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當前的中國、美國、拉美之間實際上已逐漸形成三邊聯動的關系，而其中兩組結構性矛盾，即美中在拉美地區存量與增量的優勢差異矛盾與美拉之間“門羅主義”思維與拉美聯合自強之間的矛盾有可能在中、美、拉三角關系中進一步得到凸顯，而且也越來越會影響三者之間的動态格局。總體來看，中、美、拉三角關系的動态格局将呈現日益複雜的變化趨勢。關鍵詞中美拉關系；結構性矛盾；門羅主義；地區一體化DOI:10.19422/j.cnki.ddsj.2018.04.0072018年2月初，時任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出訪墨西哥、阿根廷、秘魯、哥倫比亞和牙買加拉美五國，這是繼2017年8月美國副總統彭斯出訪哥倫比亞、阿根廷、智利和巴拿馬拉美四國之後特朗普政府對拉美的第二次高層訪問。與彭斯上次出訪相比，蒂勒森針對拉美釋放出了更多的信号，尤其是他在出訪前參加德克薩斯州大學奧斯丁分校的演講中，将中國、俄羅斯在拉美的存在定位為“新帝國主義列強”，呼籲拉美國家重新審視和再評估中拉關系。仔細分析蒂勒森的那番言論，“中國在拉美站穩腳跟”和“中國利用其經濟影響力将拉美拉入自己的軌道”可以算是最核心的内容，直接體現了美國對中國在拉美存在現狀的警惕和擔憂。特朗普在競選期間以及就職後在涉及拉美問題時曾提出“修建美墨邊境隔離牆”“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區”“美國制造業回歸”“加征墨西哥商品關稅”“軍事幹預委内瑞拉”等口号，落腳點基本都在美拉關系本身，而蒂勒森的講話明顯突破了美拉關系的雙邊層面，将中俄作為未來美拉關系的重要參考變量，這折射出當前美國對拉美政策的重要變化，即域外大國在拉美影響力的上升有可能促使美國強化對拉美的外交力度，核心目标在于抑制域外大國在拉美存在的空間，維護并鞏固美國在該地區的主導權。針對蒂勒森釋放出的政策信号，華盛頓智庫“美洲對話”拉美問題專家麥沛宜（MargaretMayers）指出，美國不應該在拉美對華關系上進行說教，而應該通過強化與拉美的合作來實現美國在拉美的利益。[1]美國陸軍戰争學院拉美研究教授埃文·埃利斯（EvanEllis）則指出，中國對拉美事務的參與是中美全球性挑戰的組成部分，美國需要制定一個整體戰略，應對中國逐漸将美國邊緣化的趨勢。[2]中國學界的分析則更多強調中拉關系發展中的互需驅動，而蒂勒森對于中拉關系的說教實際反映了美國對拉政策中根深蒂固的“門羅主義”思維。筆者認為，當前的中國、美國、拉美之間實際上已逐漸形成三邊聯動的關系，而其中兩組結構性矛盾有可能在中、美、拉三角關系中進一步凸顯，而且也越來越會影響三者之間的動态格局。中美結構性矛盾：存量與增量的優勢差異随着綜合國力的增長，中國海外利益擴展、地區影響力提升、全球事務介入、國際決策參與都呈現出快速推進的态勢。在這個進程中，國際力量格局從單極向多極演進已成為現實可能，中美兩國分别作為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存在結構性的矛盾，并且這種結構性矛盾的體現是多維度的，其中，地區權力和影響力的消長關系就是分析中美結構性矛盾呈現的一種重要剖面。奧巴馬時期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和特朗普的“印太戰略”構想不僅反映了當前美國全球戰略的調整，而且也被廣泛認為是中美兩國結構性矛盾在亞太地區演進的現實體現。按照中美當前綜合實力對比變化趨勢，随着中國海外利益規模和布局的擴大，中美在亞太地區已顯現出的結構性矛盾也同樣會在其他地區呈現出來，具體的呈現時間點則取決于中美兩國在各地區的核心利益、政策手段、權力和影響力對比情況等多種因素。事實上，蒂勒森對中拉關系的表态就體現出美國已捕捉到在拉美地區正呈現出中美結構性矛盾的某些特征，尤其他将中國定性為“新帝國主義列強”[3]，實際上與特朗普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視中國為戰略競争對手相吻合，這也反映出特朗普政府的一個基本判斷，那就是中美在拉美地區已存在現實上的競争關系。盡管從目前來看，中美兩國在拉美地區的權力和影響力遠未達到競争均勢，但中美兩國在與拉美合作中分别體現出來的增量優勢和存量優勢實際上反映出了兩國結構性矛盾的實質内容。
中國的崛起、中拉關系的良性互動以及中國應對“逆全球化”趨勢的創新方案使拉美國家對中國的認同感提升明顯。圖為2017年12月1日，在烏拉圭東角市舉辦的第十一屆中國—拉美企業家高峰會上，一名參會者體驗共享單車。
一、中國在拉美地區體現出的增量優勢其一，在經濟互補且強勁的供需驅動下，中拉經貿合作獲得了加速推進，加速度要快于拉美與任何域外力量（大國）之間的經貿互動；其二，在經貿關系的帶動下，中拉整體合作機制為下階段中拉關系“提質升級”進行了細緻規劃，為中拉合作保持快速發展提供了多樣的政策選擇和機制保障；其三，中國的崛起、中拉關系的良性互動以及中國應對“逆全球化”趨勢的創新方案使拉美國家對中國的認同感提升明顯。具體而言，在經貿合作方面，中國可以算是世界主要大國中進入拉美最晚的國家，從新中國成立到1999年經曆了50年，中拉貿易才達到82億美元，中國僅為拉美地區一個邊緣化的貿易夥伴。而當時，美拉貿易的規模達到了3447億美元，其中，美國占拉美總出口的61.6%，中國僅占0.8%。進入新世紀後，中拉經貿關系呈現明顯的加速增長态勢，2000年首次突破100億美元，到2014年達到曆史峰值2636億美元，年均增速超過30%，是同時期拉美地區外貿年均增幅的三倍。同期，美拉貿易也達到曆史峰值8143億美元，年均增幅約為9%。但是，中拉貿易呈現出明顯快于美拉貿易的增速。自2014年開始，中拉和美拉貿易都出現了一定萎縮，但是，中拉貿易到2017年回升至近2600億美元，接近曆史峰值，而美拉貿易在2016年僅回升至6992億美元，回升速度也不及中拉貿易。如果考慮到墨西哥為北美自由貿易區成員國的因素，不将墨西哥計算在整個拉美範圍内，中國和美國在拉美的貿易規模實際已經處于均勢狀态。在投資方面，據中國商務部的統計，截至2016年底，中國對拉美直接投資存量為1573.7億美元，尤其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别達到了214.6億美元和298億美元，分别增長67%和39%。[4]拉美不僅是中國海外投資的第二大地區，中國也成為拉美地區重要的投資來源國。尤其在最近兩年間，中國企業呈現出在拉美地區強勁的并購熱情。仔細分析具體的并購案例，可以發現中國企業并購對象多數為歐美發達國家企業在拉美的資産，其中就包含美國企業。比如，中國種業企業隆平高科和中信農業基金收購美國陶氏化學公司在巴西的玉米種子業務等。在經貿合作的帶動下，中拉啟動了以“中國—拉共體論壇”為主要平台的整體合作機制，并通過一系列經濟合作規劃安排以及相關金融支持機制（如中拉産能合作投資基金、中拉基礎設施投資基金等）促進了中拉發展規劃的對接。尤其是在2018年1月舉行的中拉論壇第二次部長級會議上，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得到了拉美國家的積極響應，體現了中拉在深化合作上的政策一緻性。在會議上發表的《關于“一帶一路”倡議的特别聲明》[5]中明确指出，“一帶一路”倡議可以成為深化中拉經濟、貿易、投資、文化、旅遊等領域合作的重要途徑。從最近幾年中拉合作的節奏及規劃來看，由于逐步形成了貿易、投資“雙引擎”驅動和雙多邊合作平台及專項機制的支撐，中拉關系能夠延續前一階段的合作節奏，繼續保持增量上的優勢。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拉美國家發展對美關系遭遇了特朗普政府保護主義政策的“寒流”，特朗普政府至今提出的諸多政策都與拉美國家的利益訴求背道而馳。二、美國在拉美地區依然具備明顯的存量優勢在經貿領域，美國依然是拉美地區最大的貿易夥伴，在拉美地區的投資依然遙遙領先其他域外大國。2017年美拉貿易額超過7630億美元，近三倍于中拉貿易額。同時，美國制度、價值觀、文化、軟實力以及軍事等方面在拉美地區也具備自己的優勢，這些也構成了美國在拉美地區存量優勢的重要組成部分。總體來看，得益于中國經濟增速優勢和中拉經濟互補性、中拉政策開放的一緻性，中拉合作呈現出加速推進的态勢，合作領域不斷拓展。但是，從影響力存量來看，美國在拉美地區的優勢依然穩固。在拉美地區，傳統安全威脅并非其核心關切，發展主題才是當前拉美國家的優先議題。在這種局面下，中美兩國對拉美經濟的拉動效力差異、政策選項的多寡很有可能就會轉化為拉美國家開展國際合作時的優先考量要素。至少從目前來看，從合作手段的多樣化和合作效力來看，中國體現出了一定的優勢。對美國而言，拉美的地緣重要性是其他地區不可比拟的，雖然美國對拉政策給人形成了一種戰略忽視的錯覺，實際上美國在該地區具有絕對優勢，尤其是冷戰後，很少面臨真正的競争，“門羅主義”自始至終是美國對拉政策的核心理念。客觀地分析，中美兩國在拉美地區的影響力對比遠未達到均勢的局面。那麼，美國此次對中拉關系的抨擊，一方面體現出對西半球地緣政治經濟關系的擔憂，另一方面是中美兩國在全球層面結構性矛盾在拉美地區的體現。事實上，蒂勒森在被解職前也曾對中非關系做出相類似的表态。美國的戰略意圖在于限制中國在各個地區的影響力空間，維持美國在全球各地區的主導身份，盡可能避免出現中美力量趨于均勢的局面。但是，如果中國能夠有效地運用多樣化的政策工具，為拉美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更多有效力的公共産品，那麼中國在拉美地區影響力的增勢勢必會繼續形成對美國的空間擠壓。随着中國國力不斷上升，中美結構性矛盾在拉美地區會更加明顯地呈現出來。美拉結構性矛盾：“門羅主義”思維與拉美聯合自強從美拉關系的曆史來看，“門羅主義”一直是美國對拉美政策的核心思維，它所包含的西半球地區秩序觀包含一個核心目标和兩個政策手段。其核心目标就是建立、鞏固和維持美國在拉美地區的霸權主導，而兩個政策手段分别是遏制域外力量在拉美影響力空間的延伸以及限制拉美地區内部的整合。前一個能夠從拉美獨立初期美國所宣示的“美洲體系”立場、二戰時期美國對德國在拉美滲入的限制、冷戰時期美蘇在拉美的對抗、當前警惕中國在拉美的存在等過程中都能得到充分的體現，後一個則體現在美拉雙方在地區秩序建設思路上的差異。“門羅主義”思維與拉美聯合自強之間的較量一直貫穿着整個美拉關系史，從而構成了美拉之間結構性矛盾。這組結構性矛盾在美拉關系發展過程中時有體現，但總體而言，并未得到充分的體現。一方面在于美國在拉美地區的權力和影響力依然處于絕對優勢，另一方面則體現了拉美地區一體化的效力以及對西半球秩序的沖擊力存在嚴重不足。但是，随着特朗普“保護主義”政策可能造成的美國減少向拉美提供公共産品，拉美地區一體化模式的轉型，以及中國對拉美一體化可能形成的帶動效應，美拉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存在愈發凸顯的可能。在美國對拉美地區的政策中，雖然圈定了支點國家或地區作為重點經營的對象，但是将拉美作為一個整體的規劃思路體現得非常明顯，從拉美獨立初期的“門羅主義”到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争取進步聯盟”，再到90年代中期的“美洲自由貿易”，都體現出了這種政策思路。但是，從實際效果來看，美國通過整體推進的方式實現捆綁式的美拉利益共同體沒有達到政策預期。從拉美地區内部一體化建設的軌迹來看，盡管拉美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做出了很多一體化探索和嘗試，但是由于地區産業鍊的缺失、政治生态“鐘擺”波動等因素的影響，拉美一體化不僅很難持續聚焦于阿根廷著名經濟學家普雷維什主張的區域經濟一體化，而且也缺乏實現該目标的條件，拉美地區的内部貿易規模落後于全球其他所有區域就說明了這一問題。進入新世紀以來，南美洲國家聯盟和太平洋聯盟可以算作拉美在一體化探索中的局部性突破，前者旨在實現地區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的全方位一體化，建立了12個專門理事會和南方銀行，規劃了促進地區經濟整合的基礎設施一體化；後者着力推進自由貿易。但是，南美洲國家聯盟因為地區國家政治生态變化的不同步陷入停滞局面，而太平洋聯盟的發展軌迹則體現出“脫拉入亞太”的核心意圖。2011年12月成立的“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簡稱“拉共體”）雖然囊括了全部33個拉美國家，但是更多是基于共同聲音表達的象征性政治自主意識，缺乏提升一體化水平的具體政策支撐，而政治意識為主導思路也同樣受到了當前拉美複雜政治生态的影響。因此，回顧半個世紀以來美拉在地區一體化（美國強調整個西半球，拉美強調拉美次區域）的具體實施來看，雖然美國未實現西半球利益共同體的政策目标，但是拉美一體化也未形成沖擊美國西半球整體秩序觀的實際效果。從特朗普目前所提出的政策主張來看，美國向拉美提供公共産品（如貿易便利、投資、援助、僑彙）的意願明顯減弱。在這種局面下，拉美地區将被迫調整對外合作思路，其中一個重要思路就是對地區經濟一體化戰略的回歸。在過去的一年中，南共市和太平洋聯盟表示出了明确的整合意願，雙方已經将兩個次區域組織實現自由貿易提上議事日程，而這有可能改變拉美一體化過程中面臨的“碎片化”問題，甚至彌合自1994年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以來拉美在地區一體化問題上出現的南北分歧。從拉美地區經濟一體化分析，目前存在的現實困境主要在于地區産業鍊缺失和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程度不足，而後一個因素則是對前一個因素的巨大制約。事實上，實現本地區基礎設施一體化一直是拉美國家（尤其是南美國家）追求的目标，2000年便提出了南美洲區域基礎設施一體化倡議（IIRSA），2005年舉行的第一屆南美國家共同體（後更名為“南美洲國家聯盟”）首腦會議通過了《基礎設施一體化聲明》。但是，受制于拉美自身投資能力不足，“互聯互通”規劃的落實效果并不明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中拉雙方都表現出将基礎設施作為實現發展戰略對接優先領域的強烈意願，中拉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議發表的《關于“一帶一路”倡議的特别聲明》便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中拉在基礎設施領域的對接合作有可能直接提高拉美地區“互聯互通”水平，促進地區市場的整合，推動地區産業鍊的優化布局，為該地區形成完整生産鍊創造條件，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拉美經濟一體化。如果這種可能性能夠轉化為現實，那麼将直接觸及美拉關系的“要害”，使得美拉雙方之間的利益關聯進一步“松綁”，直接沖擊美國對拉政策中最為核心的西半球整體秩序觀，從而使美拉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得到進一步的呈現。基于上述對中、美、拉三角關系中逐漸呈現出的兩組結構性矛盾的分析判斷，當前局面對于中、美、拉三方而言可能意味着不同的戰略應對。對中國而言，可利用特朗普采取背離拉美國家利益的政策所提供的“窗口期”，運用自身在政策工具上的多樣優勢，借助拉美強烈的務實合作意願，甚至利用美拉結構性矛盾逐漸凸顯的時機，進一步擴大在拉美地區的增量優勢。對美國而言，維持在拉美地區的存量優勢，限制包括中國在内的域外大國在拉美的存在空間，避免拉美一體化程度加深，将是未來美國對拉美政策的三個重要核心考量。對拉美而言，最理性的政策邏輯自然是在中美這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在本地區或全球的競争中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甚至通過與除中美以外的域外大國之間的互動獲得更高的成本收益率。總體來看，中、美、拉三角關系的動态格局将呈現日益複雜的變化趨勢。（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員，國際關系研究室副主任，巴西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責任編輯：蘇童）[1]MargaretMayers,DoesChinaUnderstandLatinAmericaBetterthantheU.S.Feb27,2018.https://www.chinausfocus/foreign-policy/doeschina-understand-latin-america-better-than-the-us.[2]EvanEllis,It’stimetothinkstrategicallyaboutcounteringChineseadvancesinLatinAmerica,Feb2,2018.https://theglobalamericans.org/2018/02/time-think-strategically-countering-chinese-advanceslatin-america/[3]U.S.EngagementintheWesternHemisphere,Feb1,2018.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8/02/277840.htm[4]周志偉：《“特朗普沖擊波”下的拉美政策應對》，載《當代世界》，2017年第4期，第27頁。[5]中國—拉共體論壇官方網站，http://www.chinacelacforum.org/chn/zywj/t153160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