彙豐、花旗等外資的進入，給中國銀行業帶來了諸多益處。
中國金融業的對外開放正在打開一個全新的局面。按照習近平主席在博鳌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的公開宣示，這半年多來中國大幅放寬了金融業的外資市場準入。
在已經公布的金融開放時間表和路線圖中，“最受關注的是大幅放寬外資在銀、證、保領域的持股限制，包括取消銀行和金融資産管理公司的外資持股限制，将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貨公司、人身險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上限放寬至51%且三年後不再設限等舉措。”中國人民銀行國際司司長朱隽對《财經國家周刊》說。
“必要時，金融開放的步子可以再大一點。”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在2018夏季達沃斯論壇上表示，中國的金融開放可解決金融體系中目前存在的一些問題，比如在市場準入、鼓勵競争、金融體系效率提升等方面的問題。
中國政府高層和相關部門也多次表态，在未來幾年裡，中國還會進一步開放金融業。
以外促内
改革開放40年之際，中國以更加開放的姿态邁向高質量發展，其中金融開放是重頭戲之一。
中國銀保監會國際部負責人向《财經國家周刊》表示，深化金融對外開放有助于優化市場經營環境，為中外資銀行和保險機構帶來更多的發展機遇。期間外資銀行和保險機構需發揮自身專業優勢，優化發展戰略和經營管理，與中資機構展開良性競争與合作。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金融業已經取得了巨大成績：
截至2017年底，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産超過250萬億元，居全球第一，五年間資産規模增長了88.6%，同時各項監管指标都位居前列。在全球十大系統性重要銀行中，中資銀行占四席。保險業按保費收入亦已居全球第二。中國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總市值均跻身全球前三甲，整個資本市場的結構、廣度、深度和發達國家趨同。移動支付等諸多金融創新則領先全球。
“早年，彙豐、花旗等外資的進入，給中國銀行業帶來了諸多益處，從經營管理、産品創新、市場推廣等各方面都有體現。”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主管周景彤說，一些城商行在引入外資的戰略投資後，經營水平也很快上了一個台階。也正是因此，開放“宜早不宜遲，宜快不宜慢”。
随着開放水平不斷提升，金融業競争力不斷增強。境外發行主體不斷擴大，投資主體更加豐富。這也表現在中國金融市場的國際化程度提升上。2018年3月，彭博宣布将人民币計價的中國債券和政策性銀行債券納入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中國債券納入指數将從2019年4月開始。6月，A股被正式納入MSCI指數。
歐盟委員會金融穩定、金融服務和資本市場聯盟副主席瓦爾迪斯•東布羅夫斯基斯對《财經國家周刊》表示，“金融開放是相當正确的決策。”持續開放是中國基于發展需要做出的戰略抉擇，中國金融業正從追求規模轉向追求高質量、高效率、安全可靠的金融服務。
銀保監會國際部相關負責人表示，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期，經濟生活中“脫實向虛”的風險苗頭不容小觑，經濟發展需要金融開放強有力的支撐。擴大金融對外開放，将有助于利用好境内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更好地挖掘外資機構的特色金融服務，實現“以外促内”，在更大範圍内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和提升金融服務效率。
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還有較大空間。央行行長易綱今年5月在2018金融街論壇年會上用一組數據說明了這一點：截至2017年底，外資銀行在中國的總資産僅占中國銀行業總資産的1.3%，而2007年這一比例為2.3%，而境外投資者在銀行間債券投資占比僅1.8%，這些開放程度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朱隽也說，除外資銀行資産、保險業外資占比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證券領域也需持續吸引外資進入。還能繼續加以改進的，是對開放過程中的會計、審計、稅收、法律等制度環境的完善和提升。
“當然效果可能不會立竿見影，”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長向松祚預計，但“三五年内會有重大改變”。
超出預期
中資金融機構，已經随着新一輪金融開放調整策略。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董事長、總經理屠光紹說，放開外資持股比例後，中央彙金正在做适應性的調整，這包括市場化退出部分非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推動部分證券公司重組整合等等。
這輪金融開放的進度，超出此前外界預期：
首先，市場準入的開放步伐加大。不僅涉及銀行、證券、保險等大領域，也有評級、征信、支付以及其他小領域，涵蓋了金融市場準入、金融市場建設、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三個主要方面。
目前我國已給予外資銀行卡清算機構、非銀行支付機構、外商投資征信機構和信用評級機構國民待遇。
評級領域，外資評級機構在境内展業已不存在法律和政策障礙，央行已發布公告允許其進入銀行間市場開展評級業務。征信領域，央行已對外資征信機構實行國民待遇。銀行卡清算領域，央行放開了銀行卡清算機構和非銀行支付機構的市場準入限制，一些國際機構對此興趣濃厚，正在與監管部門積極溝通。
其次，放寬外資金融機構的持股比例、設立形式的限制、地域限制和業務範圍限制，走向全牌照、全股比的開放。目前對合資銀行已經取消外資持股比例限制，保險業、證券業三年後也将放開股比限制。
第三，落地速度非常快。央行今年4月宣布的11條金融業開放措施中，目前已經落實大半，剩餘部分在法律法規修改完成後也将漸次落地，年内預計都能夠實現。
“在政策層面上，外資的限制障礙已然不多。”向松祚認為，關鍵還在于具體實施，怎麼把好的政策落地下去。但“加速”并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一個過程。朱隽說，“這背後是大量的思考和準備過程。”
金融開放不僅事關國内金融穩定，關乎我國金融業的發展前景，也關乎國際金融的整體格局。這一輪金融開放，不僅有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内部需求，也有外部推動力。銀保監會相關負責人指出，當前我國與美國、歐盟商談的國際協定均以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為基礎制定，對金融業開放、業務開放和市場開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開放又是一個沒有既定答案的探索，其順序、進度、尺度等仍須反複考量、熟思慎處。
早在2010年，金融開放就列入了央行的研究工作中。2017年7月，中央财經領導小組第十六次會議對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作出明确部署。在此基礎上，進入改革開放40周年，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步伐加快。一方面是研究準備，一方面是持續性的探路，包括了2016年人民币加入SDR等。
“改革不是設計出來的，有時甚至是逼出來的。”朱隽說，市場上有各種條件論、順序論，但即使依此設計了改革，也可能因種種原因而産生出意料之外的結果。一個例證是各國的資本項目開放，同樣的開放順序在不同國家有成功也有失敗。既然沒有一條既定的路，那麼就隻能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調整，不拘泥于計劃和模型、适時适度推進各項改革，成熟一項、開放一項。
雙輪驅動
“引進來固然重要，但應該與走出去雙輪驅動，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開放。”屠光紹說。
“引進來”還會影響到“走出去”。“通過主動推動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進一步提升境内金融市場的公平、公正和透明度，也有利于為我國金融機構境外發展創造更加有利的政策環境。”周景彤說，國外發達經濟體對外資金融機構很少設有數量化的準入限制，由于部分國家因其機構在華受到限制，而對中資機構準入采取嚴格對等措施，使中資金融機構海外發展受到影響。
普華永道中國金融業管理咨詢主管合夥人張立鈞提出，中國的銀行和保險體系規模全球前列，中資金融機構要走出去和全球接軌，在迎接外資進來的同時學到更多國際管理理念、監管經驗，讓中資機構更“強”。最終目标就是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本身也意味着更為安全。
相對于引進來，中國金融機構的國際化之路更道阻且長。當前，中資金融機構的全球網絡化布局已具備一定基礎。
截至2017年末，23家中資銀行共在65個國家和地區設立238家一級機構，遍布亞太、北美和歐洲。眼下，中資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正加速“一帶一路”布局，通過建立代理行關系、銀團貸款、資金結算和清算、項目貸款、賬戶管理、風險管理等方式，與全球越來越多的銀行對接金融服務。中資投行也在加快海外布局，以IPO、海外并購等方式進行全球資源配置。
但整體來看，中資金融機構的海外覆蓋面有限，産品較單一。周景彤認為，相對引進來的步伐，走出去更為艱難。
即便是政策性銀行走出去也不輕松。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胡曉煉告訴《财經國家周刊》記者，全球經濟金融環境空前複雜，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擡頭等因素，使得該行占比較大的境外業務面臨較大風險。
“金融機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也要審慎考慮投資風險和不确定性因素。”胡曉煉解釋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政府财力、宏觀經濟政策等均存在差異，對部分國家的債務風險、宏觀經濟風險也要高度警惕。
受訪人士認為，要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的良性互動，首先需要更清晰的戰略定位和規劃。無論是引進來還是走出去，都要與我國的高質量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産業轉型升級和企業競争力提升的大目标統籌協調。
其次，需要建立和完善一套有效的機制，促進兩者良性互動。
此外，還須創新有效的方式，能同時對引進來和走出去起到雙向促進作用。例如去年11月中投與高盛聯合設立“中美制造業合作基金”。“中投想通過中美制造業合作基金，探索在部分地區實現走出去和引進來的對接。”屠光紹說。
整體來看，中資金融機構的海外覆蓋面有限，産品較單一。加碼走出去
朱隽表示，走出去确實還應加碼，“今後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一方面，應繼續加強金融機構互設和金融服務對接，形成網絡效應，提高對貿易、投資的服務能力；另一方面，加強資本市場聯通和金融基礎設施聯通，推動清算支付機構和服務的走出去和引進來，進一步完善中央對手方(CentralCounterParty)服務等。還要充分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連接全球機構投資者，提供各種專業的項目融資和風險管理服務。
金融機構自身也需進一步提升國際化程度，明确國際化發展戰略，加強内部管理和業務創新，拓展金融服務的深度和廣度。更要加強與國外金融機構的溝通與交流，加快引進具有國際化視野、長袖善舞的金融人才，在治理結構和思維模式上與國際接軌。
怎樣才能更好地走出去？向松祚建議，不應再拘泥于傳統領域、傳統模式。除中投的雙邊基金外，BAT等一些金融科技企業也走出了自身的國際化之路，值得借鑒。“不妨讓國資、民資以及傳統金融、新金融機構各自做些嘗試，或許能打破瓶頸。”向松祚說。
宜信公司創始人、CEO唐甯說，相比傳統金融機構，中國的金融科技企業的國際化走得更靈活、落地更迅速。具體的國際化路徑，總結起來有以下幾類：
一是“直營模式”，直接在目标市場設立分支機構，耕耘新的市場；二是“合資模式”，尋找當地合作夥伴，各取所需，以新設合資公司的方式一起打造業務；三是“财務投資+能力輸出”，将國内的先進技術和理念輸出到其他地區，投資當地優秀的金融科技企業和團隊。
宜信第一步是選擇了第三種相對輕型的模式，經過五年的經驗積累之後，才開始嘗試第一種較為厚重的模式，在目标市場開啟本地化服務。
硬币的另一面是，這也給金融監管、防範金融風險帶來了新的挑戰。加強與其他國家的政策溝通與監管協調，防止因監管差異形成套利空間，就成了必然。
近年來，央行加強了對外金融合作，高度重視國際隊伍的培養和建設。目前，央行在紐約、倫敦、法蘭克福、東京、悉尼、突尼斯設有代表處，在巴巴多斯設有駐加勒比開發銀行聯絡處，與總行國際司共同構成一個24小時運轉的工作網絡，有效推進了國際交流和合作。
央行海外代表處充分發揮貼近當地市場的資源和信息優勢，密切監測、跟蹤和分析金融市場變化，主動開展了各種前瞻性、專題性研究，應對風雲萬變的國際經濟金融形勢的同時，也将鮮活信息報回國内，為國内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參考。
未來金融業要走向負面清單管理，掃清了外資機構在華的監管和制度制約。監管新挑戰
金融開放伴随着跨市場、跨地域、跨國界的資本流動，以及各類金融創新，對監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金融開放絕不意味着國門大開、一放了之。易綱曾公開表示，“隻有在監管到位的情況下，金融開放才能起到促改革、促發展這樣的好的作用。”
開放的本質是給予外資平等待遇。當前我國推出的金融開放措施，是為了進一步完善金融領域的外商投資和經營環境，激發外資參與中國金融業發展的活力。銀保監會相關負責人指出，盡管外資銀行競争力相對下降有其客觀原因，但國内銀行業确實也存在制約外資發揮業務優勢的制度因素。
自2008年金融危機後，部分外資機構收縮了海外業務，撤出了包括中國在内的亞太新興市場。這是由于盈利能力下降、監管趨嚴和跨境經營成本上升等衆多因素。“水土不服”也加速了外資機構的撤出速度，比如部分外資機構直接照搬成熟市場經驗。
監管和制度環境也是制約其在中國發展的因素之一。朱隽舉例說，在本輪金融業開放之前，金融多個細分領域存在此類問題。比如銀行業，外資很難同時設立分行和子行；證券業方面，外資隻能以合資證券公司形式參與國内市場，合資證券公司也隻能從事承銷、外資股經紀業務和債券經紀業務等一小部分業務；保險業方面，壽險公司的外資股比限制為50%，過于均衡的股權結構下，外方的管理優勢很難體現。
未來金融業要走向負面清單管理，掃清了外資機構在華的監管和制度制約。同時，外資機構依然需要和内資機構一樣，獲取相關牌照和資質，并非“超國民待遇”。
打開大門讓外資機構進來，如何避免泥沙俱下？向松祚在近期與多家外資金融機構溝通時發現，“摘果子”甚至“賺一筆就走”的心态确實存在。
朱景彤認為，外資在新一輪開放中并不能“随心所欲”。中資金融機構已出現明顯分化，外資很難控股大型中資機構；中小型機構自身發展普遍受限，引入外資未必能快速提升經營能力，外資方也未必能快速獲利。
具體的監管政策也有需要調整應對之處。比如有的外資已經表現出對入股城商行、農商行的興趣，後者此前受到諸多政策限制無法跨區域展業，外資注入後改為股份制銀行，則有可能突破本地化經營的政策限制，造成對境内存款的“虹吸效應”。
擴大開放、負面清單模式下，朱隽認為，監管部門需要把更多監管資源從事前監管轉向事中事後監管，通過動态的、全流程的監督與管理，在市場運行的過程中不斷發現和剔除風險，提升監管有效性。這要求監管機構對現行監管框架進行系統梳理，制定更高的監管标準，建立更加嚴密的監管框架，真正按照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要求來更新完善現有的監管體系。
1.3%截至2017年底，外資銀行在中國的總資産僅占中國銀行業總資産的1.3%，而2007年這一比例為2.3%。
走出去截至2017年末，23家中資銀行共在65個國家和地區設立238家一級機構，遍布亞太、北美和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