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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子恺:人間情味

時間:2024-10-26 01:50:14

“美術是為人生的,人生走到哪裡,美術跟到哪裡。”豐子恺一生都在踐行“立人”為根本的大衆美育理念,這種理念的背後是一種廣博的胸襟。

豐子恺繪畫作品近年來,豐子恺的漫畫和散文受到國人特别是年輕人的喜愛。遙想20世紀初,王國維、蔡元培等人倡導美育,豐子恺便是美育最主要的實踐者之一—他是當時第一本美育雜志的編者,孜孜不倦地從事藝術理論、散文創作、漫畫創作、音樂普及工作50餘年。

2018年是豐子恺誕辰120周年。“美術是為人生的,人生走到哪裡,美術跟到哪裡。”豐子恺一生都在踐行“立人”為根本的大衆美育理念,這種理念的背後是一種廣博的胸襟。正如豐子恺所說,“我的心為四事所占據了:天上的神明與星辰,人間的藝術與兒童”。

師從弘一法師和夏丏尊

1898年11月9日,豐子恺出生在浙江省崇德縣桐鄉石門鎮一個殷實人家,父親嗜讀詩書。由于是同輩中唯一的男孩子,父母親十分珍愛他,取小名“慈玉”。1914年,豐子恺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師從李叔同即弘一法師學習音樂和美術,師從夏尊學習國文。

李叔同集詩、詞、書畫、篆刻、音樂、戲劇、文學成就于一身,“溫而厲,恭而安”,不僅給予豐子恺音樂和美術上的啟蒙,也是其畢生的人格榜樣。一次,李叔同鄭重地對他說:“你的畫進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兩處教課,從沒見過這樣快速的進步。”這次談話對豐子恺影響深遠,他後來回憶說:“從這晚起我便打定主意,專心學畫,把一生奉獻給藝術,永不變志。”

夏尊對學生更是極具耐心和愛心,“把真心裝到口舌中去”。因而豐子恺說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媽媽的教育”。

畢業後,豐子恺留學日本,回國後與同學創辦中國教育史上第一所包括圖畫、音樂、手工藝各科的私立藝術師範學校—上海專科師範學校,組織發起“中華美育會”,創辦《美育》雜志,還和夏尊、朱自清等良師益友一起在上海創辦立達學園、開明書店。

1927年,豐子恺皈依弘一法師,開始與法師合作第一集《護生畫集》。豐子恺作畫,法師寫詩。在法師50歲生日時,豐子恺出版了第一集《護生畫集》為恩師祝壽。到了1940年,他又出版了《護生畫續集》祝賀恩師60壽辰。

豐子恺和弘一法師約定好,每10年出一集。然而抗戰期間在從遵義逃往重慶的路上,他便聽到法師63歲圓寂的消息。在法師去世之後,他仍堅守約定。《護生畫集》從1929年出版第一集,到1979年出版第6集,跨越了整整半個世紀沒有間斷,堪稱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奇迹與佳話。唯一的遺憾,是後來的四集沒有了弘一大師的題字。

“《護生畫集》之旨,是勸人愛惜生命,戒除殘殺,由此而長養仁愛,鼓吹和平。惜生是手段,養生是目的。護生,就是護自己的心。”豐子恺在《勞者自歌·則勿毀之己》一文中寫道。

在日本遊學期間,豐子恺對日本漫畫家竹久夢二的簡筆畫情有獨鐘。“記得20餘歲時,我在東京的舊書攤上碰到一冊《夢二畫集·春之卷》,我當時便在舊書攤上出神……這寥寥數筆的一幅小畫,不僅以造型的美感動我的眼,又以詩的意味感動我的心……”回國後,豐子恺在浙江春晖中學任教時,開始嘗試這種簡筆畫的創作。

1924年,豐子恺第一幅公開發表的作品《人散後,一鈎新月天如水》刊登在朱自清、俞平伯編輯的雜志《我們的七月》上。畫面是茶樓一角,客人已散,桌上散放着茶具,卷起的簾外懸着一彎新月……場景極為日常,意味卻深遠。

時任上海《文學周報》主編的鄭振铎看了大為贊賞:“我的情思……被他帶到一個詩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美感。”1925年起,他便陸續發表豐子恺的畫,并冠以“子恺漫畫”之名,還為豐子恺出了第一本畫集《子恺漫畫》。豐子恺和他的“子恺漫畫”因此成名并流傳開來。

豐子恺不屑于崇尚象牙塔裡的藝術,即隻為知識階層所享有而互相欣賞的藝術。“歐化東潮之初,我國人盲法西洋,什麼都變本加厲。研究科學回國的人,把人看得同機械一樣。研究藝術回國的人,看見中國裡隻有他一個人,美其名曰‘浪漫’。所謂‘象牙塔裡的藝術’,就是這班人造出來的。”

相反,豐子恺主張藝術特别是繪畫和音樂,應該走下高台深入社會,從而形成一種美的社會風氣。戰時,豐子恺受聘于浙江大學,教授藝術課程。在教學設備、資料全無的情況下,他不但可随時吟詩唱曲、即興作畫,講述藝術理論時旁征博引、融會貫通,吸引了無數聽者,“共約百餘人,後排無座位,均站立,如看戲然”。

“在30年代,子恺兄為普及音樂繪畫等藝術知識寫了不少文章,編了好幾本書,使一代的知識青年,連我這個中年人也包括在内,受到了這些方面很好的啟蒙教育。”教育家葉聖陶曾稱贊道。

真正的兒童崇拜者

豐子恺對兒童全身心的愛和欣賞,洋溢在其漫畫和散文作品中,令人動容。“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兒童的發現”使得兒童地位得到了空前的重視。豐子恺說自己是“兒童崇拜者”,他說,“天地間最健全的心眼,隻是孩子們的所有物,世間事物的真相,隻有孩子們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見到。”

1932年年底,豐子恺拿出多年積蓄,親自動手設計、建造“緣緣堂”,“隻有住正直的房子,才能涵養孩子們正直的天性”。

豐子恺

“爸爸請人在院子裡搭起架子,上面鋪上一大片竹簾,院子就曬不到太陽了。我們一大群孩子在竹簾下玩耍,摘幾張芭蕉葉子,鋪在地上,往上面一躺,葉子涼爽爽的,透過竹簾的縫隙還能看到閃爍的藍天。我們還剝蓮蓬吃,抽出裡面黃色的纖維,當作‘煙絲’,塞進中空的蓮蓬莖裡,抽起‘蓮蓬煙’。”豐子恺最小的女兒豐一吟回憶。

在豐子恺眼中,真正的藝術家需要有一種萬物同情的能力。“畫家的心,必常與所描寫的對象相共鳴共感,共悲共喜,共泣共笑;倘不具備這種深廣的同情心,而徒事手指的刻劃,決不能成為真的畫家。即使他能描畫,所描的至多僅抵一幅照相。……這正是‘物我一體’的境涯,萬物皆備于藝術家的心中。”

在豐子恺看來,這方面,孩子即藝術家。“在這裡我們不得不贊美兒童了。因為兒童大都是最富于同情的。且其同情不但及于人類,又自然地及于貓犬、花草、鳥蝶、魚蟲、玩具等一切事物,他們認真地對貓犬說話,認真地和花接吻,認真地和人像(即娃娃)玩耍,其心比藝術家的心真切而自然得多!他們往往能注意大人們所不能注意的事,發現大人們所不能發見的點。所以兒童的本質是藝術的。”豐子恺由衷贊歎。

豐子恺看到,在兒童的世界裡,房子的屋頂可以拆去,以便看飛機;眠床裡可以長出花草,飛出蝴蝶,以便遊玩;凳子的腳可以穿上鞋子;房間裡可以築鐵路和火車站;親兄妹可以做新官人和新娘子;天上的月亮可以讓它下來……這種靈氣不帶一絲成人世界的虛僞和世故。

豐子恺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真心地疼愛孩子:他們笑了,我覺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們哭了,我覺得比我自己哭更悲傷;他們吃東西,我覺得比我自己吃更美味;他們跌一跤,我覺得比我自己跌一跤更痛……”

豐子恺的文章曾受到日本研究者吉川幸次郎和谷崎潤一郎的好評。1946年豐子恺回應說:“我不但如谷崎君所說的‘歡喜孩子’,并且自己本身亦是個孩子。”他慨歎:“在中國,我覺得孩子太少了。成人們大都熱衷于名利,萦心于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沒有細嚼人生滋味的餘暇與餘力。孩子們呢,都被競賽考試分數……弄得像機器人一樣,失卻了孩子原有的真率與趣味,長此以往中國恐将全是大人而沒有孩子,連嬰孩也都是世故深通的老人了。”這些話在今天依然擲地有聲。

人生三境界

1937年,抗戰爆發後,豐子恺帶着一家老小逃向西南内陸。從家鄉出發,經過浙江桐廬,江西萍鄉,湖南長沙,廣西桂林、宜山、思恩,再到貴州都勻、遵義,最後到達重慶,逃亡長達8年。

有一次,豐子恺問兒子瞻瞻最喜歡什麼事,瞻瞻答“逃難”—“就是爸爸、媽媽、寶姊姊、軟軟……娘姨,大家坐汽車,去看大輪船”。這讓豐子恺不由得感歎道:“他能撤去世間事物的因果關系的網,看見事物的本身的真相。我在世智塵勞的實生活中,也應該懂得這撤網的方法,暫時看看事物本身的真相。唉,我要向他學習!”

作家劉以鬯曾在《憶豐子恺》一文中,回憶抗戰時期到重慶郊外拜訪豐子恺的情景:“走進那幢塗着白色粘土的屋子,我見到幾個孩子與一個老頭子。孩子們在忙碌地搓濕泥,老頭子則用刀子将搓成的泥土切成許多小方塊……”原來,豐子恺正和孩子們在做麻将牌。豐子恺解釋道:“戰時物資缺乏,目前必需品尚且難找,何況麻将牌。幾個孩子喜歡玩麻将,隻好自己動手做。”

豐子恺繪畫作品逃難時一家老小三代人的花費,都靠豐子恺。沒錢了豐子恺就一張張畫出來,畫賣出去接着逃難。實在沒有錢了,孩子們将曆年的壓歲錢全部拿出來“資助”,全家才能繼續逃亡。

豐一吟回憶,逃難中父親常常帶着他們苦中作樂。父親教他們背誦《古文觀止》、古詩詞,閱讀意大利作家亞米契斯的作品《愛的教育》。每周六晚上,豐子恺都要召開一次家庭學習會。每次買5元的糕點果品給孩子們吃,他一邊吃一邊講故事,這會定名為“五元會”。在石門話裡,“五元”和“和諧”讀音近似,所以又叫“和諧會”。後來物價漲了,他就買10元的東西,石門話“10元”與“慈賢”音近,學習會就改名為“慈賢會”。

這的确是苦中作樂。“逃難的艱辛,是我們小孩子難以理解的。父親的胡須逃出來時是全黑的,到了萍鄉就已白了三分。”豐一吟感慨。

1945年,豐子恺全家終于回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返鄉憑吊緣緣堂,然而緣緣堂卻早已毀于日寇的炮火。1947年豐子恺定居杭州,1960年擔任上海中國畫院院長。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他遭到批鬥和迫害。1975年9月15日因癌症逝世,享年76歲。1978年6月5日得到平反。

即便在最困難的人生處境中,豐子恺仍然堅持秘密作畫,“心若大了,事情就小了”。

澳大利亞漢學家、《藝術的逃難—豐子恺傳》作者白傑明認為,在那個大時代中,豐子恺難以歸類:他同情勞苦大衆,并得到很多知識分子的認同;他是虔誠的佛教徒,是自然和兒童的近距離觀察者;他的藝術看似溫和,卻常常傳遞着強烈的信息。

“父親對人生境界的比喻,就像三層樓。一層是物質生活,二層是精神生活,三層是靈魂生活。懶得或無力走樓梯的,就住第一層,能把生活過好,錦衣玉食就滿足了。其次,高興或有力走樓梯的,就爬上二層樓去玩玩,或者久居在裡頭,這就是專心學術文藝的人。這樣的人,即所謂的‘知識分子’‘藝術家’。還有一種人,對二層樓還不滿足,就再走樓梯,爬上第三層樓,走向靈魂生活,這就是宗教了。”豐一吟說。

豐子恺留給豐一吟的唯一一幅畫,是12歲那年給她畫的一張像。一個齊耳短發的小姑娘正在寫字,留白處題有陶淵明的一句詩,“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豐子恺繪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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