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發達國家長期積累的問題以民粹政治形式迸發，發展中國家努力尋求繼續增長的政策和國際空間，而欠發達國家在去全球化潮流和科技革命的沖擊下疲于應付。在這種時刻，精确和敏銳的觀察診斷和切合實際的政策建議對全球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極為重要，而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裡克(DaniRodrik)的新書——《直言不諱談貿易：如何打造一個明智的全球經濟》(StraightTalkonTrade:IdeasforaSaneWorldEconomy)——對當前形勢作出了清晰缜密的論述。這本書看似關于國際貿易，其實包含了全球經濟中大多數主要話題。全球經濟秩序在滿足各國人民的需求方面表現出種種不足，但并不意味着需要全盤推翻這種秩序，哪些需要改進、如何正确改進，正是這本書對全球經濟改革議程的讨論。
此書圍繞經濟發展、國家主權、民主政治、社會協調等方面展開了詳盡的論述，以下将書中的幾大論點總結為世界經濟中的“七宗罪”逐一列述。一是點明全球發展進程中哪些領域出現了失衡，二是将各個失衡領域的主要矛盾展現出來。
重全球治理，輕國家政策
對于全球經濟中的大部分問題，學界共識似乎是沒有什麼是更多的國際規則和國際合作不能解決的。國際貿易方面有世界貿易組織(WTO)，工人權益有國際勞工組織(ILO)，國際收支有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其他任何領域的問題，也都可以通過再成立一個“國際某某組織”來應對。
羅德裡克對這種一邊倒的觀點持堅決反對意見。除了傳染病、氣候變化這些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公共産品需要更多國際合作來解決以外，其他很多問題——不論是金融穩定，還是食品衛生标準——主要負責方和政策制定方都應該在主權國家。一個國家的地理、文化、曆史等原因決定了某些制度的形成和政策的制定存在國别差異，而強制要求更多的國際一體化，既缺乏合法性、可監督性、靈活性，這種進程又容易被跨國企業或銀行等利益方所綁架，傷害各國民衆的利益。而當出現問題時，出面兜底的往往是各國政府。正如英格蘭銀行前行長默文·金（MervynKing）所說，跨國銀行在活着時是世界的，而在死亡時則是國家的。
國家不是制定有效政策的壁壘，而是從目前困境中拯救全球經濟的希望。
重效率提升，輕結構轉型
抓帶頭企業，促生産力增長，創國際品牌是很多發展中國家近些年的策略。這種偏好似乎沒有問題，但它直接或間接地助長了一些國家的發展不均衡。
從經濟結構來看，發展是資源從生産率低的産業向生産率高的産業轉移的過程。這個過程不僅包括建立和打造新興産業，還伴随着勞動力和其他資源向這些産業轉移，這兩個環節缺一不可。以墨西哥為例，21世紀前10年，大企業（500名員工以上）勞動生産率每年以近6%的速度增長，而在較小企業中，勞動生産率則不增反降。與此同時，雇傭于小企業的勞動力占全部就業的比重從39%增長到了42%，即使大企業表現突出，依然難以扭轉整個國家增長緩慢的現實，大多數勞動者無法享受局部生産率增長的果實。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一些非洲國家，由于增長集中在能源或原材料等少數非勞動密集型産業，大批非洲年輕勞動力難以找到穩定的就業機會，出現了“無就業增長”(joblessgrowth)現象，專家們所标榜的非洲人口紅利效應也可能因此夭折。
在當前科技變革危及人力勞動的環境下，維持和創造就業，保障和支持居民收入，相比于提高生産率來說需要提升到更高的位置。
重自由貿易，輕公平貿易
曾幾何時，公平貿易被認為是保護主義的擋箭牌。一些國家的既得利益者打着公平貿易的旗号，限制與經濟結構和社會制度不同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但近些年來，國際貿易的大幅增長以及主要國家從貿易中獲益的現實似乎把公平貿易的考量暫時擠到了一邊（如圖）。
但最近部分發達國家民衆的不滿和如火如荼的貿易戰表明，貿易的公平性是難以繞開的話題。與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貿易（尤其是不同的勞動法、環境标準、市場規則），讓本國（以及其他貿易夥伴）公司和勞動者在競争中處于不利甚至不公平地位，既有的社會契約被打破，市場規則受到沖擊。而由于跨國企業能夠相對容易地轉移生産活動，絕大部分負面影響都由本國勞動者和公共稅收承受。
要讓各國持續保持開放以及在貿易中獲益，貿易的公平性遲早會是需要嚴肅面對的問題。
重福利，輕創新
歐洲國家尤其是北歐國家，這些年來相對自如地應對了全球化以及科技變革帶來的沖擊。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這些國家在福利、社會安全網、教育、技能培訓、醫療等方面的保障，說得誇張一點，“福利國家”模式馴服了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波動性和破壞力。
但随着新一輪科技變革的到來，尤其是越來越多“勞動力替代性科技”(labor-savingtechnologies)的普及，世界各國需要再一次自我革新。這些新技術通常伴随着較大的社會效率提高，但也直接威脅到一些企業和勞動者的短期利益。同時，從已經出現的科技創新成功案例來看，成果和收益僅僅被一小部分人（部分是科技巨頭員工，更多是公司股東）獲取，絕大部分人隻是從消費角度獲得相當有限的利益。
其實，不論蘋果還是特斯拉，都在創立初期獲得過美國政府技術和資金的支持（蘋果公司的某些核心技術甚至曾是美國國防部的項目），但當這些企業取得商業成功後，政府這個天使投資人則分文難取，甚至連本該征取的稅費也拿不到。此書響應瑪麗安娜·馬佐卡托（MarianaMazzucato）關于“創新國家”的倡議，認為今後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都離不開政府在投資和創新中扮演更直接的角色。
重制造業，輕服務業
對于仍未實現工業化的欠發達國家來說，東亞模式一直是其奮鬥目标和實現現代化的希望。但如今全球化勢頭的轉變、科技變革以及“過早去工業化”(prematuredeindustrialization)的趨勢，對這種模式的可行性打出了問号。
制造業在各個行業當中的确是獨特的。它不僅是衆多産業中極少數呈現收斂(convergence)特征的産業，讓後進國家向先進國家靠攏，而且能夠依賴于巨大的全球市場，不以強勁的國内需求為先決條件。另外，前沿國家已具備的技術和藍圖對其他産業具有積極作用（正溢出性和外部性），以及能夠吸收大量低技能勞動力的特性，幾乎讓制造業成了經濟的引擎和發展的法寶。
然而，種種趨勢讓欠發達國家以出口為導向發展制造業的前景十分黯淡。東亞國家制造業曾經雇傭超過本國30%的勞動力，而近幾年，其他一些國家的峰值制造業就業比——巴西的16%，墨西哥的20%，印度的13%——都對通過制造業謀發展的前景打出了問号。更多國家需要把重心放在服務業的發展和升級上。
局部改革和針對性政策，如出口補貼、經濟特區、吸引外資，對制造業有較強刺激作用，而服務業的發展則需要“啃硬骨頭”，更加全面的配套政策、基礎設施以及勞動者素質的提升是服務業廣泛繁榮的前提。
重“刺猬”，輕“狐狸”
與其說這一條是世界經濟的“罪”，不如說更像是經濟學學科的“罪”。
羅德裡克在《經濟學規則》(EconomicsRules)一書中就曾提到，經濟學并非隻有一個模型，而是根據不同情況有着多種模型。模型的建立是一門科學，而模型的選擇和使用是一門藝術，與物理等學科的模型“縱向”發展不同，經濟學的模型通常是“橫向”發展，進而豐富經濟學家對複雜世界在具體情況下的認識。經濟學科以及政策制定者過分強調某一種模型，而忽略實際情況，導緻了過去一些災難的發生（例如盲目監管和秉承有效市場學說催生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
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IsaiahBerlin）把學者分為刺猬型和狐狸型兩類。狐狸知道很多事，但刺猬隻知道一件大事；狐狸同時追求很多不同的事物，但刺猬卻能把多個事物涵括為一個中心系統。發達國家似乎多有相似之處，而欠發達國家卻各有各的現實。不論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華盛頓共識，還是不加限制的資本開放，當前的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界也許的确是教條主義太多而對症下藥和因地制宜太少了。
重利益，輕理念
政治學的分析常常是通過某個個人或群體的利益來推斷他們的訴求和行動，進而預測或改變事件發展的進程。或合縱連橫，或田忌賽馬，通過利益的合作、取舍和交換，各方盡可能使自身目的達到最大化。決策主體的利益幾乎起着決定性作用。
但如果進一步審視這種分析框架，便會面對這樣一個問題：你是從哪裡得知你的核心利益是什麼的？凱恩斯曾說：“自以為不受知識分子影響的‘實幹派’，大多不過是一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這種觀點強調了“理念”(idea)的重要性。
不論是對我們自身身份和追求的認識，對世界如何運轉（世間的因果關系或世界觀）的理解，或者是對我們能通過何種工具和途徑達到目的的認識，理念都影響着決策主體的行為，同時又是可以被改變的。十月革命帶來的共産主義是一種理念，二戰後建立開放的國際秩序是一種理念，撒切爾夫人和裡根掀起的新自由主義是一種理念，通過凱恩斯主義理論穩定宏觀經濟是一種理念，利用“雙軌制”建立國内市場以解放生産力更是支撐了中國經濟現代化的理念。理念改變着我們對世界的認識，無形地影響着我們的取舍和行為。
在世界經濟合作空間似乎越來越小的今天，一種“宿命論”(fatalism)籠罩着世界各國，諸如“你的繁榮建立在我的蕭條之上，你的進步意味着我的退步”的“零和遊戲”氛圍彌漫。而明确理念的作用，或将讓當前的政治經濟環境豁然開朗。未來隻會受限于我們的想象力，理念所伴随的“可能論”(possibilism)大大拓寬了基于利益的分析框架和政策空間，“既得利益者”的阻礙并非改革當中難以逾越的障礙，經濟發展和政策創新都可以更好地利用理念所帶來的格局改變。
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IsaiahBerlin）把學者分為刺猬型和狐狸型兩類。（作者為新經濟思維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