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3日晚，譚盾在天津大劇院演出中激情指揮
從20世紀70年代創作起步，到引領先鋒音樂創作至今，譚盾幾乎嘗試了音樂創作的各種形式—歌曲、鋼琴、室内樂、打擊樂、協奏曲、歌劇、電影音樂、多媒體音樂乃至他自己發明的創作形式，作品總量達到90部之多。從傳統樂器到大自然的石頭、紙、陶、水，再到互聯網和手機移動終端的微信，似乎沒有譚盾不敢嘗試的東西。而且，他總能帶着一種自然且深邃的态度，帶領大家跟着他一起“玩”。
“玩”中國國粹
2017年2月11日晚，國際著名指揮家、作曲家譚盾聯手澳大利亞悉尼交響樂團，在悉尼歌劇院中心舉辦了一場别開生面的新春音樂會—月光下的慶典，通過音樂和影像反映古老的中國湖南湘西文化傳統。
西方人驚奇地發現，西方管弦與中國唢呐，原聲歌謠與現場交響，傳統與現代完美地組合在一起，呈現了一場跨越時空的音樂對話，這也延續了譚盾一貫的“驚人”風格。
作為本場音樂會最濃墨重彩的一筆，《微電影交響詩—女書》展現了目前世界現存的唯一一種完全由女性創作、傳授并使用的文字，其字形飄逸舒展，字音富有樂感。整部華章是由13段微電影組成，并借助三個屏幕不同步投影，結合交響樂隊和豎琴，從視覺、聽覺多角度呈現女書的錄影和吟唱。
對于這樣的演繹，譚盾透露，整部微電影在5年前開始采風拍攝，等拍攝結束，13位女書傳人中已有6位去世，現在全世界隻剩下最後這7位女書傳人。當觀衆在微電影中看到5年前她們的身影，聽到她們唱着百年前流傳下來的歌謠，感受到中國文化透過音樂進行的基于現在、過去和未來的一次多維度對話，這對西方音樂界來說是具有沖擊力的。
譚盾說，“這次不隻是把中國傳統的南音，同時把澳大利亞南半球的音，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帶活了，所以觀衆那麼雀躍，那麼瘋狂、喜悅，最重要的是文化直指心靈，大家有心弦的共振。”
在此之前的2016年10月，譚盾率領廣州交響樂團登陸天津大劇院音樂廳，奉獻了一出“音樂奇觀”：《霸王别姬》變成了一部鋼琴與青衣的交響詩，而《風與鳥的密語》一曲則由樂團與觀衆拿手機微信互動完成。這樣别開生面的音樂會讓很多“正統”的觀衆瞠目結舌。
“所謂傳承中國國樂，一定要把國樂變成世界的智慧和世界的語言，進入世界的教育機構，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譚盾如是說：“‘玩’中國的國粹一定要外國人也跟着玩，也覺得好玩，就像中國人跟着貝多芬‘玩’，是一樣的道理。”
交響詩《霸王别姬》把西方樂器之王鋼琴與中國傳統的京劇青衣進行混搭，創造出新奇的味道。而《風與鳥的密語》用笙、琵琶等六種中國樂器模拟鳥鳴，錄制後上傳到互聯網。演出前，觀衆将這些聲音下載到手機上，演出過程中譚盾引導觀衆用手機播放鳥鳴聲，與台上樂隊互動。這一做法打破了音樂會演出中“手機靜音”的習慣，觀衆借助手機成為演出的一部分。
如此“颠覆”，譚盾不懼質疑，“玩中國國粹，要玩到讓外國人也覺得好玩，跟着咱們玩才行。”譚盾說。
1957年，譚盾出生于湖南長沙郊區思茅沖，深受中華楚文化及家鄉民間音樂文化的影響，從小濡染道家巫術的鬼哭神号，上初中時就顯示出對音樂非同一般的熱情。
文革時期，高中尚未畢業，譚盾就到農村插隊，後來因為會拉胡琴，被安排在當地縣京劇團，自此開啟了他人生最初的音樂生涯。
根植傳統的音樂家
1978年，中國恢複高考，譚盾以“農民音樂家”的身份被地方推薦，參加了音樂院校的考試。他帶着一把隻有三根弦的小提琴，憑着一股執着的韌勁打動了招考老師，奇迹般地考入了中國音樂教育的最高殿堂—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師從趙行道、黎音海直至獲得作曲碩士學位。
在中央音樂學院讀書期間，譚盾即鋒芒畢露。他對音樂有着較高的靈性，再加上後天的刻苦發奮，逐漸成為同期學員中的佼佼者，被譽為當時中央音樂學院著名的“四大才子”之一。
1979年，譚盾22歲，創作了人生第一部交響樂作品《離騷》。在這部作品中，因使用了鼓、蕭等中國傳統樂器，當時被認為是前衛的音響和技術而引起争議。因為早早地打破程式和固有觀念，譚盾被同道中人稱為“天才”，也有不屑者認為其嘩衆取寵。1983年，譚盾以交響曲《風雅頌》赢得國際作曲大獎，1984年舉行的“譚盾中國器樂作品專場音樂會”上演了《天影》及《雙阙》等多首曲目，震撼了當時的民樂界。
1986年，譚盾榮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獎學金，赴美随大衛·多夫斯基及周文中學習并獲得博士學位，自此長期旅居紐約。到美國後，譚盾也曾有過在街頭拉琴謀生的經曆，但憑借卓越的音樂才能，很快便蜚聲國際樂壇。1989年，譚盾以一首自制樂器演奏的作品《九歌》獲得成功，享譽國際，從此以後，越來越受到世人的矚目，伴随着争議的贊許之聲也與日俱增，各種最具影響和衆望的各大音樂獎項也“紛至沓來”。
1990年開始，譚盾進行了一系列試圖把劇場表演和樂隊結合起來的《樂隊劇場》創作，其中為音樂界著名的“克羅諾斯弦樂四重奏”而寫的《鬼戲》及為日本NHK交響樂團創作的《門》，因特别的表現方式而引起轟動；《交響樂1997—天地人》由大提琴家馬友友、香港交響樂團和中華編鐘樂團于1997年香港回歸音樂會上首演；同年歌劇《馬可·波羅》成為當年國際樂壇最轟動的重要演出，并為譚盾赢來諸多好評與國際獎項。
1997年，譚盾被《紐約時報》評為“本年度國際樂壇最重要的十位音樂家”之一；1999年以歌劇《馬可波羅》捧得格萊美作曲大獎；2003年被《美國音樂》雜志評為“本年度最佳作曲家”……這些殊榮都在證明，譚盾正在邁入世界性的音樂大師之列。
基于傳統的前衛探索
“我是在傳統的基礎上走出現代前衛音樂之路的。”譚盾說，“這些年來，我的音樂越來越前衛，但也越來越接地氣。”
在天津大劇院的音樂會上，剛一登台，譚盾就告訴天津觀衆，他特别高興，因為晚餐他吃了三個狗不理包子，引得觀衆哄堂大笑。他更對筆者透露，他要寫一支非常有意思的新曲，名字就叫《狗不理》，“把老百姓寫進音樂，《狗不理》是個重要的環節。其實這就是音樂，狗不理是音樂，煎餅果子也是音樂。”
正是基于這樣“接地氣”又有點“無厘頭”的鬼馬想法，譚盾的每場音樂會都“爆點”十足，十分吸睛。
《霸王别姬》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京劇梅派經典，在譚盾筆下，它變成了一部鋼琴與青衣的交響詩。當京劇大師梅葆玖入室弟子肖迪飾演的虞姬，在荷蘭鋼琴家拉爾夫·範·拉特的鋼琴伴奏下揮劍起舞時，全場觀衆轟動。
象征項羽的鋼琴與代表虞姬的青衣分别以溫和厚重的音色和委婉多情的唱腔展開穿越時空的“對話”。
在最後一個樂章“霸王别姬”中，全曲在青衣表演的劍舞與“霸王”鋼琴的訣别中迎來高潮。
鋼琴是全世界最普及的西洋樂器，而京劇是中國家喻戶曉的國劇，兩個藝術門類承載着東西方的音樂與戲劇。譚盾表示，“希望這部作品能通過交響樂、鋼琴，把中國的國粹帶出去，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舞台。”
基于傳統的前衛探索是譚盾音樂的内核。長期以來，他一直用驚世駭俗的方式做傳統藝術的大衆化傳播。
如何找尋中國傳統藝術在當代、西方的落腳點？譚盾說，創作初期，我們希望寫出一部能夠持續在中國乃至全世界巡演的作品。這對于作曲家是很大的挑戰，要讓大衆喜歡，又不能僅僅取悅于流行。
在談到《霸王别姬》這一梅派經典劇目時，譚盾指出，用“樂器之王”鋼琴代表楚霸王項羽，與青年梅派京劇藝術家肖迪進行合作，有種後現代的感覺。作為梅葆玖先生的入室弟子，肖迪現場演出從來不用麥克風，如同西方歌劇的演唱，和交響樂融合得十分真實。
至于為什麼選擇鋼琴？譚盾表示，他希望以後所有鋼琴家都要彈奏。現在出版商告訴他已經有80多位西方鋼琴家索取了樂譜。他透露，肖迪會啟動一項“100個青衣”的訓練工程，用新的方法将梅派藝術發揚光大。
譚盾打趣說，以後各地都要演《霸王别姬》這個作品，青衣不夠用，今後會同梅蘭芳研究所一起成立“青衣班”，提供很多青衣，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傳承和活躍國學”。
交響詩《霸王别姬》古典音樂必須适應現代生活
“古典音樂要不要和現在的生活有關？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課題。”譚盾認為，古典音樂一定要和現代生活相結合。
在譚盾的作品《帕薩卡裡亞：風與鳥的密語》中，随着他用手指一一點到觀衆席各個區域，人們把提前用手機微信下載好的一段“電子音樂”播放出來，笙、琵琶、唢呐、二胡、笛子、古筝這六種古老的中國樂器模仿的鳥鳴漸漸響徹整個音樂廳，讓人們仿佛置身于千萬隻鳥兒歡歌的森林之中。
除了開場這1分鐘的互動，音樂演奏過程中，演奏家們還一度掏出手機作為“樂器”，播放這段“微信鳥鳴”。在這首“微信交響曲”中，高科技産品的“手機微信”反而成了自然的化身，與交響樂隊所象征的“人”展開對話。
如此出人意料而又略帶哲學趣味的“對話”，貫穿在譚盾的音樂會中。在莎翁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中，譚盾也進行了“解構”。開頭那首美國當代作曲家邁克爾·戈登創作的《羅密歐》，“重金屬”般強硬陽剛的極簡音樂，用譚盾的話來說，“如果羅密歐轉生在21世紀，他會是這樣一個充滿鋼鐵般科技感的英雄。”
古典音樂與現代生活，中國民樂與西方科技，這樣的組合都彰顯着譚盾的音樂野心。這種野心需要不斷的創新，當然，也需要鋼鐵般的神經。因為新的東西一般都會伴有質疑聲。
在接受專訪中，譚盾曾多次坦言，中國的傳統文化對其影響巨大。在改編《霸王别姬》時，譚盾就提到梅蘭芳藝術對他影響很深，早在十幾歲他就墜入京劇的“情網”，包括他獲得奧斯卡最佳配樂獎的《卧虎藏龍》電影配樂，也是受梅蘭芳劍舞的啟發。
對于經典的改編與創新，譚盾看梅蘭芳版的《霸王别姬》已經六七十次了，這部作品也改了上百次，他對《霸王别姬》非常熟悉，也有不一樣的理解。“我把鋼琴、京劇、琵琶、水滴聲等其他元素重新組合，使它們成為中國交響樂的獨有音色。拿世界的交響樂說中國話、講中國故事，走到哪裡都會讓人刮目相看的。”
讓中國音樂引領世界潮流
“古典音樂過去總是引領潮流的，而讓中國音樂在未來的世界樂壇引流潮流，應當是中國作曲家和交響樂團的重要任務。”譚盾說，我們既要傳承世界優秀的古典音樂傳統，同時也要創造自己優秀的交響樂。
憑借這樣的信念，譚盾從很早就開始了更為廣闊的探索，他結緣了電影這一世界通俗的媒介。為電影創作音樂的經曆，不僅把他的聲名推廣到全世界許許多多與音樂并不相關的領域，而且讓他輕輕松松地逾越了文化的隔閡，把自己的音樂事業在另一條軌道帶上一個颠峰。
自1997年《南京大屠殺》開始，到2000年《卧虎藏龍》登堂入室，以及在2002年的《英雄》與2006年的《夜宴》不斷革新，譚盾與著名電影人的合作已經達到了一個頂峰。他适時在藝術與商業之間找到了很好的契合，并帶向了全新的高度。
與李安合作的電影《卧虎藏龍》，讓譚盾的聲名更為中國人熟知。當初他參與這部電影完全是為了幫好友李安的忙，不曾想卻憑借這首曲子奪得了奧斯卡獎。當時整部電影預算隻有900萬美元，留給譚盾做電影配樂的預算隻有6000美元，外加兩個星期的時間。當時譚盾怎麼也沒有想到，73屆奧斯卡獎的2000多位投票評委，最後将最佳電影配樂的榮譽授予了自己，成為曆史上第一位獲此殊榮的華人音樂家。
拿下奧斯卡最佳配樂獎後，譚盾曾在台上講了一番話，他說自己在電影中所創作的音樂就是不受限制的夢想，是為東西方文化、高雅與通俗文化之間架設的一座橋梁。相信這是譚盾對自己音樂生涯的一個最好的诠釋。
喜歡創新，不拘泥于某種特定的表演形式是譚盾一貫的風格，然而為什麼是譚盾獲得了世界性的聲名？
對此，譚盾解釋：“我一直注重情感，能夠讓我的作品持續演出的那把金色鑰匙就是情感。媒介更多被大衆解讀為‘觀念’，但最終表達的依舊是情感。”
譚盾認為，自己和很多創新者不一樣，“第一，我非常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第二，我非常了解古典音樂，因為我是指揮……這兩點是我創新的優勢，這種優勢讓我知道如何把西方傳統和中國傳統演變成一種新的語言，同時不讓這種語言與時代脫節。”
張道正中國新聞社天津分社采編室主任
譚盾向觀衆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