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中日關系；日美同盟；“一帶一路”；區域經濟合作
DOI:10.19422/j.cnki.ddsj.2018.04.006
中日關系是國際關系中十分特殊的雙邊關系，事關地區和平與穩定。安倍政府一貫奉行對華“兩面下注”的手法，雖然聲稱重視中日關系，卻以“戰略性外交”“價值觀外交”在國際社會渲染“中國威脅論”。這不僅使得中日關系屢次陷入“反複惡化”的惡性循環，而且成為影響東亞和平穩定及地區安全環境的不确定因素。這也反映出安倍政府對華政策的“外交困境”。中國一貫維護中日關系大局，堅持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發展雙邊關系。中方本着努力擴大兩國關系積極面，抑制消極面，确保兩國關系穩定改善的态度[1]，明确指出中日關系存在的問題和努力緩和雙邊關系的建設性意向，希望日方能夠拿出實際行動，落實中日“四點原則共識”，誠心誠意發展雙邊關系。2017年初，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國會施政演說中表示，“我們歡迎中國的和平發展。我們都充分認識到日中兩國肩負确保本地區和平與繁榮的重任”[2]。這一表态表現出日本對華政策的調整意向。近來，中日關系趨于緩和，中日“四點原則共識”有所落實，雙方恢複多層次對話及交流。
不過，日本對華政策的兩面性依舊存在，仍未走出左搖右擺的外交困境。但中方意識到日本經濟界和執政黨聯盟内部有改善對華關系及加強區域經濟合作的願望，所以希望日本政府能夠改變對華遏制政策，全面落實中日“四點原則共識”，發展中日戰略互惠關系。
日本“價值觀外交”的對華針對性
安倍晉三再次執政就發文稱，日本必須成為可以遏制中國“進犯”的一個“民主安全菱形”的組成部分。他構想印度、澳大利亞、日本和美國夏威夷共同組成“民主安全菱形”，“以保衛從印度洋地區到西太平洋地區的公海”，與加強海洋維權的中國相抗衡。
首先，安倍力主明确日美同盟的對華指向性。近年來，日本基于“新安保法”在日美同盟内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對華意向日益突出。尤其是安倍和特朗普确認釣魚島問題适用于《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的意向，再次明确了日美兩國通過盟約針對中國的軍事合作關系。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多次明确表示，“美日同盟是冷戰時期的安排，我們堅決反對利用這一同盟損害第三方利益”。[3]2017年2月，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對日美首腦會談确認釣魚島是《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适用對象一事進行明确批駁，“表明不予認可”。[4]中國對于日方力主日美同盟的對華指向性保持高度警惕與譴責。中方要求日方信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不要在非法“國有化”釣魚島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其次，安倍力圖整合“價值觀”相同國家遏制中國海洋維權。日本以維護“亞太及世界和平和經濟繁榮共同目标”的名義，積極構建基于共同價值觀國家的海洋安全合作機制。安倍通過“價值觀外交”，呼籲“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加強國際合作，強調“海洋民主國家”結盟是亞太乃至全球“安全和穩定的核心支柱”。日本十分注重與美國及其盟友遏制中國海洋維權的相互配合。日美澳三國防長定期舉行亞太海洋安全會談，提出制定“共享信息和通過聯合訓練加強警戒監視”的防務合作計劃，扮演“航行自由”“遵守國際規範”的捍衛者。日本還力圖加入美菲、美印聯合軍事訓練和海上安全及防務合作，積極提升日本的亞太地緣戰略控制力，力求形成有效遏制中國海洋維權的戰略态勢。
第三，日本強化在亞太地區對華“戰略性外交”的針對性。日本在支援東盟各國基礎設施建設計劃以及推動東盟整體經濟增長的口号下，有着明顯的地緣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戰略考量——利用東盟遏制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日本尋求将東盟納入日美同盟為主導的亞太地區安全框架，遏制“海洋活動漸趨活躍的中國”。事實也表明，安倍上台後以中國在東海、南海維權活動為由頭，重拾“自由繁榮之弧”策略，千方百計割裂、離間中國與東亞國家間關系，孤立包圍中國。2017年11月11日，習近平主席和安倍首相在越南岘港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期間舉行了首腦會談。（圖片來源：新華社）以釣魚島、東海及南海問題遏制中國海洋維權
安倍等日本外交決策者力圖将南海、東海及釣魚島問題作為對華海權攻勢的切入點，頻頻激化中日海洋權益之争，不斷在國際社會渲染“中國威脅論”。這已成為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突破現行“和平憲法”第九條的主要借口。
首先，日本政府刻意渲染“中國威脅論”，曲解中國的海洋正當維權活動。近年來，日本年度《防衛白皮書》涉華部分篇幅有增無減，炒作東海問題，擴大南海事态，為日本自衛隊行使集體自衛權，落實安保法，實行擴張性防衛政策張目。2017年版《防衛白皮書》肆意歪曲中國的常規軍事活動和正當國防建設，對中國海軍的例行訓練、海警船巡航釣魚島海域、在南沙群島部署國土防衛設施等正當維權行為妄加評論，稱對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等地的活動“給日本和國際社會安保環境造成的影響感到強烈擔憂”。
其次，日本不斷強化包括中國釣魚島在内的所謂西南列島的防衛力量。安倍政府顯著加強日本防衛實力，尤其是突出針對中國釣魚島周邊的防衛力度。2016年3月在距離釣魚島約150公裡的與那國島部署160人組成的陸上自衛隊沿岸監視部隊，使用雷達對過往船隻飛機進行監控，并正在推進向釣魚島周邊的宮古、石垣和奄美大島增派陸上自衛隊，加快部署警備部隊以及地對空、地對艦導彈部隊的步伐。
其三，日本不斷渲染“南海問題”，希望同南海聲索國加強海洋安全合作，以形成對華對抗勢力。安倍以“維護海洋權益和航行自由”為借口，倡導所謂基于法律原則的海洋秩序理念，力圖在炒作南海問題的大背景下形成對華包圍圈。日本政府将越南、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等國作為“戰略性國際防衛合作”的重要環節，主動幫助東南亞國家提升海上安全能力建設及應對能力，成立專門機構為南海聲索國提供巡邏船、防衛裝備品及人才培養，以進一步推進與東南亞各國安保和防衛合作。這樣的言論顯然是希望南海聲索國能夠進一步強化“應對”南海問題的力度，遏制中國海洋維權。
2017年5月6日，第六次中日财長對話在日本舉行。兩國财長一緻認為，中日财長對話對于雙方具有重要意義，有助于兩國在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方面深入溝通。圖為日本副首相兼财務大臣麻生太郎（左二）和中國财政部部長肖捷（右二）出席第六次中日财長對話。以“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為契機促日中高層來往
201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安倍一反常态，在2017年初的國會施政演說中表示，要以2017年的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2018年的《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為契機，在“戰略互惠關系”的原則下，努力改善日中關系。安倍的這一表态表明，在強化日美同盟針對中國的基礎上，又要在國際社會表達“緩和”日中關系的意願，展示推動日中戰略互惠關系的外交姿态。安倍力求在國際多邊場合實現日中首腦會談，表達對華緩和姿态，展示日本“積極的”對華政策取向。
2017年7月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在德國漢堡召開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期間會見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關于中日關系，雙方就加強首腦間對話、推動關系改善達成了一緻。雙方還确認了将以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等過去共識為基礎推動兩國關系改善。安倍結合2017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一事，表達了構建信賴關系、推動兩國關系改善的想法。他強調，“願進一步大力發展改善日中關系的勢頭”。關于“一帶一路”倡議，安倍稱“期待充分吸收國際社會共同的想法，為地區和世界的繁榮做出積極貢獻”。他對中國推進的“一帶一路”倡議予以肯定，傳遞了“附帶條件”展開合作的想法。習近平主席強調，維護好政治基礎是中日關系健康發展的前提。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雙方先後達成四個政治文件和“四點原則共識”，就妥善處理曆史、台灣等問題确立了原則。隻有堅持這些原則共識，中日關系才能不偏離軌道，不放慢速度。[5]
2017年11月11日，習近平主席和安倍首相在越南岘港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期間舉行了首腦會談。習近平主席表示，進一步改善兩國關系還有許多的課題，希望能夠順應潮流，推進兩國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安倍回應說：“2018年是《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簽署40周年，期望進一步推進兩國關系的發展。”習近平主席指出，中日關系穩定發展符合雙方利益，對地區和世界具有重要影響。他強調，改善中日關系，關鍵在于互信。安倍表示，日方希望同中方加強高層交往，開展互惠共赢的經貿合作，積極探讨在互聯互通和“一帶一路”框架内合作。[6]他期望盡快舉行日中韓三國首腦會談，恢複中斷多年的日中首腦互訪制度。安倍還表示，希望日中兩國在經濟領域也擴大合作，尤其是在第三國市場能夠建立合作機制。值得關注的是，安倍在發言中，努力避免容易刺激中國的話題，譬如南海問題、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戰略等等。而習近平主席在發言中，着重強調改善與發展兩國關系的關鍵是“互信”。[7]
日方試探在“一帶一路”框架内的經濟合作意向
由于日本政府非法購買釣魚島事件導緻中日關系惡化，經濟外交就成為兩國對話的主要渠道之一。随着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中國關于區域合作及經濟一體化的理念和構想，不僅得到東亞國家的認同，也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和積極參與。這讓日本執政黨及經濟界的一些人對于安倍政府一味渲染“中國威脅論”提出質疑，要求政府改善對華關系的呼聲日盛，使安倍政府調整對華策略成為可能。
首先，中日舉行第六次财長對話，确認進一步深化雙邊财經務實合作。中國是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國和最大的出口對象國，而日本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國和主要的外資來源國。雙方相互依存度高，日本經濟對華依賴更大。受中日關系惡化的影響，近年兩國間的貿易和投資連續下降，對兩國經濟發展都産生了不可低估的負面影響。2017年3月19日，日本财務相麻生太郎和中國财政部部長肖捷在德國巴登舉行會談，雙方就盡早在日本舉行由兩國财長出席、圍繞經濟政策交換意見的“中日财長對話”達成共識。2017年5月6日，第六次中日财長對話在日本舉行。兩國财長一緻認為，中日财長對話對于雙方具有重要意義，有助于兩國在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方面深入溝通。[8]
其次，日本經濟界訪華團探索中日合作開拓市場。2017年5月，日本經濟同友會代表幹事小林喜光表示，日本應該積極探讨加入中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經濟團體聯合會（經團聯）會長榊原定征也認為，“這也是滿足（亞洲地區）基礎設施需求的有效金融功能”，要求日本政府積極應對。[9]2017年11月20日，由日中經濟協會、經團聯、日本商工會議所組成的聯合訪華團約250人訪問北京。中日雙方召開了旨在擴大經濟交流的與中國企業高管的會議，圍繞以亞洲為中心對第三國開展基礎設施建設和資源開發方面加強合作展開讨論和交流。日本的貿易公司、機械設備建設公司、物流企業的高管等也出席了會議。[10]該訪華團還向中方提出與中國國家領導人舉行會談的意願。11月21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與日本經濟團體訪華團舉行了會談。雙方就推進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達成了一緻意見。李克強總理表示，兩國關系正逐漸改善，呈現好轉勢頭，必須鞏固改善的基礎，他還表示希望日本經濟界為兩國關系的發展做出新的貢獻。經團聯會長榊原定征回應稱，“作為經濟關系發展的基礎，希望強化兩國穩定的政治與外交關系”，尋求通過繼續舉行首腦會談等維持良好關系。[11]11月23日，日本經濟團體訪華團與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經團聯會長榊原定征表示：“包括‘一帶一路’在内的全球産業合作不僅給兩國，而且能給世界帶來繁榮。”他指出“一帶一路”的重要性，對日本企業的參與表示出積極态度。他認為，以基礎設施和環境領域為中心的兩國企業合作“有很大的潛能”。榊原還強調：“希望擴大兩國雙赢關系，并構築新的關系。”[12]
日本開啟對華全方位外交對話與磋商
從2017年和2018年初來看，安倍政府還是能夠按照中日“四點原則共識”指出的那樣，逐步重啟日中政治、外交和安全等各個領域、部門的對話與磋商，為緩和與推動兩國關系回歸到“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軌道上來，展現出“積極的”的姿态和意願。
第一，中日舉行第四次高級别政治對話，中方告誡日方“應按規矩辦事”。時任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于2017年5月29—31日訪日時表示，當前中日關系正處在邦交正常化45周年的重要節點，雙方應重溫兩國邦交正常化初衷，本着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維護政治基礎，妥善管控分歧，推動中日關系持續改善。[13]中日雙方還就利用國際會議多邊場合展開首腦對話，努力改善兩國關系達成了一緻。
第二，中日舉行海洋事務高級别磋商，就建立并啟動防務部門海空聯絡機制取得進展。中日雙方于2017年6月和12月在福岡和上海舉行第七輪、第八輪中日海洋事務高級别磋商會議，中日外交、國防、交通運輸、農業、水産、環保和海上執法等部門的與會者共同探讨了開展中日海上合作交流的具體領域和方式。中日海洋事務高級别磋商機制是兩國涉海事務的綜合性溝通協調機制。該機制就東海問題保持積極有效溝通，為管控潛在危機、維護東海穩定、促進海上合作發揮着重要作用。
第三，基于“中日執政黨交流機制”定期對話框架，展示發展中日戰略互惠關系意向。2017年8月7—9日，中日執政黨交流機制第六次會議在東京召開。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宋濤率中共代表團出席會議。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在會議演講中指出：“不論日中關系面臨怎樣困難的課題，戰略互惠關系都決不可動搖。”日本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會見宋濤時高度評價漢堡G20峰會期間同習近平主席會晤的成果和重要意義，期待兩國執政黨為改善發展日中關系發揮積極作用。他表示，日方将同中方共同努力，擴大交流合作，推動日中戰略互惠關系深入發展。[14]
第四，中日舉行第15次安全對話，中方希望日方堅持和平發展。中日安全對話機制是兩國外交、防務部門就雙邊關系、各自國防安全政策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進行溝通的重要渠道。2017年10月27日，時任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孔铉佑在日本東京同日本外務審議官秋葉剛男共同主持了第15次中日安全對話。同日，孔铉佑會見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時表示，近期中日關系積極互動增多，同時仍面臨複雜因素。應切實排除幹擾，鞏固兩國關系改善勢頭。河野祝賀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成功召開，表示日方重視對華關系，願與中方共同努力，推動兩國關系改善和發展。[15]
日本對華政策調整動因及中日關系走向
近來，安倍對“兩面下注”的對華政策進行調整，在東亞安全層面加強遏制中國的同時，力求在經貿層面加強對華合作關系。日本以“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為契機力促開展日中高層來往，試探在“一帶一路”框架内合作意向，開始啟動對華各領域的全方位外交對話與磋商。
事實表明，安倍政府對華政策的調整是在渲染“中國威脅論”的同時，向國際社會策略性展現緩和中日關系的姿态，力圖将惡化中日關系的原因歸咎于中方，以此展現日本“價值觀外交”“戰略性外交”的策略手段。安倍對華策略的意圖在于，力求依托日美同盟及南海聲索國海洋安全合作行遏制中國之目的，又想借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區域合作利好謀求經濟利益。對此，日本執政黨聯盟内部亦有不同意見。2017年兩次出席中日執政黨交流機制會議的日本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公明黨幹事長井上義久向安倍政府呼籲要推動和發展日中戰略互惠關系，強調中國推進的“一帶一路”倡議“是有潛力的構想”。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也組團訪華探讨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的中日區域合作方式。
2017年12月在福建舉行了中日執政黨交流機制第七次會議，會議達成的《共同倡議》指出，願不斷提升雙邊務實合作水平，積極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并在第三方市場推動中日企業間的合作；願在“一帶一路”倡議基礎上，積極探讨兩國具體合作項目。[16]值得關注的是，中方希望日本能夠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之際，從東亞共同利益出發共同維護中日關系大局，放棄渲染“中國威脅論”的做法，回到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軌道上來，全面落實中日“四點原則共識”，努力推進中日關系的正常發展。
當然，中日兩國間依然存在各種各樣的不穩定要素，實現中日戰略互惠關系之路仍将曲折坎坷。正如2018年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在“兩會”上所言，“希望日方能夠政治上講信用，行動上守規矩，切實維護好兩國關系的政治基礎，并且把‘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的政治共識真正落到實處”。[17]安倍政府理應順應财界借力“一帶一路”謀求互利共赢、執政黨聯盟内部對華緩和意向，綜合國内外局勢調整對華政策，不再渲染“中國威脅論”，徹底抛棄“兩面下注”的手法，盡快回到中日四個政治文件軌道上來。隻有認真落實中日“四點原則共識”，才是發展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正道。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責任編輯：甘沖）
[1]《習近平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t1394821.shtml.
[2]『第百九十三回國會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首相官邸の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20170120siseihousin.html。
[3]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fyrbt_674889/t1253375.shtml.
[4]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7/02/134475.html.
[5]同[1]。[6]同[1]。[7]《日中首腦會談到底談了些什麼》，http://www.ribenxinwen/articles/25883.
[8]《第六次中日财長對話在日本橫濱舉行》，http://news.xinhuanet/world/2017-05/07/c_129592905.htm.
[9]《日本經濟界領袖指出應積極探讨加入亞投行》，日本共同社2017年5月16日電，https://china.kyodonews/news/2017/05/bf513ec040e4.html.
[10]《日本經濟界訪華團抵達北京，探索攜手開拓市場》，日本共同社2017年11月20日電，https://china.kyodonews/news/2017/11/43fd36057d18--.html.
[11]《李克強面對日本訪華團展現經濟合作意願》，日本共同社2017年11月21日電，https://china.kyodonews/news/2017/11/74e8d4788eb6.html.
[12]《榊原向中國發改委表示包含一帶一路的合作很重要》，日本共同社2017年11月23日電，https://china.kyodonews/news/2017/11/273205266ee8.html.
[13]《中日第四次高級别政治對話舉行》，新華社2017年5月29日電，http://news.xinhuanet/world/2017-05/29/c_1121056421.html.
[14]《中日執政黨交流機制第六次會議在日舉行》，http://cpc.people.cn/n1/2017/0810/c117005-29461536.html.
[15]《第十五次中日安全對話舉行》，載《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9日第7版。
[16]《中日執政黨交流機制第七次會議在福建舉行》，載《人民日報》，2017年12月28日3版。
[17]《外交部長王毅就中國外交政策和對外關系回答中外記者提問》，http://www.fmprc.gov.cn/web/wjbzhd/t154058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