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中國經濟從高速轉向了中高速增長，未來經濟增長繼續放緩的壓力仍然存在。在此背景下，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了要提高全要素生産率（TFP）的要求，這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尚屬首次。怎樣重振全要素生産率，才能在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的前提下獲得國民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日前，《中國經濟報告》就中國增長放緩的深層次原因、增長面臨的困境、需要怎樣的新思路、進行什麼樣的改革等問題，對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教授進行了專訪。
全要素生産率的經濟分析
中國經濟報告：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8上半年，中國GDP同比增長6.8%。7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6%，與6月份持平；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比6月份回落0.2個百分點。2018年1-7月份，全國固定資産投資同比增長5.5%，增速比1-6月份回落0.5個百分點。
在10年時間裡，中國GDP增長從2007年最高時的14.2%，下降到了2017年的6.9%。除了衆所周知的“新常态”外，是什麼深層次的原因，引起了國民經濟這樣一個較長時間的變化？
周天勇：經濟主力人口收縮、人口結構少子化和老齡化，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以及高負債形成的金融體系不穩定，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不足、生産過剩和增長速度放緩的内在成因。
從外部環境來看，中美兩國國内面臨問題的積累和向外轉移，以及膨脹的民粹主義政策研究者、學者和輿論的推波助瀾，特别是美國國内有關世界領導地位、價值觀、意識形态和制度模式的争論和基本共識，形成了今天中美非合作性的經濟博弈。而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的非合作博弈，對于中國的平穩發展是極為不利的。
中國經濟報告：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要提高全要素生産率的要求，這在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尚屬首次。你如何看待通過要素配置改善提高全要素生産率的提法？
周天勇：從經濟學全要素生産率的思維看，全要素生産率是技術進步和效率改善增加的産出與勞動、資本和土地等要素投入産出之比。其實，餘值由技術進步和資源配置改善兩部分貢獻組成。越是發達的國家，技術進步帶來GDP的餘值部分越多；而越是發展中國家，可能要素配置改善帶來GDP的餘值部分更大。這是因為越是發達國家，城市化過程越接近完成；越是發展中國家，越是一個由二元結構轉型的國家。
從全要素生産率餘值來源原理看，假如一個在農業中就業的年收入隻有5000元的勞動力，轉入年收入在30000元的非農業中，在一個國民經濟總體的全要素生産率模型中勞動力投入的數量并沒有發生變化，其增加的25000元，就表現為勞動力配置改善形成的餘值。因此，在一個發展中國家中，通過要素配置改善提高全要素生産率，不能被忽視。
中國經濟報告：如果從全要素生産率的角度審視，高速度往往與高質量聯系在一起。一項對1949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研究表明，中國GDP高速增長的階段，也是全要素生産率對GDP增長貢獻率最大的階段。但是，從一些學者對中國全要素生産率的分析結果看，産出的全要素生産率貢獻時正時負，大部分研究都得出了中國全要素生産率不高、技術進步效果差、資源投入消耗大等結論。這是為什麼呢？
周天勇：如果做一些比較深入的分析，中國要素價值體現和要素流動體制的安排，存在着許多障礙：人口遷移實行城鄉和地區間的戶籍管制；進城的農民工人口得不到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均等準入和公共服務；農村的土地要素不表現為價值，或者價值扭曲，土地要素不能通過市場機制配置到城鎮，也不能在農村和農業内部較為順利地優化配置；城鎮的資金向農村和農業的流動，也存在着土地要素不能信貸抵押和不是合法投資資産等體制障礙。
中國經濟報告：從中國全要素生産率模型分析的結果看，自2012年開始，GDP的餘值部分又呈現為負數。于是又有一些經濟學家簡單地猜測技術進步慢和資源消耗多是主因，是技術進步退步了嗎？是能源、原材料消耗增加了嗎？是城鎮勞動生産率降低了嗎？是管理水平降低了嗎？
周天勇：從日新月異的技術進步，加速替代勞動力的工藝和裝備，從2012年來每年降低的能源消耗，從制造業企業管理的規範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等實際看，學術上的全要素生産率模型研究結果可能與這些直觀的事實不相符。
中國經濟報告：那麼，問題出在哪裡？
周天勇：許多學者在研究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時，容易忽視人口規模、增長和結構等變量。在經濟主力人口不斷動态減少時，居民總收入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也相應收縮，給以往業已形成的生産能力形成了要求其不斷出清的壓力。這樣的變化，并不是一個假設，我們用曆年來勞動年齡人口增長上行，或者負增長年份中，其居民收入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的動态變化，以及與産能利用率的相關分析，得到計量上的證明。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定律，在經濟主力人口增長上行時正确；而在其增長下行時，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條件。
一國在居民收入差距較大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不足的情況下，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假定也是不成立的。國民經濟消費需求的損失可以由勞動力流動受阻，形成收入分配差距而造成。我們可以用前述同樣的思路來觀察，将人均GDP發展水平，與目前和過去同樣發展階段的國家和地區的城市化水平相比，得到中國應有的動态城市化水平。按照應有城市化水平與實有城市化水平，根據城鄉不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水平之差，計算出城鎮化受阻造成的居民收入和消費需求能力損失。
改進全要素生産率分析框架
中國經濟報告：你前面多次提到，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因人口變量和收入差距因素，相對地導緻生産過剩。這一格局是否會影響全要素生産率？該影響又是如何傳導的？
周天勇：我們可以用工業增加值除以工業産能利用率的辦法，将工業品生産産能過剩規模計算出來。與前述兩種消費需求損失總規模對應，加上中間品需求的相關損失，我們就可以從計量的視角，看到整個宏觀經濟供給與需求不平衡的狀況。當然，中間品需求變動的基礎變量，還是最終消費需求的變動。
實際上，在經濟主力人口收縮和收入差距造成有支付能力消費的需求不足時，原有的産能不能被充分地利用，這樣在全要素生産率模型中，資本和勞動（其退出有粘性）的投入都變化不大，但是産出卻相對減少了。這部分損失，應當定義為由于要素不能被充分利用而形成的負餘值。
還有一個分析方法方面的考慮，即中國是一個城鄉二元的轉型中國家，人口和要素在城鄉間的不斷流動，特别是配置效率的不斷提高，是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的基本動能。因而，忽視這種特殊性的一元全要素生産率模型，其實不反映中國實際投入和産出的城鄉二元結構性質。
中國經濟報告：那有沒有符合中國國情的全要素生産率變動模型？
周天勇：符合中國國情的方法是構建和分析城市或者非農業要素模塊和内部結構，也需要構建和分析農村或者農業要素模塊和内部結構，還要觀察兩模塊之間要素流動和配置變化與産出變動的關系。
這樣，我們在觀察改革開放以來全要素生産率的變動時，從要素配置效率看，當勞動力要素向城鎮和非農業流動較快，投資增長速度相對較慢時，GDP餘值部分比率就高一些；反之，則GDP餘值部分比率就會低一些，甚至為負數。從要素利用效率看，當國内需求大于供給，或者出口需求能夠平衡國内産能，産能利用率高時，GDP餘值部分的比率就高一些；反之，則GDP餘值部分比率也會低一些，甚至為負數。基于這樣的相關性，觀察外出農民工增長、工業産能過剩變化與全要素生産率動态數據的回歸，可以得到符合中國實際經濟運行的較為靠譜的驗證和解釋。
中國經濟報告：這種全要素生産率分析方式的最大優勢在哪裡？
周天勇：這種全要素生産率分析方式、邏輯和過程的改進在于：一是将TFP餘值明确地分為技術進步和效率變化兩部分，而效率又分為要素配置效率和要素利用效率；二是将全要素生産率模型的分析，放置在一個收入分配、消費需求與生産供給的循環系統之中，收入差距、消費不足和産能利用率不足，也會造成投入産出的負餘值；三是考慮中國是一個由二元結構轉變的發展中國家，需要将總量性的全要素生産率分析，調整為按投入産出分析的結構性模型，以及二者之間要素流動變化等方面的分析。
中國經濟報告：那麼，根據這種思維方式，中國國民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症結在哪？
周天勇：中國國民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而且全要素生産率低下的症結在于：（1）要素流動梗阻造成配置效率損失。戶籍管理、城鎮公共服務、農村土地産權及配置等體制改革的滞後，阻礙了要素在城鄉之間的雙向流動，造成了經濟增長中巨大配置效率的損失；由于農村土地産權不清和不能交易，土地沒有增值，全要素生産率也就不會因此而提高。（2）産能過剩、要素利用率低造成産出損失。城鄉間要素流動不暢形成财富和收入差距，導緻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不足，使城鎮中制造業産能相對過剩，又造成了要素投入利用效率損失，即負餘值。
中國經濟報告：你對上述兩大症結有何政策建議？
周天勇：首先，疏通城鄉區域和模塊間人口和要素流動的淤堵及梗阻。廢除戶籍制度、城鎮教育醫療公共服務均等化、住宅供應低成本化、農村土地使用财産權明晰确權、城鄉土地配置公平和市場化、城鄉土地使用财産權年期至少200年等改革，是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和增強經濟增長動能的最重要方略和舉措。
其次，擴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緩解生産過剩，提高産能利用率。不是僅僅通過“去産能”等消極的辦法提高投入産出效率，而是通過推進旨在疏通要素流動、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一系列改革，着力提高農村常住人口和城鎮非戶籍居民人口的收入水平，使他們具有消費能力，據其消費結構和層次，重點擴大其對制造業産品的購買規模，創造制造業市場需求的寬松環境，延長工業化時間，消除産能利用率不足導緻的全要素生産率損失，增強國民經濟增長動能。
如何重振全要素生産率
中國經濟報告：在國内經濟增長的原動力方面，除了人口收縮和老齡化外，我們也遇到了深層次城鄉二元模塊間要素流動的梗阻。如何做才能保證中國未來中長期的經濟增長？
周天勇：基于國内國際經濟形勢和國際經濟關系，需要以内向為主，實施改革以增加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擴大内部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增強國内制造業産品的購買力，平衡生産過剩，延長工業化時間，以促進國民經濟中高速增長。其中進行大力度的具有突破性、邏輯性、系統性的改革，是最為關鍵的任務。
首先，最為迫切的是，通過減稅降費改革穩定住國民經濟形勢，不要使國民經濟繼續收縮。最重要的途徑是真正減稅：切實下調社保費率，大力度降低企業融資、運輸、能源和用地等成本，緩解企業在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格局下利潤攤薄和大面積虧損問題，防止因企業稅負不能向需求轉嫁而發生倒閉潮，保住以制造業為基礎的實體經濟不過快轉移和收縮。從而，降低企業成本，穩住就業創業，維持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不過于收縮，支撐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不進一步下行。
其次，通過戶籍等一系列改革，啟動和推進市民化的城市化戰略。城鄉之間要取消和改革戶籍門檻體制，城鎮中要為新進的遷移人口提供真正的市民待遇。要讓拟向城鎮遷移的農民，能夠通過土地交易、入股和出租獲得财産變現或者分紅收入，有能力進得去城鎮。推進使人口市民化的城市化，使人口、勞動力、資金在城鄉間雙向開放、流動和盤活，提高居民收入，縮小城鄉間收入差距，擴大中低收入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至少能夠支撐和帶來1-1.5個百分點的增長動能。
再次，進行突破性的農村土地體制改革，實施以産權清晰安全穩預期，土地生活及生産資料轉資産吸收貨币資金穩金融，引進資金、繁榮産業和規模經營穩就業、穩糧食，增收入和強内需穩增長的戰略。在土地集體所有不變的前提下，土地财産使用權分歸農民；土地使用财産權确權年期至少延長到200年。農村居民進城居住、上學務工、戶籍遷移，土地使用财産産權并不随之喪失。集體所有的土地與國有土地同地、同權和同價，統一城鄉土地市場，政府征用限制在公共用途範圍并按照市價征收，其他非公共用地一律到土地市場上通過公平交易獲得。以土地産權改革為基礎，增加農村就業，提高農村居民的就業和财産性收入，限制囤地炒房，形成一批良性資産。這樣，可望達到穩就業、增收入、穩金融的目的。這項突破性改革若實施，将會帶來1.6-2個百分點的增長動能。
最後，需要增加一個新的要素模塊，調節水資源地區結構再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以擴大發展空間，尋求和換取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水是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基礎資源。中國未來發展中水資源供需矛盾突出，短缺形勢嚴峻。水資源不僅總量短缺，地區分布更不平衡。如果通過多種和綜合的方式改變水資源的地區分布，華北和西北增加700億立方米的水資源供給，并推廣節水技術和生産生活方式，實施水循環利用，就能在現有31.13%的未利用土地中改造占7個百分點的土地，22.85%的牧草地中改造改變3個百分點土地的用途，就可擴大10億畝耕地、3億畝林地、1億畝園地和4000萬畝城鎮工礦交通水利用地。這樣，可以形成新的人口和要素模塊，擴大發展可利用的國土空間。
其中，最為關鍵的舉措，則是水資源供給側區域結構調整，再造新的要素模塊，以此來擴大可利用的國土，轉移現在模塊中過多的人口和勞動力，吸納城鎮中溢出的資金，通過提高城鄉模塊的勞動生産率，倍增居民收入和擴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創造一個需求平衡或略大于供給的局面，以加快在外部需求相對不确定和收縮等關鍵時期的經濟增長。擴大新的國土可利用空間，新增增長模塊，盤活存量模塊，可以在8-10年中形成年平均3個百分點左右的經濟增長動能。
中國經濟報告：戰略學家彼得·德魯克（PeterF.Drucker）曾說，戰略不是研究我們未來要做什麼，而是研究我們今天做什麼都有未來。着眼于未來，你有何建議？
周天勇：我們還需要盡快做兩項關乎未來中國命運的戰略性工作。想要實現遠期民族複興，還必須聚焦于技術進步和鼓勵生育。
首先，創新體制，大力度改革，以實現未來的産業革命。中國能不能以颠覆型創新将國民經濟增長的動能增強，擺脫因人口問題導緻的經濟增長下行，特别是推動産業革命，在2025年左右時，實現中國經濟的第五次J型增長，最為關鍵的是科技體制能不能進行大力度的改革。
其次，立即放開和鼓勵自主生育。應當根據世界學術界人口增長内在理論研究的進展和全球人口增長變化的實踐，解放思想，轉變計劃生育理念，樹立人口就是資源、就是财富、就是經濟發展動力的理念。改革計劃生育體制，實現生育自主決策，與中國經濟和社會的貨币化、知識化、市場化相适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