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雅芬鋼琴藝術，因時而興，乘勢而變，随時代而行，與時代同頻共振，跳動着時代的音符。
前不久，記者采訪了國際著名鋼琴家郎朗的鋼琴啟蒙老師—中國著名鋼琴家、教育家、沈陽音樂學院教授朱雅芬，分享了朱雅芬教授的藝術人生，以及她對中國鋼琴藝術教育創新發展的獨到見解。
今日中國：朱教授您好！首先讓我們來分享一下您的藝術人生，請談談您和鋼琴的淵源。
朱雅芬：我開始學習鋼琴主要是受到家庭的影響。我的父親是音樂愛好者，在他的鼓勵下我從小就開始學習鋼琴。而當時上海的藝術氛圍使我接觸到了各種不同類型的音樂，漸漸地我愛上了鋼琴這個美妙的樂器。
1954年，我從上海音樂學院畢業後，随文化部組織的藝術團到10餘個歐洲國家進行訪問演出，用藝術的方式向西方介紹新中國。回國後，因東北地區工作需要，我到遼甯沈陽任鋼琴獨奏演員，同時擔任室内樂、歌舞劇的鋼琴伴奏等工作。當時我每天排練的時間長達10多個小時，十分辛苦，也正是這段艱苦的經曆使我積累了許多經驗，為之後的教學工作提供了很大幫助。在“文革”下鄉的5年時間裡，我在參加田間勞動之餘，總是找機會為村民們彈鋼琴。當時我們是插隊落戶，允許搬鋼琴下去，但不允許彈奏。後來，農民朋友除夕夜跑到我家對我說：“馬上過年了，沒人管了，您就給我們彈彈吧！”有感于他們對音樂的熱情，我就偷偷彈奏了一些大家熟悉的革命歌曲。村民們和着音樂唱起來。他們對音樂的期盼和向往對我觸動很大，從此以後，我對鋼琴賦予了更加濃厚的感情。
20世紀80年代後期，我開始從事鋼琴教學。這一時期全國各地興起了“鋼琴熱”，我在沈陽音樂學院附小教學，并負責培養鋼琴老師。
1989年，應社會需要，我錄制了一套教學錄像—“兒童鋼琴講座”，在中央電視台、北京電視台專題播放。在沒有鋼琴教學條件的邊遠地區，家長們就帶着孩子看我的錄像帶學琴。有一次，一位家長帶着8歲的女兒從黑龍江黑河趕來找我。小女孩兒彈得十分正規，令我很震驚。我就問她：“你們那裡也有這麼好的老師啊？是哪位老師？”她看着我說：“就是朱老師您啊！”我沒想到我的錄像帶，在社會上如此受歡迎。1986年，郎朗的爸爸帶着不到4歲的郎朗來找我學琴。我教了郎朗将近6年時間，在他的成長過程中，我也學到了很多，感觸很深，從而更下定決心成為一名優秀的鋼琴老師，畢生為鋼琴教育事業服務。
我從沈陽音樂學院退休後，又在人民大學音樂系教了10多年。現在，我在全國各地進行各種教學活動，同時在郎朗在深圳開辦的鋼琴學校—“郎朗音樂世界”裡擔任教學及管理工作。我經常想選擇了鋼琴作為自己終身事業非常幸運，這是我最熱愛的工作。我從最初的演奏者，到今天成為一名鋼琴教師的幾十年中，在不同時期根據社會需要，做了自己應該做并喜歡做的事，我感覺人生很充實，很幸福。
今日中國：請朱教授談談中國鋼琴教育的現狀。
朱雅芬：當前中國鋼琴教育的整體狀況很好，培養專業人才的音樂學院，從過去的9所已發展到11所。另外很多大學、師範學校都設有藝術學院、音樂系，并得到國家及各地的重視和支持。很多青年教師、鋼琴家也常常出國深造，帶來很多西方經驗，這都為鋼琴教育的發展創造了很好的條件。在中國幾千萬琴童中，湧現出很多好苗子，鋼琴界人才輩出。
當然，這其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首先，在專業人才培養上不夠重視全面的文化修養，導緻很多學生隻專注于琴技，知識面和視野卻很窄，缺乏獨立思考、個性發展及創造力，不利于人才的持續發展。
其次，在教育理念方面存在一種功利思想，表現在單純追求比賽獲獎、考級證書、升學率，甚至隻求進名校，将來找個好工作。這種不良風氣影響學生和家長的追求，也影響教育工作者的價值取向，需要我們共同努力來扭轉。
培養人才就像耕耘播種，是一個長期工程。但我認為教學沒有速成，藝術沒有捷徑。現在是高科技時代，生活節奏快，但教育不能快，因為它涉及人的思想和靈魂。如果從小宣傳“小神童”、“小天才”，會造成很快就能成才的錯覺，孩子過早地頭戴光環，即使真有才能，也會助長其虛榮與浮誇，不利于人才的長遠發展。
再有，鋼琴教育發展不平衡，邊遠地區條件艱苦，師資匮乏，中心城市和邊遠地區鋼琴教學條件差距很大。
今日中國：在您看來，中國的鋼琴教育應該如何與國際接軌？
朱雅芬：首先，要培養出更多享譽世界的鋼琴演奏家。中華民族有着幾千年的文化及民族智慧，必定可以掌握西方藝術，繼承中外文化曆史的遺産，并對世界音樂文化、演奏藝術的發展做出貢獻。郎朗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與國際接軌，更意味着要使中國的鋼琴音樂融入世界鋼琴藝術的洪流。因此，要重視中國鋼琴作品的創作和演奏。鋼琴是西方的藝術，在中國傳統民族藝術的基礎上，吸收西方技藝，使中西融合、傳統和現代融合，創作出更有中國特色的鋼琴作品，并使我們的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才是真正地與國際接軌。同時，我們還要培養出具有全面而豐富知識的音樂家、藝術家、理論家，把中國音樂文化以及理論和實踐方面的經驗推向世界，豐富世界音樂文化的寶庫。
而上海音樂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鋼琴音樂百年經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前不久我去美國一所大學講學，介紹中國鋼琴教育和中國鋼琴音樂，他們非常喜歡我們的音樂作品，反應十分熱烈。
今日中國：您認為如何才能培養出“高精尖”的鋼琴藝術人才？
朱雅芬：首先我們要明确什麼是人才。學生的專業當然要達到高水平，能代表國家并被世界認可。同時，也要具有全面的知識素養、豐厚的文化底蘊，不單是鋼琴家，更要努力成為真正的藝術家。
我們現在有些院校，很注重專業技術，但不夠重視文化課。有的小學生為了考到音樂院校，每天練琴不去上學。這種思維培養不出優秀的人才。郎朗15歲時去美國柯蒂斯音樂學院學習，他的導師格拉夫曼不但在鋼琴、音樂、藝術上給了他最好的教育，還安排郎朗到當地的中學上文化課，并請費城的一位老市長給他講解文學名著、世界名著。我們應該向格拉夫曼這樣的大師學習。
“人才人才”，成才和為人，缺一不可，這才是人才。這對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是一種文化，廣大教育工作者要從宏觀上考慮問題，要有廣闊的視野和社會責任心。有些問題看似不屬于鋼琴教學範疇，但老師的教育理念和指導思想密切相關，他們的一言一行時刻在影響着學生。老師不能隻關注學生練了幾個小時琴，還應指導他閱讀一些書籍。一位老師不一定能經曆學生成長的全過程，但必須要做到在教學生的短短時間内給他最好的營養和培育，使他受益一生。
朱雅芬和鋼琴家郎朗在一起今日中國：您對當代鋼琴教育有哪些建議？
朱雅芬：我認為可以考慮在更多的綜合大學中設立音樂學院和藝術院校，創造更好的大環境。同時，在培養專業人才的制度上可以更靈活，除主修的專業外，鼓勵學生多選修，以獲得廣泛知識。另外，可以允許學生轉系、轉專業，考取雙專業，以培養全方位的人才。
藝術院校不能脫離社會，要培養能上能下的音樂藝術人才。安排專業學生到邊遠地區實習，豐富社會實踐，為基層服務，并形成制度，這樣不僅能鍛煉學生的專業能力，還能為社會做出更多的貢獻。
我認為要重視社會鋼琴教育，在社會各行各業中培養出大批有基礎音樂知識、基本藝術素養的人才。他們是社會文明的基礎，也是文化建設的大軍。金字塔屹立千年而不倒。如果說，金字塔的塔尖上是傑出的高端人才，那麼廣大的社會文化建設者就是最堅實和最寬厚的塔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