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2017年1月14日，中國著名語言學家、“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與世長辭。前一天，他剛剛過完自己的112歲生日。
周有光經曆了傳奇的一生：50歲以前是銀行家；50歲以後是語言文字學家，百歲後仍有新作面世。雖然跨越了一個多世紀，但他比許多年輕人更年輕。
制訂漢語拼音方案
周有光1906年生于江蘇常州，1923年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雖然主修經濟學，卻對語言學很有興趣，常去旁聽語言學課程，課餘自己看了很多字母學、語言學方面的書。
畢業後，周有光任教于光華大學，一年後追随曾在歐美攻讀教育學的孟憲承，去無錫開辦民衆教育學院。不久他們又轉至杭州浙江省立民衆教育實驗學校，把成人教育的社會功用推至“再造國民”、“革新社會”的高度。
在《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一書中，周有光說：
“孟憲承覺得要使中國走上現代化的道路，當中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群衆教育，而最大的群衆在農村。諸如此類，這種啟蒙的思想、啟蒙的教育工作使我感到非常有意義⋯⋯由于他的引導，我慢慢地明白了許多事情，這個時候可以說是我大學畢業以後做教育工作的第二個階段。這個階段不僅是教書并且做一些教育的研究工作，是抱着一種理想來做的，跟盲目地做就不一樣。”
1933年，周有光與妻子張允和共同赴日留學，回國後一邊在大學任教，一邊在江蘇銀行兼職。業餘時間他熱衷于在葉籁士創辦的《語文》雜志上寫一些與文字改革有關的文章。
1946年他由新華銀行派駐美國紐約工作，1949年回國，擔任複旦大學和上海财經大學教授。1955年秋，周有光應邀出席在北京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并被邀請留在了“文改會”第一研究室任主任，從此改行。
“這是自己也想不到的變化。我當時就說這個文字語言學是我業餘搞的，我是外行，不行的。他們說這是個新的事情，大家都是外行。領導這樣講，我不好意思了，就調來了。”周有光後來回憶。
建國初期，中國85%的人都是文盲。為了改變這個局面，中央很看重語言，毛澤東曾指出“文字必須改革，必須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在此之前，部隊有一位教官發明了“速成識字法”，年輕新兵短短幾個月就能讀《人民日報》，但推廣到工人、農民那裡卻行不通。一來工人、農民年紀大了，二來白天都要幹活，精力跟不上。
周有光上任後，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研究制訂“漢語拼音方案”。這面臨許多難題：字母是要原創還是用現成的？如果用現成的字母該選哪一種字母？字母的讀音要不要變化？怎樣制定拼寫規則才能把所有的常用漢字都覆蓋？漢語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種有聲調的語言，如何解決聲調的問題？
其實早在1918年，北洋政府就公布了一套注音字母，發布時共計39個字母，字母多以古文或象形文字的片段修改而成，有5種聲調，但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也公布過一套羅馬字母拼音，采用26個現成的拉丁字母，以北京音為基礎音，也盡量兼顧了國際拼寫習慣，但由于聲調過分複雜，難以推行。
周有光研究了世界各國的文字，還是認為拉丁字母最合适，一來技術優點多，二來流通性最強，影響最廣泛。除了21個拉丁字母外，漢語拼音方案還有另外5個字母，兼顧漢語的特點和國際社會的習慣。
漢語有4個聲調，二聲、三聲和四聲是原有的字母符号，周有光借用了數學中的減号作一聲，注音問題立刻簡化。
期間，曾有蘇聯的語言學專家來中國勸說不用拉丁字母，改用俄文字母、斯拉夫字母。這些建議被當時的副總理陳毅婉拒了，理由是中國要跟東南亞聯系，東南亞沒有人認得俄文字母，所以用拉丁字母有推廣、宣傳的作用。
“陳毅副總理是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在今天看來是自不必說了，拉丁字母是最好的。假如當時采用了俄文字母，那麼今天會有更多的麻煩，要重新搞方案了，那就搞不成了。”周老後來回憶說。
3年内，周有光用26個拉丁字母作為注音基礎，主持編寫了今天通用的漢語拼音方案。1958年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漢語拼音方案決議，同年，漢語拼音成為全國小學的必修課。
當時全國的掃盲工作也上了一個新的台階，在晉南小城萬縣，一般的農民15-20個小時就能掌握漢語拼音，100個小時就能識字1500個。
之後，周有光和他的同事們輾轉多個國家，參與國際會議，為争取國際認可而努力。“漢語拼音成為國際标準很重要，比如在航空時代，中國的航班信息一個國家一個拼法，那是要出亂子的，飛機在天上撞上了怎麼辦。”周有光曾經說。
1982年，國際标準化組織通過國際投票，認定漢語拼音方案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标準。“别人說我們漢語拼音搞了3年，其實何止3年，從制定到被國際社會認可，足足花了14年，再往前看，這是中華民族努力了百年的成果。”他說。
周有光和夫人張允和早年合影周有光其實不喜歡被人叫做“漢語拼音之父”，“我的成就很小，不值一談”。他回憶這個稱謂的來曆，是一家雜志社在采訪稿件裡提及，他看後要求删掉，誰知正文的删了，編者按裡卻漏了一個，這個稱呼就這麼傳出去了。
但周有光也曾“得意”地對人民大學出版社編審、《靜思錄》的責編廉萍說：“你看，家裡的小保姆手機發短信，用的就是我的拼音。老伴90歲學電腦，也要學拼音。”抗戰結束後，“三連襟”在上海合影（左起：顧傳、沈從文、周有光），時為1946年
周有光夫婦與著名作家沈從文夫婦
周有光著作《靜思錄》“111歲等于1歲”
因為經曆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國民政府、新中國，周有光被朋友們開玩笑地稱為“四朝元老”，但他的晚安生活毫無暮氣。他說自己年紀老了，但思想不老。
周有光愛整潔，白襯衫，灰毛衣，外面套一件毛背心，兜裡常備一塊白手絹。他喝茶，也喝星巴克，看電視，看報，前不久，還饒有興趣地追看了電視劇《芈月傳》。
周有光的外甥女毛曉園在北京工作，常去探望他，“每次去，舅舅就會說‘你來了，好，好，今天有兩條重要新聞’⋯⋯”
周有光和沈從文是連襟，他與合肥“張家四姐妹”中的二姐張允和的愛情故事是一段佳話。張允和愛唱昆曲，漫畫家丁聰為他們畫過一幅漫畫：周老蹬着三輪車，車上坐着手持箫管的張老太，二人淺笑盈盈，雙雙赴會。
在《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一書中，周有光回憶了他與張允和的相識相戀。周有光的妹妹周俊與張允和在蘇州樂益女中同學并成為好友。當時周家已中落，但富家小姐張允和沒有任何驕矜之氣。
“我跟她從做朋友到戀愛到結婚，可以說是很自然，也很巧，起初都在蘇州，我到上海讀書，她後來也到上海讀書。後來更巧的是我到杭州，她也到杭州。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地發展，不是像現在“沖擊式”的戀愛，我們是“流水式”的戀愛，不是大風大浪的戀愛。”周有光回憶說。
夫婦二人相濡以沫，共經風雨，曾經曆過“文革”期間，一家五口三地分居的生活。1984年，周有光分配到了住房，不過50平方米，但他很滿足，并一直住到現在。
書房裡擺放沙發的位置，曾經是一張茶幾兩把椅子，是周有光與張允和每日對坐，喝茶、喝咖啡的地方。張允和去世後，周有光固執地不再使用卧室，将這處茶幾椅子換成沙發，每日在書房蜷腿而卧。
2002年，93歲的張允和有一天吃了飯說，“我有點不舒服，我躺一下”，就再也沒有起來。
即便豁達如周老，也承受不住這個沉重打擊。“我不知所措，終日苦思，什麼事情也懶得動。我們結婚70年，從沒想過會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個。突如其來的打擊，使我一時透不過氣來。我在紙上寫：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那是唐朝詩人元稹的詩，現在真的都來了。”
半年之後，周有光漸漸走了出來，“一位哲學家說過，個體的死亡是群體發展的必然條件。人如果都不死，人類就不能進化。多麼殘酷的進化論！但是，我隻有服從自然規律！所以，我接受了這一切，不管有多殘酷。對人生，對世界，既要從光明處看到黑暗，也要從黑暗處看到光明。”
在兒子周曉平眼中，父親永遠是一個嚴肅但不會打罵于他的人，是一個重視傳統文化但不提倡孝道的人。父親對他說：“我不是要你對我孝，我是要你Philanthropy（博愛），有博愛之心，你都會做得很好。”。
有一次，周老指着周曉平開玩笑說：“他當我的兒子，真是倒黴啊。别人80歲已經是老人了，可因為我還活着，他隻能當孩子。大家也都拿他當孩子。”
周曉平在《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裡這樣描述父親：“他對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頭上的白發中依然生長着黑發，他依然充滿幽默感和深思熟慮。雖然他的日常生活已經變得簡單，他不需要榮華富貴來彰顯他的人生價值，他隻想他這一生沒有虛度，并且與這本口述書裡他講的故事一樣有趣。自然，爸爸也深深憂郁于未來—雖然他一直是樂觀的。
百年閱曆讓周有光明察現實的荒誕之處，不過他的朋友和崇敬者相信他的長壽是為見證曆史和引導别人相信事實與真理。”
2015年，周曉平去世，110歲的周有光深感悲痛，那份傷感外人恐難以體會。他曾經說自己是“被上帝遺忘的人”，然而在111歲生日時，面對衆多來道賀的親朋，他還是笑着對大家說，“111歲等于1歲”。
周有光，100歲時出版了《百歲新稿》；104歲時完成了雜文集《朝聞道集》；110歲時出版了《逝年如水》和《從世界看中國》兩本新書。百年有光，智者樂，仁者壽。祝老先生一路走好，願他與夫人張允和從此共享天樂。
周有光和夫人張允和相識相伴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