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系在經曆了幾年的“冰河期”之後，終于在2017年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解凍”迹象。今年正逢《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40周年，中日兩國均有意利用這一契機深化合作，為中日關系盡早恢複到健康發展的軌道而努力。
5月6日上午李克強總理乘專機離京，正式訪問印尼，赴日出席第七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并正式訪問日本。
此次中國總理時隔8年再次訪問日本，對中日關系的未來意義重大。
中日關系跌宕五十年
從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到現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面，中日關系大緻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恢複邦交正常化到1978年雙方簽訂《中日聯合聲明》。
這是中日雙方修複關系、制定法律框架的時期，兩個政治文件的簽署，奠定了中日關系發展的政治和法律基礎。
第二階段：1978年《中日聯合聲明》簽訂到90年代中期。
中日關系出現較大程度進展，進入政治、經濟、文化、人員交流同步進入全面發展時期。
第三階段：冷戰結束以後到目前。上世紀90年代以後，中日兩國面臨的内外環境均發生了重大變化：
蘇聯解體，中日失去了共同的戰略對手。日本國内政治生态發生結構型變化。新生代政治家進入權力中樞，與老一代相比，新生代政治家缺少“戰争罪惡感”，加之日本國内民族主義上升，争當政治大國的欲望強烈。
中國崛起，中國經濟經過幾十年的高增長，實力不斷上升，連續超過法、英、德、日，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僅改變了中日之間的實力對比，也改變了東西方的傳統格局。
在此背景下，中日作為東亞“兩強”開始在雙邊多邊等多領域矛盾增加、博弈加劇，中日關系進入轉換期。2012年，由于日本挑起釣魚島“國有化”事件，中日關系驟然降至冰點。
從“冰點”到“回暖”
這種“冰河期”的狀态持續了幾年，直到2017年，雙邊關系終于出現了明顯的轉暖迹象。
一方面，經貿關系在連續四年下降之後，出現了企穩回升勢頭。
據日本海關統計，2017年日本與中國雙邊貨物進出口額為2972.8億美元，增長9.9%。其中，日本對中國出口1328.6億美元，增長16.7%；自中國進口1644.2億美元，增長5.0%。日本與中國的貿易逆差315.7億美元，下降26.1%。
另據中國商務部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日本企業對華實際投資32.7億美元，同比增長5.3%。截至今年2月，日本累計在華投資設立企業5.1萬家，實際使用資金達1088億美元，是迄今唯一對華投資累計超過千億美元的國家。
中國對日跨境電商、移動支付、共享經濟等新經濟模式投資增多，訪日中國大陸遊客超過730萬人次，比上年增長15%。尤其是今年4月16日，第四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在東京舉行，這是兩國時隔八年之後首次重啟高層經濟對話。表明中日兩國雙邊關系的确正在迎來回暖契機。
另一方面,高層互訪有所恢複。2017年5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召開之際，安倍首相派自民黨幹事長帶團出席并帶來給習主席的親筆信，表示有意改善對華關系。2018年3月22日，日本大阪繁華的商業街。中國對日跨境電商、移動支付、共享經濟等新經濟模式投資增多，訪日中國大陸遊客超過730萬人次，比上年增長15%。2017年11月11日，習近平主席在越南岘港參加APEC會議期間，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習近平主席強調，新形勢下，雙方應該提升雙邊務實合作水平，推動“一帶一路”框架内合作盡早落地。安倍首相也明确表示，希望同中方加強高層交往，開展互惠共赢的經貿合作，積極探讨在互聯互通和“一帶一路”框架内合作。
2018年4月15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王毅正式訪問日本，并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主持召開第四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河野外相在會談中明确表示，“希望重新構建符合‘和平友好’之名的日中關系”，說明日本政府的确是将此次會談定位為“構建新型日中關系的起點”。
要使處于轉換期的中日關系實現平穩發展，進而造福兩國和世界人民，中日雙方還需做出更多努力。
立足大局、擺正心态
首先，要以全球視野看待中日雙邊關系。中日都是全球性大國，并且各有各的代表性，在未來世界不确定的因素迅速增加，原有國際秩序、地區秩序走向難以預測的背景下，評估中日關系的未來，絕不能僅僅把目光局限于兩個國家内部和雙邊關系，而必須立足于世界大格局進行觀察和作出判斷。
應該清醒地看到當前世界的幾大趨勢——世界經濟發展重心轉移、中國不可逆轉地崛起、日本綜合實力仍不容忽視，以及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時代任何單個國家都無法解決當前國際社會出現的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問題……我們應該着眼于全球，立足于世界發展大潮，從中找到并擴展中日合作的空間和途徑。
其次，中日都要以客觀的心态看待對方。有學者認為，近年來中國的迅猛發展導緻中日兩國國力對比發生重大變化，進而導緻日本對華心态發生巨大轉變。同時，各國媒體或學界“唱衰日本”的論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人對日本的認知。
誠然，中國的崛起是大勢所趨，但是仍應看到，在可預見的未來，日本的綜合實力仍不容小觑。如何規避風險，從而确保兩個亞太大國和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之間關系的平穩發展，不僅事關兩國人民的福祉，也将對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帶來重大影響。
中日雙方均應恪守兩國間的四個政治文件以及2014年中日達成的四點原則共識，努力保障中日安全關系的發展态勢處于這些基本框架之下。
“四個政治文件”的核心強調：“建立兩國間持久的和平友好關系”，“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争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長期和平友好合作是雙方唯一選擇”，“雙方決心正視曆史、面向未來，不斷開創中日戰略互惠關系新局面”，“兩國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相互支持對方的和平發展”，“雙方堅持通過協商和談判解決兩國間的問題”等。
四點原則共識中則包括“雙方認識到圍繞釣魚島等東海海域近年來出現的緊張局勢存在不同主張，同意通過對話磋商防止局勢惡化，建立危機管控機制，避免發生不測事态”。
圍繞“帶路”、務實合作
作為全球性大國，中國和日本在多邊和全球問題上存在着諸多合作領域。
日本是“出口主導型”國家，而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貿易大國。在保護主義凸顯、自由貿易受挫的背景下，中日在維護世貿組織規則及全球自由貿易體制方面完全具有加強合作的可能性，以行動共同建設更加開放的世界經濟。
在全球能源供應鍊中，中日兩國可以協作對策，促進共同利益最大化；在全球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中日需要努力尋找到互利共赢的發展路徑；在高鐵領域等第三方市場合作中，兩國均存在着深化合作的巨大空間。
此外，中日同為亞太經濟大國，在亞太經濟一體化進程中負有共同責任，在推進東北亞、東亞乃至整個亞太地區經濟合作領域完全可以找到新的契合點。
值得強調的是，中日在基礎設施領域有着共同的設想和主張，而“一帶一路”框架給兩國開展務實合作提供了一個重要契機。
擁有長期“政府開發援助”經驗的日本正在積極推動“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夥伴關系”戰略。該戰略倡導構建人、物與基礎設施之間多元融合的相聯互通，與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有相當多的共通之處。
目前，在全球經濟複蘇的大趨勢下，亞太地區基礎設施需求十分迫切，中日兩國不妨仔細地考慮“一帶一路”建設與日本高質量基礎設施建設戰略進行對接的可能性，使之成為兩國深化合作的突破口和新平台。具體來說，至少涉及如下四點：
在第三方市場開發方面，日本擁有多年海外經營的資源和經驗，中國在資金、産能等方面存在較大優勢，兩國完全可以合作，特别是在第三方的基礎設施建設、高鐵建設、節能環保、人工智能、能源開發等領域的合作，從而實現三方的互利共赢；
在物流通道方面，中亞和歐洲跨境鐵路運輸、中俄和中蒙鐵路跨境運輸，尤其是連接中歐的鐵路運輸，都是中日兩國跨境運輸的重要通道，應該成為中日物流企業合作的重要目标；
在融資方面，中日可以借助亞投行與亞開行的國際多邊平台，開展若幹涉及“一帶一路”領域标志性項目的融資合作；
在國際産能方面，日本有多年海外産業轉移的經驗和資源，中國有國内過剩而對他國發展所必需的産能，未來中日兩國企業可以在“一帶一路”沿線共同開拓産能合作的巨大市場。
中日合作的領域遠遠不限于此，随着“一帶一路”的不斷推進和中日兩國關系的不斷發展，未來中日兩國一定有更多的合作領域和共赢空間。
在碰撞中尋求發展
可以說，盡管表面上中日關系出現了某些改善動向，但是，雙方在“水面下”的矛盾依然可見。
在中日關系出現緩和的同時，必須清楚地看到，制約雙邊關系健康發展的障礙仍然存在。
在一直困擾中日關系的曆史認知、領土争議和東海大陸架的資源開發、台灣問題等“老問題”上，日本政府的立場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轉變。尤其是在導緻本次雙邊關系“傷筋動骨”的釣魚島問題上，日本的态度沒有出現任何松動，東海的緊張局面還可能時不時地出現，甚至雙方海上和空中出現對峙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此外，在地區政策層面，中日兩國的種種分歧也将給雙邊關系的改善帶來消極影響。日方在第三方市場的競争中摻雜了太多的“戰略”因素，使得單純的商業競争逐漸向地緣政治搏殺的方向演變，這是非常危險的動向，應時刻保持關注。
從未來發展趨勢看，由于中國崛起的趨勢不會改變，日本國内政治生态也将延續。所以，未來中日兩國關系必将是在矛盾和碰撞中尋求發展。
中日雙方應該正視并克服因實力對比發生結構性變化所帶來的心理困擾，及時對兩國關系的動态作出積極反應，從而有效避免對彼此的戰略誤判，為兩國關系向好發展夯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