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曆史系教授羅新2016年4月，53歲的北京大學曆史系教授羅新做了一件他惦記了15年的事—從大都走到上都。他從北京健德門啟程，沿着古代辇路北行，用了15天的時間，一步一步用腳丈量了450公裡的山川河流，抵達上都—内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
這是元代皇帝如候鳥一般春去秋回的線路。忽必烈稱汗後建立兩都制，以燕京（今北京）為大都，以開平為上都，連接兩都之間的道路共有四條，其中專為皇帝南北巡幸所開辟的道路為辇路。
羅新将這段經曆記錄在新書《大都到上都》裡。這既是一次徒步，也是一場關于曆史、關于當下、關于自我的深刻探尋。
用行走丈量中國
據記載，當年這條連接兩都、專為皇帝開辟的辇路兩側，水草豐美，山川秀麗，沿途城堡墩台彰顯着邊塞的威儀，往來商旅不絕。這裡是山川的終點，草原的起點，是自古以來從蒙古高原進入華北平原的交通要道。這條路是溝通長城内外、連接草原文明與農耕文化的曆史走廊，具有重要的曆史價值與文化價值。
由于史料不足以反映路線細節，所以史學界對辇路的認識有頗多争議，至今仍有模糊不清之處。15年前，羅新在讀書時就對這條路有很大的興趣。他當時就萌生了一個念頭：為什麼不自己走一趟呢？
15年後，2016年4月某天夜裡，羅新在五道口寓所，耳畔轟響着前往八達嶺方向的列車，他盯着書架上那些讀過或計劃讀的旅行書，忽然想：為什麼不是今年呢？
這不僅僅是因為一個15年前的夢想。
“我，作為一個以研究中國曆史為職業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國嗎？我了解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這個社會嗎？我所研究的那個遙遠迷蒙的中國，和眼下的中國究竟有什麼樣的關聯呢？”羅新在書中說。
作為知名的北大教授，羅新的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中古史和中國古代邊疆民族史，其代表作有《中古北族名号研究》《黑氈上的北魏皇帝》等。
羅新曾在哈佛大學、印第安納大學、土耳其中東技術大學和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訪問研究，并喜歡在國内外講學之餘長期進行徒步考察，曾徒步于太平洋屋脊步道，體會夜晚野外冷風呼嘯；也曾在翻越東天山的12條達坂時遭遇暴風雪、命懸一線。
“行萬裡路”的背後，是“讀萬卷書”和各種思考。羅新很喜歡美國作家約翰斯坦貝克的《同查理一起旅行—尋找美國》。該書卷首語裡說：每一次旅行，每一次遠征，每一次探險，都自成一體，迥然不同于其他旅程，各有自己的人格、氣質、個性和獨一性……不是我們成就了旅行，而是旅行成就了我們。
有人好奇，羅新又不是蒙元專家，為何要選擇這條路線。羅新說，他是研究北方民族史的，所以特别關注長城地帶。對他來說，長城地帶是觀察中國北方問題的一個重要窗口。這次徒步15天裡，他差不多一大半時間都是在中間将近300公裡寬的長城地帶行走。
因為特别關注長城地帶，所以羅新特别關心明代的史學家、文學家們，他們到底對長城地帶怎麼寫。他查來查去，發現明代真正關于長城留下大量作品的沒有幾個人。其中有徐文長，他就買了徐文長的集子，仔細地讀完，在裡面慢慢發現一些有趣的話題，這些發現也被他記錄在書中。内蒙古錫林郭勒盟：元上都遺址
一路所見所聞，被羅新記錄在書中旅遊和旅行的區别
羅新這次徒步，經龍虎台，過居庸關，行黑谷，越沙嶺，背着行囊，穿行在烈日、暴雨、塵土飛揚中，穿越北京、河北的重疊山谷，進入内蒙古草原，一步一步丈量完從健德門到明德門的路途。
路程過半之後，羅新隻在每天早晨的兩三個小時裡會感覺到輕松并享受行走的快樂，之後就是一種麻木的疲勞感。但他對這種狀态并不排斥，相反，享受裡裡外外的那種安甯。他想起了比爾布萊森的《林中行紀》所說的：生活獲得了一種純淨的樸素。
450公裡的路程，開車三四個小時即可到達，換作高鐵或者飛機更快。羅新用了15天，元人要花更長的時間。
“他們不像我們這樣一日不歇，急着走完全程，跟完成科研項目一樣。他們人生的相當一部分都在路上。或許正是慢速移動使他們得以更多地同時浸潤在自然和社會中，與時代、與大地建立起更豐富、更深刻、更富意義的關聯。”羅新說。
羅新喜歡徒步，在他看來，旅行與旅遊是有區别的。作為學院派知識分子，羅新一直在警惕自己與中國當下現實的隔膜。“盡管我們總在‘研究’中國，但早已習慣了遠離山野，遠離街巷，遠離建築工地，遠離滿身髒污的勞作人群。我們隻是在圖書館、在書頁和數字裡研究所謂的中國和中國社會。”
在新書交流會上，現場讀者提問，交通如此發達的今天，為什麼非要選擇徒步這種最艱苦的方式呢？“後工業時代，當時間和空間被壓縮得幾乎不值得測量時，徒步是對主流的抵抗。”羅新說。
一年來常有人問羅新，走了這麼一趟有什麼收獲？你對辇路路線有哪些新發現？他很誠實地回答—沒有獲得任何可以算作科研成果的新發現。但他絲毫不覺得這一趟白走了。說到底，他本來就是“為走而走”，走出象牙塔，走出論文體。他想用行走來感受中國的現實，并探究一種新的寫作形式。人在旅途曆史無非是過去的現實，現實的細節就散落在路上。有時，那些瑣碎的細節比繁瑣的考據更令人回味悠長。
羅新徒步前有朋友問，人家君臣不是坐車就是騎馬，哪有你這麼靠兩隻腳的？的确如此。除了最低等級的役使人員，那時往返兩都者大多數都是乘車騎馬，而羅新平均每天得走30公裡左右。
羅新也考慮過路上雇頭驢，免得背包太沉。他向一個來自北京延慶的出租車司機咨詢雇馬的可能性，他說，現在的牲口哪能走那麼遠啊。
徒步中，羅新在一些村子停留、買水或問路時，吃驚地發現許多人都說他們不是本地人，都來自外地，租住此處才幾年時間。他想起去年夏天在湖北老家農村徒步時，也遇到類似的情形。那些坐在古鎮老房檐下乘涼的人，對他打聽的本地往事一無所知，因為他們也是近年才搬來的。
“當代中國急劇的人口流動并不隻是發生在城市，偏遠的鄉村亦不例外。”羅新說。
一路上，他遇到很多人：特意陪他走了很遠一段路才趕回去接孫子的中年男人，疾速行進卻不顯得勞累的戶外愛好者、中途加入他行程的成功人士友人、長城腳下開客棧的人、頭戴花冠的婦女……種種細節和片段都在共同構成這段旅程，構成一個當下的狀況。
内外兩種人生的對話
一路上，過去50年的人生片段在羅新腦海零星閃爍：年少時不為人知的暗戀，大學時半途而廢的遠足，年輕時對打牌的迷戀，風華正茂的女學生突然離世，淺淡之交故人的神奇失蹤……人生的五味雜陳，羅新都一一忠實記錄。
羅新認同旅行作家堂·喬治說的，“每次旅行都是朝聖”。
“并非某個神聖的目的地決定旅行的朝聖性質，賦予旅行以朝聖性質的是旅行者自己在旅行中的行為和思想。旅行使我們更深地走向自己的内在，同時也把自己開放給世界的外在，真正的旅程是我們内外兩種人生持續展開的對話和交互作用。”羅新說。
羅新覺得，走路時進入的那種沉思狀态，那分分秒秒和無意識的一步一步，帶給人極大的愉悅、頭腦的清醒，與心情的平靜。走在深山荒草間，人的視覺、觸覺、味覺、聽覺與大自然真真切切地發生聯系，讓我們更深地走向自己的内在。行走的意義，也許就在于行走本身。
北大曆史系教授陸揚稱羅新記述的旅行是一本偉大的遊記。“讀完我有兩點感受：第一，我們的世界離遊牧的世界并不是那麼遙遠；第二，這本書随時有一種曆史學家的距離感。”
陸揚特别贊賞羅新筆下的分寸感，不直接告訴結論，而是讓給讀者自己去判斷，同時不遷就讀者。“現在的書，出版也好，書寫也好，太多遷就讀者的。他這裡完全沒有，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來書寫。這個也讓我覺得題材在這裡獲得很強的生命力。”
羅新認為，關于大家怎麼讀曆史，我們過去的曆史教育裡面太過于強調所謂的真實、真相，變成了一種“我告訴你真相，你把真相記住”。這是中學曆史教育的特點，而曆史沒有标準答案。
羅新說，通常我們相信，未來是開放的、流動的、不确定的；同時我們過去是已經發生的，因為是确定的、唯一的、不可更改的。“然而當我們試圖重建過去的真相時，所有的經驗都告訴我們，真相的确定性和唯一性幾乎是無法實現的，也許這就是曆史和曆史學之間的巨大鴻溝。”
知名學者、中央民族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副教授蒙曼說，“跟着羅老師旅行，山川都是帶字幕的”，不僅僅看到自然的山川，還看到山川背後的曆史、文化，包括羅新因此生發的人文關懷。
徒步最後一天，下午4點，羅新到達明德門前，走過木闆鋪設的門道，進入上都城。站在密布着芨芨草和荨麻的南城牆上，他極目南望。
“草場以南，是綠草覆蓋的、線條柔順的低矮山丘。山丘之南，是看不真切的、黛色的遠山。我知道，遠山之南，是燕山山脈的無數溝谷與山脊，再往南就是華北平原北段的北京。我15天來走過的路，就在這看得見看不見的山野間。河山萬裡當前，我心裡隻有感激，生也何幸。”羅新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