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格勒（左二）訪問英國劍橋大學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批藏族碩士研究生、新中國培養的第一個人類學博士和藏族博士，家鄉的父老鄉親甚至以此認為我是“整個民族的驕傲”。但是說實話，我長期為此忐忑不安，因為我個人覺得自己并沒有什麼特别的本事和能力，要說有什麼特殊的地方，那就是趕上了一個好的時代，這就是改革開放的時代。
趕上了一個好的時代
我出生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縣。一位記者曾這樣描述我：“格勒從一個‘約布約姆’之子成長為專門從事藏學研究的學者，他走過了一條漫長而曲折的道路。藏區的一草一木都和他息息相關，那是他生命的源泉和意義所在，在那裡所經曆的一切歡樂和痛苦，都能直達他心中最隐蔽的角落”。
這裡的藏語“約布約姆”是男仆女仆之意，那是1956年民主改革前我們一家人的真實身份。那時我們家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隻好終生為奴。我從很小時就開始跟着姐姐上山為領主放牧，拾牛糞當柴火，早出晚歸。那時，媽媽希望我當喇嘛，因為那時隻有當喇嘛才能有出息。
1956年，我的家鄉開始民主改革，領主的财産被沒收後分給窮人。我們家分到了一套有玻璃窗的新房子、幾畝地和幾頭牛。人民政府在家鄉辦起了西藏解放後的第一所小學，盡管當時寺廟仍以很強的感召力與之對壘，盡管當時叛匪的謠言在蠱惑人心，可隻求兒子将來要出息的母親還是拉着我的手走上三四公裡路，第一個到政府辦的小學給我報了名，媽媽希望我當教師。在以後的求學生涯中，每次遇到挫折和困難時，我都會想起幼年時解放軍給自己的影響和對我家的幫助，想起民主改革後母親第一次在自家土地上耕耘時喜溢眉梢的表情。
真正改變我命運的是改革開放之後。記得1977年全國恢複高考制度，我立即報名，第二年春天考上了西南民族學院，成為文革後第一批入校的中文系本科生。第一個學期剛結束，又得知全國重啟招收研究生的消息，在老師和朋友的鼓勵下，我報考了中國社科院民族所民族史專業。1978年，我又成為了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批藏族碩士研究生，離開藍天白雲下的“世界屋脊”，來到首都北京，在“科學春天”的自由氛圍中，步入夢寐以求的學術殿堂。1962年格勒與二姐和姐夫在甘孜照相館的合影
1980年格勒與碩士導師李友義教授在拉薩考察1983年到1986年，我在中山大學完成了人類學博士學位的學習。這段學習經曆對我後來的事業發展影響深遠。3年嚴格的科學訓練，為我奠定了紮實的學術素養。
除了趕上了一個好的時代，我也有幸進入了兩個好的學府，這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和中山大學，并遇到了兩個好的漢族導師，這就是李有義和梁钊韬教授。
作為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正是攻讀學位期間的系統學習，使我從一個來自“世界屋脊”的懵懵懂懂、愣頭愣腦的放牛娃，變成了一個“做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1991年1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當江澤民總書記親自把國家教委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授予的“做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榮譽稱号和榮譽證書頒發給我，在接過我敬獻上的哈達時，他對我說：“你是藏族，是學人類學的”。是的，我是藏族，而且是一個出生于農奴家庭的藏族後代，沒有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改革，我最多是一個會念經的小喇嘛，能吃飽肚子就不錯了，更不可能有什麼第一個藏族博士的榮譽和光環，更不可能成為一個“為發展我國社會科學事業做出突出貢獻”而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表彰證書和政府特殊津貼的學者。
見證西藏的變化
四十年來，我西行西藏阿裡，北上藏北草原，南下被稱為“藏族起源的搖籃”的山南地區，東行昌都及雲南、青海、甘肅諸省的藏族自治州，幾乎走遍了整個藏區的城鎮鄉村。我曾為破解象雄之謎、古格之謎、神山神湖之謎而興奮過；也為透過青藏高原神秘訊息，力圖觸及人類心靈、觸摸文明軌迹、透析生命意義、關注人類終極問題而苦苦思索過；也為傳統與現代邊緣的藏族文化夙夜興歎過。
不過，最令我感到暢快淋漓搞研究的還是我先後主持和承擔多項涉及藏區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國家級重點項目，如“中國藏族地區的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研究”、“西藏百戶家庭調查”，以及《挑戰與機遇：加快西藏及其他藏區現代化建設步伐研究》、《西藏和四省藏區文化保護與現代化戰略研究》等。
四十年來，我調查研究關注的焦點之一就是西藏解放後，特别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承載着悠久曆史文化傳統的西藏農牧民的變化。根據我們對西藏城區、農區和牧區三種不同類型地區1000多戶家庭的實地調查，結果顯示自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西藏農村牧區和城市社會發生的變遷，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改革開放以後，農村牧區實行了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土地和牲畜的使用權、所有權由集體轉到了個體農牧民手中，使他們有了與各自利益直接挂鈎的生産經營自主權和主動權，促進了生産力的發展，增加了農牧民的收入，人民生活得到明顯改善。
改革開放以後，西藏農牧區由封閉單一型的自給自足經濟逐漸向開放多樣型商品經濟形式轉變。在市場經濟調動下，農牧民不再僅僅從事農牧業，而開始利用開放的市場和便利的交通，從事工業、建築業、運輸業、商業、飲食業等多種經營。
随着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條件的改善，無論是城市居民，還是農牧民，他們的生活正在由溫飽型向消費型轉變，而且消費結構也在向技術性、教育性、旅遊性和娛樂性傾斜。問卷統計結果顯示，各種高檔耐用消費品，如電視機、洗衣機、錄像機、汽車、摩托車、手機、照相機、電冰箱、微波爐等都是改革開放後逐步進入藏區家庭，并逐漸由城鎮傳播到農村牧區。
改革開放後，宗教信仰政策得到落實，群衆朝佛、轉經、敬神等正常的宗教活動受到國家政策和法律的保護及社會的尊重，西藏人民恢複了享有最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調查結果顯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西藏人民知曉程度最高政策之一，并且普遍認為這項政策“很好”。在傳統西藏社會，年輕男人入寺為僧是最好的出路之一。改革開放後，60%以上父母希望子女成為幹部和醫生。這并不意味着他們不信仰佛教，隻是他們就業觀念發生了明顯改變。
在居住方面，農牧民和城市居民的基本居住需求已得到滿足，人均住房面積比民主改革前多了2.6倍。現在人們普遍追求的是舊房改造為新房，平房改為樓房，而且許多新房裝飾華麗程度超過了解放前貴族的莊園。
在飲食方面，無論在牧區，還是城市，都由吃飽向吃好轉變，并且飲食結構向多樣化方向發展。主食(如糌粑)、原糧、粗糧等的需求雖仍很大，但已呈下降趨勢，這都是飲食水平逐步提高的印證。
在穿着方面，西藏農牧民和城市居民對穿着的要求不再僅滿足于保暖，而是追求式樣新穎，色調協調，對中高檔服飾的需求也在逐步上升。如在江孜班村，獐皮鑲邊羊裘屬于中檔消費品，拉薩城中穿漢裝和西裝的人越來越多。
在政治生活方面，改革開放後，西藏基層實行民主選舉，成為普通基層藏族群衆參與政治管理的重要途徑。新的行政管理組織成員的選拔以其才能和社會成就為主要依據，取代了過去部落式，或家族式選舉方式。
向世界介紹真實的西藏
作為一名人類學學者，我經常會收到一些國外高校學術交流的邀請，對我而言，這就是向世界介紹一個真實西藏的絕好機會。
1989年，我在美國太平洋路德大學面對80多美國學者的學術演講的題目就是“西藏是‘香格裡拉’，還是農奴制？”。在美國加州大學，我對着台下60多名美國學生，給他們講中國是56個民族的大家庭、講什麼是馬克思的民族理論、講什麼是民族區域自治和民族團結……通過這樣一種非官方的、民間的文化交流形式，美國年輕人了解到了中國少數民族的現實，當然其中也包括西藏的現實。
改革開放四十年，我走遍了半個世界，發現西方國家學者有一個明顯的矛盾心理：他們理所當然地生活在現代的社會裡，而一旦讨論西藏的現代化就會引起不斷争議和指責。對于許多西方人而言，西藏是一個充滿異國情調的神話，尤其是1933年《消失的地平線》出版後“尋找香格裡拉”的熱潮風靡世界，他們把西藏虛構成人類夢寐以求的精神家園和靈魂皈依之地。
作為一名中國藏族學者，我的物質夢想是西藏實現經濟現代化，精神夢想是藏族同中華民族各族同胞一起走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
如今，我已進入古稀之年，但令我感到高興的是，我還繼續從事着教學和科研，為培養藏學和人類學人才而貢獻餘熱，為西藏發展，為國家領土主權和民族團結做點事情—這是印在我骨子裡的人生理想。
格勒，1950年生，曾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幹事、研究員，現為任中央民族大學、西南民族大學民族學和藏學博士生導師
2016年格勒在母校大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