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正處于一場深刻的革命之中：面對國際格局的巨大變革，發達國家正在加速形成一個對内開放、對外封閉的“大西方”，制定和推廣新的國際規則，以期最大限度地利用對自身更為有利的、非中性的國際規則來約束或限制競争對手。這一情形被稱之為“再全球化浪潮正在湧來”。正是在這一點上，特朗普政府與歐洲并無根本性的分歧，它們都是“大西方”的支持者和推動者，這是中國所面臨的真正挑戰。
特朗普在競選期間以及當選總統後一系列針對北約及歐盟的不友好言辭，引發了跨大西洋兩岸的緊張關系。2017年5月特朗普首次出訪歐洲，出席北約峰會和七國首腦峰會，期間在防務、貿易、氣候等議題上對歐洲頻頻發難，德國總理默克爾在随後的一次演講中直言不諱地說：“那個完全可以信賴其他夥伴的時代已經部分地成為過去，我們歐洲人必須将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由此，歐美同盟的穩固性受到國際輿論的普遍質疑，認為跨大西洋關系出現裂痕。分析歐美同盟穩固與否，不能僅從“挑釁性”的言辭出發，更要看“争吵”是否動搖了雙方的戰略共識和合作機制。本文認為，特朗普在言辭上對歐洲的“敲打”，實際上是在延續奧巴馬政府時期就已啟動的歐美關系“再平衡”。當前歐美“沖突”的實質是雙方在防務、貿易、氣候等諸多領域重新調整相互間的權利、責任和利益，而非“分裂”。“再平衡”後的歐美關系會變得更加穩固，“大西方”會在其共同推動下進一步形成，這對中國是一個真實的挑戰。
北約框架下歐美軍事同盟沒有弱化
特朗普帶給歐美關系的最大沖擊莫過于其安全防務政策。特朗普競選時稱北約已經“過時”，并且威脅歐洲國家，如果不增加軍費開支，美國将放棄對歐洲的安全承諾。特朗普這一咄咄逼人的表态确實挑戰了歐美關系的底線，但其真實目的是要讓歐洲在世界安全事務中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增加軍費和各種資源的投入，為北約的全球行動做出更大貢獻，加速在北約框架内實現美歐力量的“再平衡”，減輕美國的責任和負擔，[1]而非弱化、甚至放棄歐美軍事同盟。這與奧巴馬的北約政策是一緻的，隻不過特朗普不像奧巴馬那麼“溫文爾雅”，而是用更加“蠻橫”的威脅性語言和“步步緊逼”的高壓态勢來敦促歐洲履行防務義務。
在歐美關系史上，以放棄對歐洲國家的安全承諾為威脅，迫使歐洲國家讓步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是第一個。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美國由于越南戰争出現巨額财政赤字和貿易逆差，各國普遍對美元信心不足，法國更是帶頭用美元儲備向美國兌換黃金，引發了市場對美元的抛售浪潮。當時德國是最大的美元外彙儲備國。對美國而言，說服德國繼續持有美元不抛售，對穩定美元尤其關鍵。美國要求德國書面承諾不将所持的美元兌換黃金，但德國隻想口頭約定，時任美國總統約翰遜以從德國撤軍相威脅。在冷戰背景下，對處于東西方對抗橋頭堡位置的德國而言，蘇聯軍隊跨過邊境長驅直入并非一種低概率事件，而是現實的危險，從國家安全考慮，德國隻能遵從美國的要求。1967年3月30日，時任德國聯邦銀行行長布萊辛寫信給美聯儲主席馬丁,承諾德國不會把所持美元儲備兌換成黃金。
從曆史經驗看，美國過去對歐洲的這種“放棄安全承諾的威脅”，并沒有實質性地損害歐美軍事同盟關系，這主要源于雙方安全利益的高度融合，“特朗普沖擊”未必就能改變曆史。更為重要的是，歐洲對于美國要求的防務“再平衡”，也是認同的。因為歐洲人也很清楚，美國對北約防務開支的貢獻比例長期地維持在70%左右的水平不可持續，特别是烏克蘭危機讓歐洲人切實地感受到了地緣政治風險的存在，意識到了加強美歐軍事同盟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在2014年舉行的威爾士北約峰會上，歐洲國家第一次承諾将遵守軍費開支不低于國内生産總值的2%，保證軍費中裝備和研發開支不低于20%的義務。威爾士峰會标志着歐洲國家開始改變長期以來在安全領域“搭便車”的策略，形成了重整軍備的戰略共識。歐盟在2016年6月發布的《全球戰略》文件中，一改之前對自身“軟實力”的自信和推崇，認為在當前充滿對抗性的世界中要提升“硬實力”，就需要增加安全與防務領域的可信度，為自己的安全承擔更多責任。在《全球戰略》文件中，歐盟再次确認了威爾士北約峰會的共識，要求各成員國将足夠的經費投入到防務中，并且認為更可信的歐洲防務是與美國建立健康的跨大西洋關系的基本前提。與美國更加平衡地分擔防務負擔，已經成為歐洲國家的共識。作為當前歐盟事實上的“盟主”，德國在2016年7月發布的《2016年安全政策與聯邦國防軍未來白皮書》中也表示，在北約框架内，歐洲承擔共同防務中的比例越大，跨大西洋安全夥伴關系就會越緊密越有成效。可以看出，由于地緣安全形勢的惡化，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前，歐洲已經決定要更多地分擔美國的防務支出，并且要進一步加強跨大西洋的軍事同盟。
特朗普對歐洲發出的誇張性“安全威脅”，更多的是對既有共識的“另類”強調，僅僅停留在外交辭令層面，沒有成為實際的行動，北約框架下的歐美軍事同盟沒有弱化。歐洲不滿的是特朗普要求歐美防務“再平衡”的“粗暴”方式，而非“再平衡”本身，歐洲對歐美軍事同盟仍然是有信心的。2017年6月1日，法國新任國防部長古拉爾出訪德國。她和德國國防部長馮德萊恩會面之後均表示，法德兩國毫不懷疑美國在北約問題上采取的團結精神。古拉爾認為，特朗普到訪布魯塞爾本身就釋放出他對北約的興趣并沒有減弱的信息，并且表示“毫不懷疑美國人民和領導人會忠實于協防條款”。德法兩國的國防部長也再次确認了歐洲加大防務支持的必要性，認為歐洲為維護自身利益，防衛必須得到加強。馮德萊恩還特别強調“這将需要很大的開銷，但這些開銷是有必要的”。
2017年5月25日，北約峰會在布魯塞爾舉行，主要讨論打擊恐怖主義和成員國責任分擔兩大議題。圖為當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美國總統特朗普（前右）和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在峰會上交談。歐美貿易政策的共識大于分歧
特朗普是商人出身，顯然更加明白國際貿易的重要性。他反對的不是自由貿易本身，而是美國沒有得到“足夠收益份額”的自由貿易。用特朗普的話說就是，“我們沒有得到公平對待”。所以，特朗普貿易政策的核心是所謂“公平貿易”，其具體内涵大緻是“公平貿易”就是要為美國企業打開海外市場。通過談判或者施壓的方式要求貿易夥伴更多地向美國開放市場，遵守對美國有利的國際經濟規則，甚至要重新設定能夠确保美國得到“足夠收益份額”的國際規則。具體而言，就是要改變之前具有“照顧”性質的對貿易夥伴單向市場開放的做法，代之以要求貿易夥伴按照對等原則雙向開放，确保美國企業能夠自由進入任何國家的市場。為實現這一政策目标，特朗普不惜揮動關稅、制裁等大棒，為了更有效地制定有利于美國商業利益的規則，不再拘泥于多邊貿易談判，而是改為使用雙邊的方式。特朗普的“公平貿易”政策并不新鮮，歐洲人在這方面至少領先了十年，并且對“公平貿易”内涵的闡釋更加明确、系統化，在政策工具的使用上也更加細膩、成熟。2006年10月4日，歐盟委員會公布了題為《全球的歐洲:參與世界競争對歐盟增長和就業戰略的貢獻》的新貿易政策文件，确立了為歐洲企業打開海外新市場和确保公平競争的貿易戰略。從2007年開始，歐盟官員在各種場合不斷強調“我們必須時刻堅持公平貿易”，包括結束出口産業的不公平的國家幹預、堅持世界貿易組織關于市場準入的承諾和尊重知識産權等訴求，認為“通過反對其他國家不公平的出口補貼來保護歐洲産品是市場開放的題中之意”。歐盟當時的做法與現在特朗普政府一樣，沒有僅僅局限在主流的多邊貿易談判中，而是“使用雙邊和多邊的讨論和協議來達到此目的。當需要之時，求助于貿易保護措施”。
通過對比可以看出，特朗普版的“公平貿易”政策實際上就是歐盟“公平貿易”政策“更具進攻性”的新版，兩者的政策理念和目标指向是一緻的——打開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别是新興經濟體的市場，用國際規則來約束其競争力，從而确保自身的競争優勢。因為歐洲和美國本身就互為重要的貿易夥伴以及投資來源地和目的國，彼此間的貿易壁壘和投資障礙要少很多，要擴大本國企業的海外市場份額，短期内潛力有限，擴大在發展中國家特别是新興經濟體的市場份額，才是其真正的目标。所以，在貿易政策上，美歐是真正的利益共同體。
這就是為什麼特朗普在競選時威脅對歐洲國家采取貿易保護措施，對《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TIP)大加批判，導緻談判擱淺，而現在又主動提出要重啟。2017年4月24日，美國商務部部長威爾伯·羅斯會晤歐盟貿易專員馬爾姆斯特倫，正式讨論如何推進TTIP談判，美歐之間發生貿易戰的幾率大大降低。在貿易議題上，雙方的利益遠大于分歧。2017年5月27日閉幕的G7峰會因為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在會前被普遍認為很難達成貿易政策的共識，但實際上，歐美再次确認了一緻支持“公平貿易”和“開放市場”的原則，會議聯合聲明強調：“我們一緻認同，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貿易是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的關鍵動力，因此我們強調保持市場開放和打擊保護主義的義務。”歐洲實際上對此次峰會在貿易領域取得的成果還是滿意的。德國總理默克爾認為：“七國集團在這次峰會上至少就‘建立在規則基礎上的世界貿易體系’達成了共識，重申支持開放市場、反對保護主義和不公平貿易——這就是對于我們來說重要的成果，因此我認為這是一個進步。”
中國要做好應對“大西方”的準備
特朗普雖然表面上對歐洲保持“不屑”與“敲打”的姿态，但這隻是對歐洲長期以來在同盟關系中“搭便車”的不滿，是以施壓的方式要求歐洲更多地履行作為盟友的責任，投入更多的資源來鞏固歐美同盟，雙方精英階層對維護跨大西洋同盟關系具有高度的共識，分歧在于“以何種方式”和“多大程度”上。跨大西洋同盟近些年在貿易、金融、防務等領域的合作實際上是在不斷加強，這一方面是基于曆史，另一方面也基于現實的需要，即美歐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為應對國際格局變化所采取的戰略調整。根據IMF的數據，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2013年發展中國家GDP占到全球的50.4%，超過發達國家，[2]這是近百年來的第一次，其中的關鍵原因在于中國綜合國力的大幅上升。歐美精英對這一變化敏感異常。
哈佛大學教授、美國前财長勞倫斯·薩默斯很好地描述了這種變化背後的重大意義，他認為：在過去三百年的世界曆史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以及美國與蘇聯之間的冷戰終結是影響力居第三的大事件；伊斯蘭世界與世界其他各國的鬥争、争論和挑戰是影響力居第二的大事件；而以中國為核心的亞洲崛起，其影響力位居第一。工業革命之所以被稱為“革命”是因為在1800年之前的2300年裡，人們的生活水平隻提高了50%，而工業革命第一次讓人們的生活水平在幾十年的時間出現了重大變化。而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持續了30多年，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到十年的時間翻了一番，在幾乎五年的時間裡增長了10%，這種變化發生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土地上，涉及數以十幾億計的民衆，它對全球經濟體系的影響不亞于工業革命和文藝複興，甚至可能超過後兩者，所以薩默斯認為當今這個時代所面臨的重大挑戰是如何管理大國的崛起。[3]所謂“管理大國的崛起”則是發達國家需要一個“再平衡”，以約束和管控中國的崛起對發達國家既得利益格局的沖擊。
這個“再平衡”的關鍵就是積極推動發達國家間更緊密的合作，特别是要鞏固和加強跨大西洋關系，通過權利、責任和利益的重新調整，以歐美為核心打造出一個制度化、機制化的發達國家間政治、經濟和金融集團，同時聯合一些價值觀相似的發展中國家，重建對西方有利的國際經濟政治新規則、新機制。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曾對此有一個深刻的分析，他認為西方的衰落并非就意味着中國可以主導世界，如果美國和歐洲加強團結，就可以塑造出一個更廣大和更具活力的西方。他認為這個“大西方”的地盤将從北美一直延伸到歐洲，然後再進入歐亞大陸擁抱俄羅斯和土耳其，接着跨越地理距離達到亞洲第一個成功實現民主制度的國家日本，然後是韓國。中國可以超越任何一個西方國家，但卻無法超越整個“大西方”。
雖然目前以TPP為代表的區域多邊貿易談判陷入僵局，但美、日、歐、加等發達國家之間的雙邊自貿區協定談判其實早已有條不紊地向前推進，并取得重要成果。比如歐盟與加拿大之間已經完成談判，與日本的談判也有可能在今年完成。發達國家間的這種雙邊貿易協定政治含義非常明顯，卡内基倫理與國際事務委員會資深研究員斯都爾特(DevinT.Stewart)認為，通過經濟活動來設定和推廣自由主義價值觀這一目标，能夠平衡中國的影響力和發展模式。時任歐盟貿易委員德古赫特也非常明确地表示：TTIP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應對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崛起。
相較于試圖重新規範實體經濟運行的TPP和TTIP在各國政策界和學術界所引起的巨大反響和激烈讨論，全球虛拟經濟層面規則的變化則顯得異常低調和悄無聲息，但其正在根本性地改變着國際貨币體系的運行機制和治理平台。2013年10月31日，美聯儲、歐洲央行、瑞士央行、英國央行、加拿大央行和日本央行等全球六大央行同時宣布，它們将把現有的臨時性雙邊流動性互換協議轉換成長期協議。而且，任何當事央行都可在自己司法轄區内以另外五種貨币中的任何一種提供流動性。這意味着，在主要發達經濟體之間，一個長期、多邊、多币、無限的超級儲備貨币網絡已編織成型。發達經濟體央行之間在貨币互換平台上的協同一緻，很有可能替代以國際貨币基金組織為代表的原有治理機制，但是這個全球超級儲備貨币網絡依然将中國排除在外。[4]歐元的誕生具有強烈的政治目的，本質上是歐洲“去美元化”的過程，是要分享美元在全球貨币體系中的霸權地位所帶來的收益，要與美元一争高下。但這個超級儲備貨币網絡的形成，意味着美歐在貨币問題上也達成了諒解，各自保持自己在國際貨币體系中的現有地位，不再謀求向對方的貨币空間進行拓展。
2009年的歐債危機以及随後的烏克蘭危機讓歐洲的精英階層意識到歐洲在變化的世界中是如此脆弱，如此地易于受到傷害，意識到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具有如此強大的競争力。歐洲不再像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時那麼的自信，他們意識到歐洲并不是一支獨立的力量，他們重新把目光投向了大西洋，投向了大西方，試圖通過加強跨大西洋聯盟來保護自身免遭外部世界的風險，鞏固其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的既有地位。2015年2月德國總理默克爾訪問美國時表示：“跨大西洋夥伴關系是高于其他一切（夥伴關系）的夥伴關系，對德國而言是不可放棄的。我相信，我也可以代表歐洲這麼說。”作為當前歐盟事實上的“盟主”，德國領導人的這番表态典型地體現了當前歐洲在對外戰略方面的心态和考量。
當今中國正處于一場深刻的革命之中：面對國際格局的深刻變革，發達國家正在加速形成一個對内開放、對外封閉的“大西方”，制定和推廣新的國際規則，以期最大限度地利用對自身更為有利的、非中性的國際規則來約束或限制競争對手。這一情形被稱之為“再全球化浪潮正在湧來”。[5]正是在這一點上，特朗普政府與歐洲并無根本性的分歧，它們都是“大西方”的支持者和推動者，這是中國所面臨的真正挑戰。
（第一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第二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教學科研秘書，副教授）
（責任編輯：徐海娜）
[1]趙晨，趙紀周：“美歐防務再平衡評析”，載《國際政治研究》，2015年第2期，第86頁。
[2]IMF,WorldEconomicOutlook:RecoveryStrengthens,RemainsUneven,April14,2014,p.159.
[3]勞倫斯·薩默斯：“中國崛起及中美兩國的金融監管”，載《研究參考》，第21号（總106号），2011年7月8日，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第1頁。
[4]李揚：“積極應對六國央行貨币互換升級”，載《中國外彙》，2014年第1期，第16-17頁。[5]張宇燕：“再全球化浪潮正在湧來，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2年第1期卷首語，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