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當今複雜的國際形勢以及2016年美國大選之後或可能變得更加嚴峻的周邊安全形勢，首先中國自己在實現國家目标的道路上要走得更穩，同時在面對美國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之際，特别要注意穩住日本，促使其少添亂，防止其幹擾甚至再次打斷我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
馮昭奎／文從
戰略高度審視中日間不斷發生的具體問題時，既要立足于原則立場一一加以應對，同時也要把中日關系乃至中日美關系看作一個大系統，深入思考中日關系乃至中日美關系這個系統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扭曲和紊亂。正如一位罹患胃炎的患者，多年服用胃藥總不見好，後經一位高明大夫診斷，被告知胃病雖發生在胃，但其實是身體系統出了問題。病因主要在于系統問題，藥物卻僅僅作用于系統的一個部位，因此完全靠吃胃藥既不能糾正系統紊亂，也無法治好胃病。根據大夫診斷，是長期睡眠不好才導緻患者整個身體系統發生了紊亂。在大夫建議下，患者在服用胃藥時，想方設法解決睡眠問題，結果慢性胃炎也随之治愈了。
筆者以為，在一一應對中日關系中所發生的具體問題時，是否也需要着眼于世界大局，思考中日關系乃至中日美關系發生了什麼樣的系統扭曲和紊亂；是否也需要改變習慣性的行動模式，探讨立足于“系統問題一定要在系統層面上加以解決”的觀點，探索能夠應對中日關系乃至中日美關系的“系統扭曲和紊亂”的外交創新呢？
中日美關系的系統扭曲與紊亂
那麼，當今中日乃至中日美關系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系統扭曲和紊亂”呢？根據西方國際政治理論，世界體系需要一個領導者，世界領導者脫穎于全球性戰争，海權是世界領導者的必備條件。自15世紀以來，世界體系中反複出現過三種主要角色：領導者、挑戰者、支持者國家群。在此，可以暫且将領導者稱之為A，将挑戰者稱之為B，将支持者國家群稱之為C。所謂的曆史性規律就是，B挑戰A，A和B兩敗俱傷，其結果是最終取代領導者A（或雖未能取代領導者但也獲利頗豐和借機崛起）的并非挑戰者B，而是支持者國家群C當中的領頭羊。
這一曆史性規律為大家所熟知。那麼，它與當今中日關系究竟存在什麼聯系？這需要回顧中日複交以來大國關系的曆史演進。20世紀70—90年代初，大國關系的系統脈絡比較清楚：美國是領導者，蘇聯是挑戰者，日、英等西方國家構成支持者國家群，中國為了集中力量應對蘇聯的威脅，推行“一條線”外交戰略，實際上也同日本等美國的“支持者國家群”站到了一條戰線上，形成了美國是A、蘇聯是B、中國加入C行列的、比較清晰的大國關系形态。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蘇聯解體大大削弱了自身實力，導緻B不再具有挑戰A的力量。而随着自身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國逐漸取代蘇聯被美國視為挑戰者，即中國被動地成了挑戰者B。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中國并無意取代蘇聯成為對領導者A的新挑戰者。不過，由于2001年發生了“9·11”恐怖襲擊事件以後，美國相繼發動阿富汗戰争和伊拉克戰争，将其戰略重點轉向中東，緻使中國被視為挑戰者的時間推遲了。直到十年後，恰逢中國GDP超過日本的2010年，一個取代“舊ABC三角”的“新ABC三角”日益明确成形，這就是美國是A，中國是B，日本及美國的其他西方盟國乃至少數東南亞國家是C。
顯然，這種國際關系形态存在嚴重的系統扭曲和紊亂。因為中國堅持和平崛起，并沒有挑戰美國霸權的意圖，中國無意成為新的挑戰者B。然而，在美國看來，不管中國有無挑戰它的意圖，隻要有挑戰它的能力，就要把中國定格在B的位置。即便中國在南海擴建島嶼這樣的正當行為，也被美國視為對其霸權戰略的底線——海洋霸權的“挑戰”。因此，在中、美和包括日本在内的對美支持者國家群之間形成的“新ABC三角”，就成了一個扭曲和紊亂的系統。因為中國是被動地被視為挑戰者B的。
在這個新的ABC三角中，日本墨守數百年大國興衰的曆史教條主義，認為世界上存在着領導者、挑戰者和支持者國家群這樣的三角關系，挑戰者最吃虧，支持者最得利。通過吸取這種“曆史經驗”，日本積極充當對現今世界“領導者”即美國的“支持者”角色，與美國一起遏制被視作“挑戰者”的中國的崛起。
在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發生解體、東歐國家發生劇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到重大挫折的國際背景下，日本國内政治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信奉民主社會主義、反對日美安全保障體制、長期推動中日友好的社會黨越來越失去支持者并在選舉中連連敗北，其在政黨政治中的版圖不斷萎縮，改名為“社會民主黨”後，現已成為日本國會中最小政黨之一。而保守右傾的自民黨經過一個時期的分崩離析後又重整旗鼓，再度成為日本國會中的最大政黨。這表明國際關系的系統性變化也導緻了日本國内政治的系統性變化：左降右升，左右失衡，政治右傾化日趨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