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把宜人貸上市看作第一步，宜信的出海之路也已長達數年。這家中國内地的新金融企業如今在香港、新加坡、以色列、美國、歐洲等地都有業務。2016年和2017年，宜信還分别在紐約、舊金山、矽谷等金融科技發達的地區設立了分支機構。
不過，比起傳統大型金融機構，宜信仍然是個後來者。
根據央行統計數據，截至2017年末，23家中資銀行共在65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238家一級機構，遍布亞太、北美和歐洲。正在加快海外布局步伐的還有中資投行，前行者包括中投公司這樣的國家隊。
中國金融業的向外發展是一個持續的過程。近年“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人民币國際化等因素，共同推動了中國金融業的出海步伐。
宜信們的加入，則預示着中國金融業的“走出去”正在邁向縱深。走出去的主體在擴展，從傳統金融機構延伸到了金融科技企業；而這背後是需求的延伸和深化，從國家投資需求、企業金融服務再度延伸到了個人财富管理的需求，三股力量共同作用。
有需求，有機遇，中國金融業走出去也有障礙。一方面，境外金融服務深度和廣度仍有欠缺；另一方面，金融開放不對等的情況仍然存在。
中國人民銀行國際司司長朱隽在接受《财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說，央行将在未來推出多項舉措，加快推動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網絡化布局。這些舉措包括繼續加強金融機構互設和金融服務對接，形成網絡效應，提高對貿易、投資的服務能力；以及不斷加強資本市場聯通和金融基礎設施聯通，推動清算支付機構和服務的走出去和引進來，進一步完善中央對手方服務等。
演進的需求
“中國人跨地域、跨國别的金融需求有很大的成長空間，未來将成為中國金融業走出去的爆發性動力。”宜信CEO唐甯說，以美國為例，美國人有1/4的資産是配置在美國以外的地區，這是相對成熟的投資理念。而中國人的相應比例僅為4%~5%。
這樣的市場前瞻和調研，是宜信開始發展海外業務的依據。随着國民可支配收入不斷增加，高淨值人群财富的積累，他們對全球資産配置有需求。這已成為推動中國金融業走出去的新力量。“誰抓住這一機遇，誰就可能搶跑未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币研究所副所長向松祚說。
這也已經成為各金融機構争相布局的領域之一，中國的金融科技公司是其中的重要力量。以宜信為例，它以服務華人資産全球化配置為抓手，業務範圍已經覆蓋了私募股權、對沖基金、房地産基金投資、家族辦公室等業務。唐甯說，宜信在境外還成立了針對金融科技的産業投資基金，在境外尋找投資标的的同時，也将中國金融科技行業的模式、經驗、教訓進行了有效輸出。
而之前的主要推動力，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多元化金融服務需求以及基于國家外彙多元化投資的需求，主要服務提供者是傳統的中資金融機構，以及中投和絲路基金、中非基金等多雙邊基金。
個人在全球範圍内配置資源的需求，與國家、企業的需求結合在一起，形成推動中國金融業走出去的合力。
中投公司副董事長、總經理屠光紹告訴《财經國家周刊》，中國國力正從“大”到“強”，中國須在全球不同産業、不同區域進行資産配置，其中對發達國家的投資不可或缺。
浦發銀行倫敦分行行長陳欣在開業時也曾表示，中資銀行逐步提高國際化步伐、加快海外網點布局的主因，是中國的客戶已經走向世界。從資産結構來說，中國已經從資本輸入大國同時轉變為資本輸出大國，所以金融機構的服務必須要延伸，跟上企業、居民的步伐。
在發達國家之外，随着新興經濟體及其企業的國際化進程提速、“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地，各類金融機構都可快速在其中尋找到機遇。中資商業銀行和開發性、政策性銀行正在加速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做戰略布局，通過建立代理行關系、銀團貸款、資金結算和清算、項目貸款、賬戶管理、風險管理等方式，與全球越來越多的銀行進行金融服務對接。
需求和主體的多樣性，也推動了中國金融業境外業務的多樣性。
以中投為例，最初承載的是我國外彙管理體制變革重任，經過十年發展，其境外投資業務分為中投國際和中投海外兩個部分，包括股票債券、對沖基金、房地産以及一些另類投資，也包括對外直接投資。
同樣的變化也發生在傳統金融機構身上。以中國銀行為例，其不僅在全球50多個國家和地區設有分支機構，業務範圍也覆蓋商業銀行、投資銀行、直接投資、保險、基金、租賃等多個領域，能夠在全球範圍内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綜合金融服務。
機遇與挑戰
2018年的8月，宜信宣布成立海外财富管理部。這個部門面向海外高淨值華人提供财富管理服務。這是宜信加碼國際化的一個标志性舉措，從服務國内客群延伸到了國際市場。“從語言上、文化上，我們與這些人有着很強的關聯性，同時又是撬動海外市場一個比較好的支點。”唐甯說。
這隻是一個小小的個案，中國金融業走出去，可挖掘、可深耕的市場衆多。屠光紹認為，總結起來至少有“三個覆蓋”：
第一，區域覆蓋。“一帶一路”倡議是推動我國實體經濟、企業走出去的重要布局，但“一帶一路”沿線區域的金融服務覆蓋還明顯不足，有很多真空帶和薄弱點，尤其新興市場地區；
第二，領域覆蓋。過去我國企業走出去主要是商品走出去，得到了一定的金融服務支持。但現在對外投資、并購在不斷增多，這些領域為金融服務的對外拓展提供了很大空間；
第三，企業需求覆蓋。現在很多企業走出去有了新的方式，也産生了新的業态，但相應的金融服務很欠缺。想要更好地實現全覆蓋，金融機構就必須從提升服務能力切入，提供更全面和更适應新形勢的金融産品及服務。
“機構國際化的一個必要條件是人才國際化。”唐甯認為，金融機構要想更好地走出去，須不斷加強與國外機構的溝通交流，加快引進具有國際化視野、長袖善舞的跨文化金融人才，在治理結構和思維模式上與國際接軌。
除自身短闆外，在金融業雙向開放中，中資金融機構也将面臨“一視同仁”的競争環境，這是走出去必須要面對的。
中行國際金融研究所主管周景彤說，“國家是支持金融業走出去的，但真正在境外落地并不容易。”原因是相對于中國，一些國家的金融開放條件并不對等，這也導緻了中資金融機構走出去的步伐緩滞。
監管當局也已經在嘗試解決這樣的問題。“我們将加強與其他國家金融監管當局之間的交流合作，以共同消除各種不合理的準入壁壘和限制。同時，利用國際宏觀政策協調中掌握的第一手資料，通過有效的信息公開和交流，減少走出去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朱隽說。
“走得好”并不簡單
要走出去且“走得好”并不是簡單的事情，中國的金融業眼下還存在不少短闆和障礙。
以銀行業為例，中資銀行的海外布局目前大多集中在歐美發達市場，在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業務則剛剛起步。
整體而言，中資機構的境外金融服務的深度和廣度上仍有欠缺。一些海外分支機構也以傳統金融業務為主，在提供多币種現金管理等綜合性、創新性業務上仍有較大發展空間，業務模式相對固化，部分金融服務存在供需不匹配等問題。
盡管一些中資金融機構已跻身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中，但在業務模式、治理結構、思維方式等方面與國際先進水平仍有差距。宜信不僅在發達國家和地區開展業務，也在發展中的東南亞做投資。“中國金融業實施對外開放毋庸置疑，下一步要着力推動的，是加快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的網絡化布局。”朱隽說，網絡化布局也是對當前中國金融機構走出去中存在的問題所做的思考。
“網絡化布局”首先要完善海外布局設置，拓寬經營覆蓋，不能隻專注于發達經濟體。但規模的機構數量的擴張不是重點，而是強調走出去的質量，一方面在已設機構地區深耕細作，提升經營能力；另一方面将布局重心逐漸向新興及發展中經濟體轉移。
“我們不僅在發達國家和地區開展業務，也在發展中的東南亞做投資。”唐甯說，不同地區又各有側重。在以色列、舊金山、矽谷等金融科技發達地區，宜信“要經驗、要産品、要人才”；而将金融科技投資拓展至東南亞時，則側重推廣“中國式普惠金融”，當地相對落後的傳統金融服務和日漸增長的新型金融需求之間的矛盾，恰恰是普惠金融的生長沃土。
其次要加強中資金融機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金融機構之間的合作，既包括銀團貸款、聯合融資等商業性合作，也需要加強信息、政策和經驗的交流與分享。
走出去的方式不再局限于設立分支機構，代理行、并購等新模式也可以嘗試。
合作與借力是走出去的重要途徑。今年3月，宜信和歐洲老牌資管公司東方彙理(CreditAgricole)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尋求在全球資産配置、财富管理解決方案、風險管理和防控等方面深化合作。
中投也在嘗試這種探索。2017年11月中投與高盛聯合成立“中美制造業合作基金”，屠光紹說，接下來将通過合作來化解經貿摩擦等外部事件的影響，更好地幫助中投的直接投資業務、另類投資業務走出去。
而這也對監管當局提出了更高要求，中方和外方需要進行信息和監管合作，力争為中資金融機構提供公平的準入和競争環境。
“中資金融機構海外業務擴張訴求越來越強烈，央行駐外機構的發揮空間也因此越來越大。”朱隽說，央行駐外機構通常會協助中資金融機構加強與當地監管機構的溝通，了解其難題和訴求，再由央行嘗試與當地監管機構協調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