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已成為助力中國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1978年，這一年中74歲的鄧小平先後4次出訪了7個國家，新加坡是最後一站。尋求現代化經驗，是鄧小平訪問新加坡的重要目的。
短短兩天的行程令他印象深刻，尤其是新加坡開放和引資的經驗。在第二年的一次座談會上，鄧小平說：“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們利用外資的一些情況。外國人在新加坡設廠，新加坡得到幾個好處：一是外資企業利潤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來交稅，這一部分國家得了；一個是勞務收入，工人得了；還有一個是帶動了它的服務行業，這都是收入。”
“新加坡使他更加堅信中國需要進行根本性的變革。”傅高義所著《鄧小平時代》一書中這樣記載。
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次年7月，中國頒布了第一部利用外資的法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對外開放邁出關鍵一步。由此開始，嗅到改革開放春天氣息的外資企業，紛至沓來。
此後40年的事實證明，這是一次互利共赢的創舉。外資企業搭上中國這列經濟快車，獲得了巨大的市場。中國舉世矚目的發展奇迹中，外商投資也功不可沒。
面向未來，作為助力中國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外資仍被寄予厚望，也正在迎來更大的發展機遇。
2013年，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用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與世界進一步分享發展紅利。在黨的十九大和博鳌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等重要場合，習近平多次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隻會越開越大。
歡迎來中國
“001小姐”——這是香港女企業家伍淑清的一個雅号。
1978年12月10日，作為香港美心集團創辦人伍沾德的長女，伍淑清第一次踏足内地。
在從武漢到廣州的列車上，她聽到廣播裡傳來消息，中國要對外開放，歡迎外商來投資。
一直想在内地投資的伍淑清決定到北京開設一家航空食品公司。她的理由很簡單，外商來了，内地要飛國際航班，外國人在飛機上吃飯的問題要解決。
這一年的12月18日，可口可樂與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簽署了一份合同，獲準向中國出售第一批瓶裝可口可樂。之後，由中糧公司采用寄售的方式先行銷售可口可樂飲料。
不過按照當時的政策，這批可樂“僅限于在涉外飯店、旅遊商店出售。”
1979年7月，《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頒布後，伍淑清和中國民航局經過多次談判，航空食品公司一事終于獲得突破進展。
就在伍淑清忙着将餐食送上天時，祖籍廣東澄海的謝國民正帶着1500萬美元從泰國趕來。此前，謝國民所在的泰國正大集團聯合美國康地集團在香港成立了正大康地公司，他将投資的首選地鎖定為深圳，經過接洽，廣東省經濟特區總公司劃撥南頭公社紅朱嶺1500畝土地，支持正大康地的發展。
1980年5月1日，含着中外合資企業“001号”的“金鑰匙”，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誕生了。中國民航北京管理局出資300萬元，占股51%；伍沾德為代表的中國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出資288萬元，占股49%。
1981年，正大康地深圳有限公司取得了深圳“001号”中外合資企業營業執照。1982年，正大公司又相繼在珠海、汕頭領取了“001号”外商營業執照。
伍淑清和謝國民是很有勇氣的人。彼時，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剛剛拉開，對于中國市場的潛力和中國變革的決心，不少人仍在觀望之中，不敢輕易邁出第一步。
伍淑清、謝國民不但來了，還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先上船再買票”。在中國航空食品批文下達前，伍淑清就已經投入500萬元，從海外預定了生産所需的食品機械。批文下達的第二個月，公司就正式開業投産。而正大康地深圳有限公司1980年就已開工建設，1981年正式投産。這座年産24萬噸的現代化飼料廠，産能占到了全國飼料總産量的近十分之一。
“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景還不明朗時，我們就敢于率先投資，是基于兩點：一是希望為祖國的經濟發展作點貢獻；二是看到了十多億人口的市場潛力。”謝國民後來解釋說。
“給我兩隻肯德‘雞’”
伴随着國門的打開，中國迅速納入全世界的視野，蜂擁而至的外商，也給國人帶來了全新的生活體驗與時代記憶。
1984年，來華外國人已經達到約20萬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全國有條件的涉外賓館的客房總共隻有2萬間。時任北京市旅遊局副局長侯錫九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最嚴重時，還發生過請求中央批準派出專機，将北京的遊客運到南京住宿的情況。”
這一年的6月20日，第一座玻璃外牆的高層建築——長城飯店正式營業。這是北京乃至全國第一家五星級酒店。
而真正讓普通老百姓感受到變化的，是肯德基的到來。1987年，北京市政府提出打造“國際大都市”，人們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好奇，肯德基的到來，讓很多人第一次觸摸到了“外面的世界”。
1987年11月12日，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前門，面帶微笑的白胡子爺爺走進了北京人的生活，“肯德基”成了一個時代的符号。次日出版的《人民日報》還為此配發了一條小簡訊：“肯德基家鄉雞快餐店在京開業”。
肯德基北京前門餐廳有1400平方米，共三層樓，總共設有500個座位，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肯德基餐廳。盡管隻能提供原味雞、雞汁土豆泥、菜絲沙拉、面包、可樂、七喜、美年達、啤酒等8種産品。但從第一天開始，肯德基就沒有一天不排隊。
多年之後，當時的肯德基員工回憶道：“那會兒隊都得排到正陽樓再往東，人們都好奇肯德基賣的炸雞是什麼樣子，很多人覺得既然是買炸雞，那一定要拿着鍋來裝呀，于是排隊的人手裡有了做飯用的鍋；也有人覺得吃雞得論隻買呀，于是大家的口頭禅是——給我兩隻肯德‘雞’。”
立法
1979年7月，中國頒布了第一部利用外資的法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在《北京晚報》上，肯德基還打出了“5塊錢可以吃一份美式炸雞”的廣告，當時普通工薪階層的月收入不過幾十塊錢。不過，這絲毫不影響大家花“高價”去嘗鮮。一到星期天，肯德基餐廳三樓還都會被提前預訂出去舉辦婚禮。在肯德基這樣高消費的快餐店舉辦婚禮，在當時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肯德基母公司百勝中國首席執行官屈翠容告訴《财經國家周刊》記者，開業三個月，平均日銷售額達4萬多元，日賣炸雞1300隻。1988年，前門餐廳在全世界7700家肯德基餐廳競賽中榮獲日銷量和年銷量兩個冠軍。當時投資375萬元巨款，預計3年收回投資，結果一年半就回本了。
從棉襖到風衣
肯德基開啟了中國的快餐時代，也成為中西方經濟、文化碰撞的符号，開始帶來一些更深層次的影響。
屈翠容認為，肯德基初入中國時的口号是“獨一無二好味道”。肯德基不僅帶來了西方的全新味道，也帶來了一種新生活方式。與此同時，它把标準化、供應鍊管理、品控體系等餐飲業經營方式，以及市場營銷、品牌管理等先進的企業管理方式帶到中國。
這種外來影響，一方面，不但讓國内的企業學習，也促使中國企業重視品牌戰略，本土企業的品牌意識也開始覺醒；另一方面，也讓普通百姓大開眼界，刷新了人們的消費觀念和生活方式。還沒有從計劃經濟時代供不應求的尴尬中走出來的中國人，吃穿住用行，都在被動中發生着從未有過的改變。
與肯德基同年進入中國的摩托羅拉公司在北京設立了辦事處，開始在中國銷售模拟移動電話。有着厚重外觀的“大哥大”，以昂貴的售價和入網費，以及一元一分鐘的資費，震撼了當時的國人。1987年11月21日，一個叫徐峰的中國人成為中國第一個手機用戶。購買模拟手機花費了2萬元，入網費6000元，但是手機滿足了他貿易洽談對外聯絡的急需。
從1984年1月到1985年7月，中國第一批三個轎車合資企業北京吉普、上海大衆、廣州标緻相繼成立。1983年4月，首輛在中國裝配的桑塔納下線。恐怕沒人能料到，當時售價高達20多萬元的桑塔納會一火就是近30年，成為幾代中國人的回憶。
1985年，英特爾在北京設立了第一個代表處，開始進入中國市場。隻不過，隻有兩名員工的辦事處還沒有在中國的投資計劃。
1987年9月3日拍攝的中國第一家“美國肯德基家鄉雞”餐館，由美國肯德基有限公司、北京牧工商總公司和北京旅遊公司合資創辦，地處北京繁華商業區前門大街正陽市場大樓内。
北京肯德基美式炸雞快餐館設有500多個座位，在1987年9月29日試營業期間即吸引了衆多顧客。“他們穿風衣，我們穿棉襖，整個感覺就是這樣。”君智競争戰略專家姚榮君對《财經國家周刊》記者說，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企業尤其是其制造業業務，還處在較低水平，早期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大都是知名企業，它們的産品走高端路線，像寶潔的海飛絲洗發水賣到19元一瓶，是國産洗發水的近十倍。
“無論是大衆汽車、摩托羅拉大哥大，還是寶潔洗發水，帶給國人的感覺就是洋氣。雖然我買不起，但我很向往，省出一個月工資去洋氣一把，穿上皮爾・卡丹，喝上一杯可樂，感覺就國際化了。”姚榮君說。
好風憑借力
外資與中國的共振不隻停留在國人及中國企業的生活觀感上。
1990年4月7日，已經來華投資12年的謝國民被請到北京中南海，鄧小平接見了他。這讓謝國民更堅定了投資信心。“鄧小平重申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100年不動搖，無疑是給在華投資的外商特别是華商吃了顆‘定心丸’。事實證明，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步伐沒有停頓下來。”
十天之後，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向全世界宣布了開發浦東的消息，“歡迎外國企業家以及港澳同胞、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投資參加浦東開發”，“将提供優惠的合作條件和日趨完善的投資環境”。
浦東是引進外資和對外開放的一個窗口，也是一個重要縮影。當時的浦東，除了造船廠外，剩下的都是農田。上海市民中流傳這樣一句話“甯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折射出黃浦江兩岸的巨大差距。
謝國民成為進入浦東最早的外商之一，率先參與到陸家嘴地區40公頃土地的成片開發中。
當年6月2日，國務院發布《關于開發和開放浦東問題的批複》，明确提出，“開發和開放浦東，主要是利用國外資金發展外向型經濟。”上海接着公布了中央給予的10條優惠政策細節和上海配套出台的10項操作細則。
外商紛至沓來，僅一年多時間，投資項目就達到了117個，協議外資金額1.3億美元，均超過了浦東開發前曆年的總和。
除了快，浦東開發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産業結構的優化。浦東開發前，外商投資的産業機構以勞動密集型的第二産業為主，但從1991年開始，第二産業雖然仍占主要地位，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項目卻逐步取代了勞動密集型項目，成為投資主流。
這隻是浦東奇迹的開始。接下來的三年中，浦東幾乎成了外資角逐的新大陸。到了1997年，浦東工業總産值躍至1358億元，幾乎占到全市工業總産值5600億元的四分之一。
再往後，比如有資料顯示，2012至2014年，外商投資在浦東呈幾何級增長态勢，投資項目分别為524、924和1035個，協議金額分别為12.9億、17.29億和26.2億美元，年年創曆史紀錄。
再來一顆定心丸
浦東是引進外資和對外開放的一個窗口，也是一個重要縮影。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88歲高齡的鄧小平先後赴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沿途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
此時，中國處在改革開放的十字路口：一方面西方對中國實行制裁、封鎖和孤立政策，外商投資止步觀望；另一方面國内一些“左”的思想有所擡頭，與“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偏離。
鄧小平南方談話，讓外資企業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再吃了一顆定心丸。作為中國新一波改革開放浪潮的重要成果，外企在中國可以獨資了。
聽到這個消息，摩托羅拉公司很是興奮。早在5年前，摩托羅拉高層就到天津開發區考察洽談，因為國家尚未出台外商獨資政策，談判遲遲沒有進展。外資的開放，讓談判打破僵局。這個全球信息産業巨頭很快遞交了投資表，并做出一套完整的投資方案，一期投資1.2億美元。天津開發區也對這個投資巨大的項目開了綠燈，所有審批手續在14天内全部完成。
摩托羅拉的進入再度拉開了外資大舉進入中國的序幕，地産領域的變化是一個明顯的信号。戴德梁行北中國區董事總經理王盛告訴《财經國家周刊》記者，從1993年開始，随着外資企業的到來，我國地産業迎來第一個高速發展期。不少外商紛紛到北京拿地，其中港資起了主導作用。
上海走在最前面。早在1988年3月，上海市就曾首次有償轉讓虹橋經濟技術開發區第26号地塊的土地使用權，在上海和香港同時發放标書并于當年成功批租。土地批租試點的成功，極大促進了上海房地産市場的發展。高大上的寫字樓應運而生，并迅速擴展到了北京、深圳等多個城市。甲級寫字樓是外資發展商開發涉外寫字樓過程中逐步引進并流行起來的詞彙。“一開始内地是沒有甲級寫字樓概念的，當時高端寫字樓的使用者都是跨國企業，隻有它們知道怎麼用。”王盛說。
統計顯示，上世紀90年代初，北京寫字樓的租金檔次僅次于香港和日本，居亞洲第三位。國貿中心寫字樓的租金達到每月100美元/平方米。
租下兩三個樓層
2001年，中國敲開了WTO大門，依照入世承諾，許多原來禁止或者限制外商投資的領域也要逐步向外資開放。
這讓跨國資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熱情湧入中國，2002年全年中國利用外資突破500億美元大關，創下曆史新高。聯合國貿發會議當時預測，中國入世第一年很可能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吸收外資最多的國家。
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樂研究發現，入世除了加速外資入華，還促成了外資進入方式的兩個改變：以合資為主變成以獨資為主，除了新建外，并購也成為一種方式。
2002年10月，上市公司青島啤酒與美國安海斯-布希公司簽署合作協議，後者斥資成為青啤第二大股東；2003年8月，美國吉列公司控股南孚電池；2003年12月11日，歐萊雅宣布收購“小護士”；2004年6月，歐萊雅收購美容産品的“中國紅”品牌羽西；2005年12月，高露潔出資2100萬美元買斷“三笑”品牌……
房地産市場尤其是寫字樓再次成為看得見的信号。WTO的槌聲落定當年，諾基亞中國總部告别了此前的辦公場所，幾乎把北京盈科中心一幢19層寫字樓全部租下。曾在北京租了多處寫字樓的朗訊科技也把所有的分支都整合進了東方廣場。
戴德梁行大中華區行政總裁張國正告訴《财經國家周刊》記者，2000年之前，房地産這三個字在内地還等同于住宅。彼時無論是寫字樓還是商業零售總體規模都較小，2000年上海的寫字樓存量約為200萬平方米，商業零售存量約為100萬平方米，體量相當于今天一個陸家嘴商圈。
而從2000年，外商投資的落地帶動了寫字樓、廠房、零售商鋪、酒店等多樣需求，外資地産商也積極進入中國，參與商業地産項目的投資和經營。
2002年7月14日，上海浦西第一高樓恒隆廣場開盤，8個月後，這座由香港恒隆集團投資興建的66層大樓，租售率已高達98%，且每平方米的日租金已由剛開盤時的0.5美元竄升至1美元。美國通用電氣、英國石油、丹麥馬士基等跨國公司都租了兩至三個樓層。
在北京，2001年北京甲級寫字樓平均售價與2000年相比上漲了5%，而平均租金則上漲了17.5%。
從工廠到研發中心
外資大舉進入帶來了全新的投資機會和市場空間，這一增長在2007年創下了新的紀錄。商務部的數據顯示，2007年中國實際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達到835億美元，相當于1983年水平的91倍。
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成了一個拐點。2008年1月1日，内外資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一後，外企的超國民待遇被取消，中國内地從招商引資轉變為招商選資。這是對之前“以市場換資本”的一次大調整。
也是從2008年初開始，由于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加上中國市場的勞動力等生産要素優勢不明顯，在山東青島等地，一些韓資企業陸續撤離，遷移到越南和緬甸等東南亞國家。2009年3月，耐克關閉了它在中國的唯一一家鞋類生産工廠。2012年，阿迪達斯也宣布關閉在中國的唯一一家自有工廠，将生産線遷移至東南亞的緬甸。
在姚榮君看來，這并不意味着當時改革開放政策紅利的消失，隻是任何紅利都存在階段性特征，加上中國本土制造業水平的整體提升，中國品牌的競争力明顯增強，很多外資企業遭遇滑鐵盧并不意外。
“外資企業同樣面臨着品牌升級的問題，如果覺察不到根據消費升級帶來的變化，它們肯定要落伍。”姚榮君說。
很多外企也意識到這一問題，僅僅把中國等同于工廠或市場已經跟不上形勢。于是，把工廠遷出去後，一批外企開始把研發中心轉移到中國。
醫藥領域是個典型。2009年11月2日，上海市政府與瑞士諾華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備忘錄，已在上海設立了4家企業的諾華宣布，将在未來5年内共投資10億美元，在上海建立全球第三大研發中心，針對中國的高發疾病從事新藥的基礎研發，這一研發中心建成後成為上海最大的外資研發中心。
至此，位列全球500強企業的12家世界知名制藥企業中，有9家在上海設立了研發中心。
為中國而變
諾華公司在上海作出調整的同一年，全球最大的分析儀器制造商珀金埃爾默公司并購了上海新波生物技術有限公司，進入免疫領域，布局産前及新生兒篩查檢測和傳染病診斷。通過此次收購，珀金埃爾默在醫學診斷領域的業務規模增長超過200%。
珀金埃爾默公司的驚人增長背後隐藏了當時外資的另一個變化趨勢。
“它在中國不斷推進本土化。”張晟說。2009年被珀金埃爾默收購後，作為上海新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的張晟同時加入珀金埃爾默公司，被任命為珀金埃爾默診斷事業部副總裁、亞太區總經理。
“别人是在賣西餐，我希望我們賣的是中餐。”張晟告訴《财經國家周刊》記者，産品生産本土化、研發本土化和投資本土化，構成了珀金埃爾默醫學診斷闆塊的本土化策略。過去十年，珀金埃爾默醫學診斷産品從完全依賴進口，到不斷加強國産産品的本地生産以及研發，很多産品實現了在中國和歐美市場的同步上市，有些還選擇在中國首發。
變化
從影響中國，到為中國而變，這是不少外資的共同選擇。
這是不少外資的共同選擇，從影響中國，到為中國而變。
老北京雞肉卷、川辣嫩牛五方、醇豆漿、安心油條、皮蛋瘦肉粥……這是近年來肯德基專門為中國市場研發的特色單品。如何為中國而改變，過去多年，一直是百勝中國的業務重心。
2016年11月1日，百勝中國宣布完成從百勝餐飲集團的分拆，以獨立公司的身份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正式上市交易。屈翠容說，一家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業務量一度做到公司全球總業務量的一半，之後又分拆獨立上市，在外資企業中，百勝中國是目前僅有的一例。
張國正也感受到了房地産市場深刻的變化——最近幾年，中資企業開始“挑大梁”。
他說，進入2010年後，以銀行、保險、證券公司為代表的金融行業帶動了全國多地CBD的高端辦公需求，間接催生出城市超高層地标的數量攀升；另一方面，大陸有實力的開發商也開始加速市場布局。伴随着中資企業在市場上占據主流，除了有房屋估價、租賃的需求外，更多客戶提出了綜合性需求。
更開放，更便利
外資為中國市場而轉型一直延續至今，尤其随着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産業轉型升級的步伐不斷加快，外商投資也正由勞動密集型産業紛紛湧向高技術服務業、高端制造業等高端産業。
2017年8月30日，陝西省與韓國三星電子簽署合作協議，宣布三星電子将在西安建設三星電子存儲芯片二期項目，首次投資為70億美元。
5年前，陝西引進三星電子存儲芯片項目，其一期項目總投資70億元，很快又追加到100億美元，該項目成為三星海外投資曆史上投資規模最大的項目，也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電子信息行業最大外商投資項目。
韓國三星方面人士說，三星近年在中國的産業投入正不斷向尖端方向發展，2012年，三星在中國尖端産業投資占總投資的13%，到了2017年已達到52%，截至2017年底，三星在華投資累計達312億美元。
商務部外資司相關負責人介紹，近年來，中國在大幅減少外資準入限制性措施方面邁出較大步伐。自2016年10月份起，在全國範圍内對特别管理措施之外的外商投資企業設立和變更由審批改為備案管理，改變了已經實施30多年的對外資“逐案審批”制度。
“外商投資由逐案審批制轉向負面清單管理，96%以上的外資企業設立變更事項通過備案完成，便利化水平大幅提升。”這位負責人說。
中央對進一步開放的多次權威定調，則成了外資在華未來發展的更大利好。
2018年6月，國務院印發《關于積極有效利用外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若幹措施的通知》，從大幅放寬市場準入等六個方面部署23條具體舉措，降低外商投資門檻，描繪了我國下一步積極有效利用外資的路線圖。
這是繼2017年《國務院關于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幹措施的通知》和《國務院關于促進外資增長若幹措施的通知》發布之後，我國兩年内第三次發布促進外資的相關文件。
“這些政策措施充分彰顯了新時代我國全面對外開放的堅定決心與務實行動。”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劉建穎說。
陝西省與韓國三星電子簽署合作協議，宣布三星電子将在西安建設三星電子存儲芯片二期項目，首次投資為70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