦和馬來西亞，見證了政治權力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崛起。他的遊記《在信徒中間》于1981年出版，其續集《不止信仰》于1998年出版。在這兩部作品中，奈保爾認為伊斯蘭社會出現暴政，應歸因于它沒有提出政策或實際的解決方案，隻提供信仰。
奈保爾還敏銳地寫了關于美國的文章。《南方的轉折》（1989）是一部關于美國南方腹地的遊記。在1984年達拉斯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空調泡沫》中，他剖析了美國的政治政策。他認為共和黨人信奉的原教旨主義超越了宗教，它簡化了整個世界，彙集了不同的焦慮：教育、毒品、種族、同性戀、俄羅斯等，卻給出一個最簡單、最模糊的解決方案：美國主義，認同美國自己。
留給世界覺醒的力量
奈保爾日漸抱怨小說的局限性。他說，小說在19世紀達到了巅峰，而現代主義已經消亡。相反，他認為紀實作品可以更好地捕捉世界的複雜性。
盡管對一切都感到悲觀，奈保爾相信“我們的普世文明”将最終取勝。在1992年的一次演講中，他稱自己的樂觀主義源自追求幸福的信念，這種信念對于文明之外或邊緣的人來說是文明魅力的核心所在。奈保爾屬于看透生活本質後，依然熱愛生活的人。他說，這種追求幸福的信念意味着覺醒的力量。奈保爾關注世界的變化，也捕捉世界的變化，他說生活在黑暗角落裡的人也有自己的靈魂，而他用寫作給這些卑微的靈魂找到了歸宿，獨一無二，光彩熠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