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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大選後政局走向及對歐盟的影響

時間:2024-10-25 10:05:30

内容提要近年來,意大利的政黨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如今反建制政黨和極端政黨正在成為政壇“新主流”,成為左右該國未來對内對外政策走向的關鍵力量。反建制政黨“五星運動”和極端政黨聯盟黨的強勢崛起,既與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意大利經濟長期低迷、社會不平等持續加劇直接相關,也再次暴露了歐盟内部存在的日益尖銳的深層次矛盾。鑒于持疑歐、反歐立場的反建制政黨和極端政黨已漸成政壇主流力量,未來無論哪個政黨主政,意大利與歐盟的關系都難免會更趨緊張。考慮到其經濟與政治分量,意大利與歐盟層面龃龉不斷很可能會成為未來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一大“困擾”。

關鍵詞意大利大選;反建制政黨;極端政黨;歐盟

DOI:10.19422/j.cnki.ddsj.2018.04.010

2018年3月4日,意大利舉行了二戰後第十八屆議會選舉。選舉結果顯示,反建制政黨和極端政黨的得票率合計已超過傳統的中左/中右政黨,上台執政的可能性大增。這一結果出乎國際社會意料,也再次引起外界對歐洲一體化前景的擔憂。

在2017年舉行的法國大選和德國大選結束後,法國的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未能上台執政,德國也艱難地組建起大聯合政府,推進歐洲一體化的“法德軸心”得以延續,歐洲一體化進程再現曙光。随着歐洲經濟形勢整體好轉以及難民危機稍有緩解,反建制政黨和極端政黨的影響力似乎出現“退潮”迹象。另外,在意大利,主流觀點普遍認為,該國2017年通過的新選舉法将成功“阻擊”風頭最盛的反建制政黨“五星運動”,甚至消除了其上台執政的可能性。因此,在投票前,本屆大選并未如2016年12月的憲法改革公投那樣引起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然而,選舉結果卻表明,在意大利,反建制政黨和極端政黨的影響遠遠超出外界預期,這既反映了該國不容樂觀的經濟社會現狀,也進一步暴露出當前歐盟内部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反建制政黨和極端政黨的強勢崛起,直接影響到意大利未來的政局走向,同時也将對歐洲一體化前景造成沖擊。

反建制政黨和極端政黨正在成為政壇“新主流”

根據意大利内政部公布的選舉結果,主要政黨和競選聯盟在衆議院的得票率和席位數如下:中右聯盟獲得37%的選票和260個席位,單獨競選的反建制政黨“五星運動”獲得32.68%的選票和221個席位,中左聯盟獲得22.85%的選票和112個席位。[1]參議院的得票分布與此類似。由于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或競選聯盟獲得議會多數席位,因此各黨派必須結盟才有可能組建起新政府。

進一步觀察選票分布情況,并與2013年大選結果對比,不難發現,過去幾年意大利的政黨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反建制政黨/極端政黨與傳統政黨實力對比的演變頗為引人注目。

首先,表面上看是中右聯盟獲勝,實際上是極右翼政黨強勢崛起并占據上風。在中右聯盟中,貝盧斯科尼領導的中右的意大利力量黨得票率僅為14.01%,極右的聯盟黨和意大利兄弟黨各獲得17.37%和4.35%的選票。尤其是,聯盟黨由“配角”變成“主角”,标志着“中右聯盟”已名不符實,意大利政壇的中右勢力已經沒落。聯盟黨的前身是北方聯盟,成立于1991年,其最初立場是主張北部幾個大區從意大利分離出去,屬于地方性政黨。自2013年由薩爾維尼任黨魁以來,該黨迅速擴大成全國性政黨,立場也由地區分離主義向反全球化、反歐元、反移民等“民粹主義”主張轉變,并且在歐洲議會與諸多右翼民粹政黨(包括法國的國民陣線和荷蘭的自由黨等)結成黨團。過去多年,該黨長期作為貝盧斯科尼的政治“小夥伴”參選或參政。2013年大選時北方聯盟的得票率僅為4.1%,此次大選聯盟黨得票率蹿升至17.4%,翻了兩番,成為中右聯盟第一大黨。

其次,反建制政黨“五星運動”成最大赢家。“五星運動”由喜劇演員格裡洛于2009年創立,其自我定位是不屬于按傳統意識形态劃分的“左派”或“右派”,而是反對一切傳統政黨的反建制派。總體上看,該黨環保主義和擴大福利的主張傾向于左派,而反歐元、反移民的立場又接近極右翼,的确難歸左右。2013年大選時,該黨得票率即高達25.6%,此次大選更是一騎絕塵,獲得了32.7%的選票,相當于民主黨與意大利力量黨得票的總和,成為議會席位數最多的第一大黨。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選舉中支持“五星運動”的選民具有高度多樣性,無論從性别、年齡、學曆、職業,還是所在部門、所在地等方面看,其支持率都在30%以上。尤其是,在參加投票的公共部門雇員中,有高達41.6%的人支持“五星運動”;在首次參加投票的新選民中,投票給“五星運動”的比例為26%,而投票給民主黨和意大利力量黨的比例合計僅為18%。[2]這說明,當前“五星運動”已赢得跨代際和跨階層選民的普遍支持,成為“民心所向”。二戰後以來,隻有20世紀50年代的天主教民主黨和2008年大選時的自由人民黨曾獲得過如此廣泛的民意支持。不難想見,這一選舉結果必然會大大激勵“五星運動”上台執政的願望。

再次,中左翼政黨集體潰敗,執政的民主黨走向邊緣化。與民主黨結盟的四個中左翼小黨在大選中的得票率均未達到3%的門檻,而民主黨18.72%的得票率也遠低于2013年大選時的25.43%,更是低于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時的曆史最高點40.81%。自2016年12月舉行的憲法改革公投失敗以來,民主黨的支持率一路走低,現已跌至成立以來的最低點。該黨總書記倫齊的個人支持率也從2014年的74%跌至不足20%。短短一年半時間裡,身為執政黨的民主黨已陷入被邊緣化的境地。

鑒于“五星運動”、聯盟黨、意大利兄弟黨等三個反建制政黨和極端政黨的得票率合計已接近55%,可以說,此次大選後,意大利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逐步形成的中左—中右兩極政黨格局已經瓦解。随着過去幾年政治民粹化的不斷發酵,如今反建制政黨和極端政黨正在成為政壇“新主流”,成為左右該國未來對内對外政策走向的關鍵力量。

2018年3月4日,意大利舉行了二戰後第十八屆議會選舉。據意大利内政部網站3月5日公布的議會選舉結果,中右翼聯盟在當日舉行的參衆兩院選舉中分别赢得不低于37%的選票,得票率第一。圖為3月5日,在意大利米蘭,聯盟黨領導人馬泰奧·薩爾維尼出席新聞發布會。“五星運動”和聯盟黨強勢崛起的原因

實際上,對于近年來意大利面臨的諸多經濟社會問題,“五星運動”和聯盟黨在競選中并未提出明确可行的方案,而且也缺乏執政經驗。[3]這兩個政黨之所以在大選中獲得空前的高支持率,主要原因在于其主張迎合了當前該國民衆迷茫不安的心理和對傳統政黨的失望不滿情緒。具體而言,以下四個方面的原因尤為重要。

第一,經濟長期低迷,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不平等有增無減,民衆對傳統政黨的失望不滿情緒持續增加。自2008年底以來,意大利經曆了二戰結束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衰退,是歐盟大國中受危機沖擊最為嚴重的國家。2008—2014年,該國國内生産總值(GDP)萎縮超過9%,失業率由6.9%一路升至13.4%。雖然自2015年起開始複蘇,但是經濟增長率仍低于歐元區平均水平,而且經濟複蘇并未帶來就業狀況的明顯改善。2018年1月,整體失業率仍高達11%,青年失業率為31.5%(2014年曾達到43.9%)。此外,經濟落後的南方地區受危機沖擊更為嚴重,地區差距進一步擴大。自危機以來,貝盧斯科尼的中右政府、蒙蒂的技術政府、萊塔、倫齊和真蒂洛尼的中左政府均無力扭轉經濟社會不平等加劇的趨勢,導緻民衆對傳統政黨失望乃至厭倦,轉而将希望寄托于沒有執政經曆的反建制政黨和極端政黨,願意給其嘗試執政的機會。

第二,難民問題引起民衆不安甚至恐慌,反移民的激進主張獲得越來越多認同。意大利緊鄰北非,是大量北非(尤其是利比亞)難民前往歐盟的第一站。自2014年以來,已有65萬難民經由地中海進入意大利。2016年該國接收難民達18萬人,2017年為12萬人。短時間内收容大量難民導緻社會治安惡化,與難民移民相關的治安案件此起彼伏。在此背景下,難民移民問題成為此次大選的最熱門議題。與傳統政黨的人道主義立場不同,“五星運動”和聯盟黨均持反移民立場。“五星運動”提出遣返非法移民,重新安置難民;聯盟黨更加激進,提出“意大利人優先”的口号,聲稱要結束意大利的難民支出,将難民遣送回國并實行邊界管制。2018年2月發生的意大利公民報複北非難民的槍擊案進一步加劇了民衆恐慌,令這兩個政黨(尤其是聯盟黨)的支持率進一步提升。

第三,近幾年意大利民衆不斷升溫的疑歐情緒得到了“五星運動”和聯盟黨的迎合與回應。意大利是歐共體創始成員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直是歐洲一體化的堅定支持者和積極推動者。然而,近幾年經濟危機和難民危機的沖擊使得越來越多的意大利人開始抱怨歐盟的相關政策,疑歐情緒高漲。歐盟委員會民調機構“歐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于2017年底做的一次調查結果顯示,每100個意大利人中僅有59人支持統一貨币歐元,這一比例為意大利加入歐元區後此類民調結果的最低值。持疑歐、反歐立場的“五星運動”與聯盟黨在競選宣傳時,往往把國内經濟困難歸因于歐元區實施的緊縮政策,把難民問題歸因于歐盟層面失效的難民政策,此外還表達了若當選将與歐盟對抗的強硬立場,甚至提出過如果布魯塞爾不改變難民政策,意大利将退出歐盟。可以說,上述立場迎合了國内民衆的情緒,而大選投票又為民衆提供了宣洩情緒的渠道。

第四,“五星運動”和聯盟黨擅于利用網絡和社交媒體進行政治動員,影響并吸引了大批支持者。特别是“五星運動”,堪稱将互聯網的動員功能發揮到了極緻。該黨起家于網絡,其創始人格裡洛因常常在博客中嘲諷和抨擊意大利政治腐敗而擁有大批擁趸。過去十年,格裡洛的博客一直是意大利點擊量最多的域名之一,該黨政策主張的雛形最早就是在其博客文章裡形成的。“五星運動”還規定,新黨員一律通過網絡注冊和遴選,黨内事務也由黨員在線投票決定,宣稱以此實現直接民主和透明政治。此外,“五星運動”和聯盟黨黨員大多較為年輕,擅于利用推特和臉書等社交媒體宣傳甚至美化本黨日常動态以争取選民,尤其是在社交網絡上最活躍的年輕人。相比之下,民主黨和意大利力量黨中老派政客居多,不太擅長利用網絡和社交媒體宣傳造勢。

綜上所述,“五星運動”和聯盟黨的強勢崛起有其必然性,既與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意大利經濟長期低迷、社會不平等持續加劇直接相關,也再次暴露了歐盟内部存在的日益尖銳的深層次矛盾,即積極推動歐洲一體化且從中獲益的精英群體與難以從中獲益進而越來越對一體化持懷疑甚至反對态度的草根大衆之間的對立。考慮到促成當前民意的根源在短期内不易消除,未來一段時間“五星運動”和聯盟黨的民衆支持率會較為穩定。尤其是,鑒于國内經濟社會狀況難以快速好轉,即便未來數月因無法組建新政府而被迫重新舉行大選,“五星運動”作為議會第一大黨的地位也難以撼動。

大選對意大利與歐盟關系的影響

鑒于大選後産生了“懸浮議會”以及各黨派動态,可以預見,意大利未來組閣前景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近期,有關下屆政府構成的猜測與分析頻頻見諸報端,包括“五星運動+民主黨”組合、“五星運動+聯盟黨”組合、“中右聯盟+民主黨”組合以及過渡性技術政府,等等。政界和學界之所以特别關注意大利下屆政府的構成,一方面是為把握該國政治經濟走勢;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出于對歐洲一體化前景的擔憂。

鑒于持疑歐、反歐立場的反建制政黨和極端政黨已漸成政壇主流力量,未來無論哪個政黨主政,意大利與歐盟的關系都難免會更趨緊張。雖然大選後“五星運動”因急于上台執政而出現向建制化轉型的趨勢(例如,一改此前堅持不與其他黨派結盟的主張,提出可與任何黨派商談組閣事宜,而且公開表示不再堅持意大利退出歐元區的立場),但是,隻要經濟社會狀況不明顯改善,該黨要繼續獲得民衆支持,其政策主張就至少會部分地保留“反建制”的内容。此外,意大利是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又是歐盟共同财政的淨貢獻國,與歐盟層面讨價還價的籌碼遠高于希臘。不難預見,未來意大利将在公共财政與難民問題上對歐盟持更加強硬的立場,而該國與歐盟層面龃龉不斷很可能會成為未來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一大“困擾”。

首先,能否繼續削減公債和遵守歐盟财政契約将是未來意大利與歐盟争論的焦點之一。自2011年被卷入歐債危機的漩渦後,迫于歐盟層面的壓力,意大利政府相繼實施了幾套經濟緊縮計劃。然而,由于緊縮措施對經濟增長與就業造成較大沖擊,意大利國内一直存在強烈的反對聲音。2014年倫齊政府上台以來,該國經濟政策的主基調開始由緊縮轉向寬松,不再嚴格執行歐盟給出的結構調整建議。相應地,政府初級财政盈餘由2013年的4%降至2017年的1.9%,公債削減步伐放緩。2017年底,意大利公債餘額占GDP的比重仍高達132%。此次大選中,各黨派更是競相抛出當選後将大幅增加公共開支的承諾,即使是最親歐的民主黨也幾乎完全不提繼續削減公債和遵守歐盟财政契約。尤其是,在競選中,中右聯盟提出要大幅減稅和為養老金改革松綁,而“五星運動”更是承諾要為貧困和失業人口發放總額達170億歐元的補貼。未來無論中右聯盟還是“五星運動”主政,即使部分地兌現承諾,都必須對公共預算做較大調整。為此,近期歐盟層面已在不同場合表達了對意大利公債可持續性的擔憂。雖然大選後“五星運動”和聯盟黨都不再堅持要求意大利退出歐元區,也暫時擱置了發行本國平行貨币的主張,但是考慮到這兩個政黨始終反對來自歐盟的财政“緊身衣”,未來意大利政府與歐盟層面在公共财政問題上的矛盾乃至沖突似難以避免。

其次,難民安置問題将成為意大利與歐盟層面争論的另一焦點。雖然近幾年為救援地中海偷渡難民做了大量人道主義努力,但是長期以來,意大利并無接收外國移民的傳統。2014年,意大利人口中外籍常駐居民的比例僅為8.3%。2017年底,這一比例猛增至14.1%。難民的大量湧入造成社會治安狀況急劇惡化,而安置難民也越來越成為公共财政負擔。據意大利内政部的數據,2015年該國安置難民的公共開支接近10億美元。對于原本就債台高築的意大利政府,這筆開支并非小數目。在此背景下,對于歐盟難以落實難民分攤政策,意大利各黨派在大選宣傳中均表達了不滿和抗議。即使是最親歐的民主黨也承諾要推動重修《都柏林協定》,要求将歐盟成員國的難民支出從對歐盟淨支出中扣除,甚至威脅要阻止結構基金流入拒絕接收難民的歐盟财政淨收益國。考慮到“五星運動”和中右聯盟對待難民的态度較之民主黨要強硬得多,無論哪個黨上台,下屆意大利政府在難民問題上都會對歐盟持更加強硬的立場。

當前歐洲一體化尚未完全走出低谷,“多速歐洲”何去何從仍存在諸多不确定性,此次意大利大選又進一步暴露出歐盟内部存在的深層次矛盾。考慮到其經濟和政治分量,未來意大利與歐盟層面在諸多重大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顯然不利于歐洲一體化的推進。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歐洲科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國意大利研究會秘書長)

(責任編輯:徐海娜)

[1]根據意大利2017年通過的新選舉法,本屆大選實行較為複雜的“混合制”:議會中98%的席位由國内選區産生,其餘2%的席位分配給海外選區。在國内選區98%的席位中,37%的席位通過多數制産生,即每個政黨在一個選區提出一名候選人,得票多者當選;61%的席位按政黨得票比例分配。換言之,各黨派在議會最終席位數并非完全由得票率計算而來。

[2]“Elezioni2018.Genere,età,professione:identikitdeinuovielettoriaCinqueStelle”,ilSole24Ore,6marzo2018.http://www.ilsole24ore/art/notizie/2018-03-06/genere-eta-professioneidentikit-nuovi-elettori-cinque-stelle-190100.shtml?uuid=AEsXbTCE

[3]通過2016年5月的地方選舉,“五星運動”拿下羅馬和都靈兩大重鎮的執政權,但是并未給兩個城市帶來新氣象,反而被指責缺乏管理能力,并傳出經濟醜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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