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接納了我”
43年以來，夏伯渝第一次說自己要主動休息一下了，“實在是太累了”。
他今年69歲、雙腿截肢、曾罹患中晚期淋巴癌。帶着這些傷痕累累的标簽，他于北京時間5月14日10時41分成功登頂世界海拔最高的珠穆朗瑪峰，成為中國年齡最大，也是第一個依靠雙腿假肢登上珠峰的人。
距離登頂珠峰已經過去了半個月，他身上的珠峰痕迹依然明顯。6月1日，在北京的住所，一向準時的夏伯渝采訪時罕見地遲到了——或許是珠峰征途太過艱苦，他的身體還沒完全恢複，當日上午去了社區醫院理療。效果并不理想，他打算下午再去大點醫院做進一步康複。
他老遠笑着打招呼，精神矍铄，臉部充滿了紅潤血色。這來自于被凍傷的血痂，它們暗紅得發黑，像兩塊勳章，挂在了他左右臉頰上。凍傷讓他臉部顯得浮腫，起初很癢，然後是疼，當日上午又開始不停地流膿水，夏伯渝隻有讓家人找兩塊棉布，準備貼在臉上，免得膿水直流。
“我這麼大歲數了，也不在乎什麼形象了。”夏伯渝一邊笑着，一邊将棉布貼在臉上。能讓他在乎的東西，還是跟珠峰有關。當攝影記者為他拍肖像時，他堅持要拿出自己登珠峰時用的一根登山杖。
在快要下撤到珠峰大本營時，夏伯渝兩根登山杖已壞，團隊所雇的夏爾巴向導就将登山杖扔了，夏伯渝一下子急了：“怎麼能扔了呢？”向導說壞了，夏伯渝更急了，“壞的我也要！”他托着假肢去找登山杖，兩根隻拾回了一根。這根折了一截的登山杖，被他像寶貝一樣珍藏着，放在登頂用的包裡。“這是登頂的登山杖，多有紀念意義啊！”
當夏伯渝耗時7天登上世界之巅時，他隻在上面待了不到10分鐘，卻成為當時珠峰頂最受歡迎的人。各國的登頂者，見他一對外露钛合金假肢，都立馬圍過來跟他合影，以至于他事先想好的兩張要擺pose的單人照都沒來得及拍，留下了一個小遺憾。
好在更大的心願完成了，在第五次珠峰之旅成功登頂後，夏伯渝第一時間通過通話機向大本營喊話：“2018年5月14日8點31分（尼泊爾時間），我終于站在了夢想了41年的珠峰8848米的頂峰。”因為激動，他把43年錯說成了41年。
整個過程遠比喊出的這句話來得艱辛。對于用假肢攀登的人來說，最難的地方在于腳沒有知覺，“踩在什麼地方我感受不到，必須用眼睛看”。夏伯渝拿着兩根登山杖，一路低頭看着路面，根據岩石與雪層的受力方向，用兩根杖保持身體平衡。
“哪一段路都很難走。”夏伯渝回憶說，珠峰南坡的登頂路，有的是50～60度的大冰坡，有的覆蓋了厚不觸底的深雪，“假肢擡不出來”。還有的路，又窄又陡，沿着山脊網上，隻有20～30厘米寬，稍微踩錯，兩邊就是萬丈深淵。
最難的是主攀登路線到C5營地之間一段路。C5營地海拔8400米，是為防止他假肢磨腿特設，此前他未路過。路上有一段小路，窄而斜，上下起伏，中間隻拉着一根繩。夏伯渝隻有用彎曲幅度有限的假肢，挨着試探腳底岩石。這段僅有20米的路，他走了半個小時。“其他困難我都知道，這個從沒見過。”
兒子夏登平和本次沖頂的團隊負責人柯慶峰在大本營等待了一周多，才聽到通話機中傳來還有30分鐘、20分鐘、10分鐘的登頂倒計時。當世界之巅的消息傳來，柯慶峰一聲令下“敲吧！”夏登平立刻敲響一口鐵鍋，夏爾巴人則挨着往他們臉上抹一種面粉。這是當地慶祝珠峰登頂成功的一種傳統儀式。
夏伯渝的老伴馬怡也第一時間得知消息，她連說幾聲“好”，叮囑夏伯渝“一定要平安回來”。10分鐘後，暴風雪來臨，夏伯渝一行人不得不意猶未盡地下撤，他在峰頂就看了幾秒風景，“一覽衆小山，都是雲海，露幾個小山頭”。
珠峰頂上的暴風雪，夏伯渝并不陌生。兩年前，他在距離峰頂還有94米時突遇暴風雪，不得不下撤，第四次沖頂失敗。那場暴風雪先後導緻了4支隊伍遇難，但這次的暴風雪比2016年那場來得更為兇猛。
他的登山鏡第一次結了冰，過往最多都是結起霧霜，“蹭一蹭就沒了”。這次，他必須摘掉手套，“用手一點點把冰摳掉”。幾秒鐘工夫，手指就凍上了，手套被灌進了冰，時間一長融化在手套裡，又連着手指凍起來。整個下撤中，他的手指“全是硬的”，最後凍傷了3根手指。
持續高強度的運動讓他的小腿嚴重腫脹，假肢穿不進去了，隻有忍者劇痛往裡硬塞，小腿末端部分處于懸空狀态，“跟活塞似的”，行動極為不便。下撤到7900米左右時，他突然一個踉跄，踩到冰裂縫裡，腿連着穿戴不穩的假肢直接陷了進去。
他不敢發力，怕一發力假肢會在冰縫裡脫落。在這個海拔高度，那将是滅頂之災，“萬一掉下去我就全完了”。他立刻大聲呼救，向導趕了過來，用工具把冰裂縫挖寬，然後抓住他的假肢，小心翼翼地将腿拔出來。這樣的驚險，他遇見了兩次。
他疼得路都走不動，隻有一步一步往前挪。下撤兩天後，柯慶峰在大本營接到他們還有一小時到達的消息，最後卻等了好幾小時。團隊和夏登平都忙去迎接，遠遠就看到一個卸掉假肢後隻有1.21米的老人癱坐在石頭上，低垂着殘缺的小腿。他們覺得肯定是他，但“越走近越不像，因為臉已經凍變形了”。
1975年第一次登山前，夏伯渝和登山隊友在北京合影留念
被選入中國登山隊前，夏伯渝是青海體校一名足球運動員柯慶峰一下子沒忍住，哭了出來，“太可憐了”。他能感覺到眼前這個面目已非的老人極度疲憊，不停地寬慰着“活着回來就好，有傷很正常”。夏伯渝點了點頭，心裡想着“終于結束了”。
如今，夏伯渝雙腿仍有痛感，很少坐輪椅的他回來後幾乎在輪椅上度過。他的十根手指皆有麻感，筷子都拿不穩。有兩根手指纏着繃帶，右手中指尖處全黑。夏登平說，這根手指有再次截肢的可能，但夏伯渝對他說，這些都是家常便飯了。
“我登了這麼多次，珠峰都沒讓我上去，用種種危險阻止我，這次終于讓我上去了。”夏伯渝說，“所以并不是我有能力征服了她，而是她接納了我，可能也是看我幾十年這麼辛苦吧！”
1975，夢碎珠峰
多年以後，當珠峰終于接納了夏伯渝，不知他是否會想起26歲那年的自己。
43年前，也是在珠峰，夏伯渝失去了雙腿。1975年5月1日，作為中國登山隊第一突擊隊的一員，26歲的夏伯渝首次嘗試登頂珠峰。這支肩負了曆史使命的隊伍，距離峰頂最近隻有200米。眼看頂峰将至，卻突遇一場暴風雪，20多名隊員連站立都困難，卻不忍放棄，在上面耗了兩天三夜，直至所有氧氣耗盡，才選擇下撤。
一名藏族隊員在下撤過程中體力不支，隊友們隻有用皮鞭抽着他前行。但這名隊員還是不慎丢失了睡袋，寒夜裡在帳篷中凍得瑟瑟發抖。夏伯渝看着隊友，“心裡很不舒服”，就将睡袋讓了出來。
那時的夏伯渝身體素質絕佳，尤其不怕冷。北京冬天零下十幾攝氏度時，他不僅出門不穿棉襖，還堅持冷水浴，隊友人送綽号“火神爺”。“我覺得我不會凍傷的，誰凍傷肯定也不是我凍傷。”零下超30攝氏度的夜裡，夏伯渝蜷縮一團、雙手抱胸，在帳篷裡就地和衣而睡。
當夜無恙，夏伯渝無任何不适。第二天走回營地，他怎麼也脫不下靴子，隻有讓醫生用剪刀剪開。他的雙腳從肉白色到紫紅，再幹成黑色，又冰又硬，毫無知覺。随後，夏伯渝被送回北京醫治。診斷結果異常殘酷，一度讓他不敢相信：雙腳凍傷壞死，必須截肢。
登山之前，夏伯渝曾對自己說，身體任何部位都可以受傷，唯獨腳不能。1974年，中國登山隊到青海招募隊員。當年還是體校一名足球運動員的他，經不住免費體檢誘惑而參加，卻因身體好被選上。他向往北京，但對登山毫無認知，覺得8848就是一串數字，還想着登山結束後就再回歸球場。
他再也無法踢足球。更沉重的打擊是，當年5月4日，就在夏伯渝沖頂時，父親在青海辭世，他沒能去送終。母親曾從青海來看望他，卻一直無法釋懷，最終不忍看到兒子慘狀，回了青海，整日以淚洗面。“我不知道今後怎麼生活，覺得這輩子活得非常悲慘。”夏伯渝回憶說。
5月27日，病床上的夏伯渝從收音機裡聽到了中國登山隊9人成功登頂珠峰的消息。他心情複雜，“什麼感覺都有，說不清到底什麼滋味”。他為隊友感到高興，覺得他們“總算上去了”；但又感到失落和酸楚，想着那9個在頂峰展示國旗的人，“應該有我一個”。
1975年的中國登山隊是1949年後第二次登頂珠峰的隊伍。1960年，中國曾首次從北坡登頂，但因時值夜晚，沒有留下任何影像資料，而被國際社會質疑。1974年，中國決定再次沖頂，用夏伯渝的話說，是“帶着政治任務的，必須要完成的”。
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樹立中國登山大國的形象。夏伯渝說，當時國家希望登山隊創下至少兩項世界紀錄：同時登頂人數最多、首次有女隊員登頂。夏伯渝等突擊隊員在沖頂時還背上了梯子，肩負了開路的重任——1960年，北坡快到頂峰時一處名為“第二台階”的5米絕壁，讓中國登山隊耽誤數個小時，才導緻到達時已是夜晚。
這批登山隊員多為1974年從全國各地選拔，以藏族隊員為主，身體條件和适應性出色，但準備時間倉促。夏伯渝1974年10月選拔入京，次年1月就奔赴拉薩。珠峰成為他攀登的第一座山。“當時不知道登山需要5000米、6000米、這樣一步步來，沒有概念。”
登山條件也極為簡陋。補給團隊隻能把食物送達8200米，隊員要自背上去。整個突擊隊20多人隻有幾瓶氧氣，“都是救命用的”。夏伯渝說，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幹，不像現在有夏爾巴向導一路安排後勤。
中國登山隊完成當時同時登頂人數最多的世界紀錄，女隊員登頂也僅比日本隊晚了11天。代價也是沉重的，整個突擊隊凍傷十幾人，登山隊副政委、第一突擊隊隊長邬宗嶽在下撤過程中遇難。邬宗嶽42歲，年齡偏大，對夏伯渝特别關照。至今想起，他心裡依然特别難過。“那時漢族隊員就4個，中途剩下3個，大部分都是藏族，領導就希望有漢族隊員能上去。”
原本，夏伯渝可以成為登頂的漢族隊員之一。直到8600米時，他感覺都非常好，未用過氧氣供給，體力充沛，也沒任何凍傷。但現實生活沒有假設，隻有冰冷與殘缺的雙腿。時至今日，他坦承，如果知道讓出睡袋的代價是失去雙腿，“我可能會有猶豫”。那位獲救的藏族隊友下山後回了西藏，兩人此後再未謀面，斷了聯系。
1975年底，截肢後不久，國家體委為夏伯渝安排了一位德國專家會診。德國專家告訴夏伯渝，假肢技術日漸成熟，配上假肢，他不僅不會影響生活，甚至可以還繼續登山。
“那是我第一次聽見這樣的聲音，那時我也希望聽到這樣的聲音，管他是不是真的。”夏伯渝說，從那以後，他才開始對生活抱有希望。他深知一切運動的基礎就是力量。于是，在積水潭醫院的病床上，他就開始了康複性的鍛煉。
他将骨科牽引的沙袋綁在腿上，像蹬自行車一樣在病床上進行蹬腿訓練，也就着病床做俯卧撐與仰卧起坐。一練，床就響，響久了就散架。卧床三年，他練壞了三張病床。
三年後，夏伯渝第一次穿上假肢。他能感覺到鍛煉卓有成效，他的腿不僅不發抖，還能邁步，“一般人可能躺三個月就站不穩了”。他更高了，從121cm猛地蹿到了176cm，比他原始身高還高了5cm。視野更開闊了，這讓他心情舒暢。
第一對假肢的體驗并不好。70年代末期，假肢技術并不成熟。夏伯渝的假肢就是下面一塊木闆、上面幾根鐵條纏着一塊鐵皮組裝，身體所有的重量都壓在上面，穿着多走一會就會又腫又痛，經常磨得血肉模糊。
那時，就有人質疑，德國專家是安慰他的，穿着假肢走路都困難，更别提登山了。夏伯渝不為所動，“他說能登山，我就要登山”。殊不知，磨難還在後面。
5月16日，夏伯渝成功登頂珠峰後，和特意趕來支持自己的兒子夏登平返回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IC供圖）重燃珠峰夢
假肢磨腿的疼痛并沒有讓夏伯渝退縮。出院後，他即開始鍛煉。國家體委将他安排到中國登山協會工作，事業單位編制，夏伯渝還被授予三等功，直到現在每月還有一定的撫恤金。
他一般早上5點起床，進行一個半小時力量訓練，後騎車16公裡從北太平莊家中到南邊的單位，下午下班再騎車。某次騎車時，夏伯渝的右腳假肢滑了出去，他都沒發覺。自行車一歪，他本能用腳去撐地，殘肢猛然杵地，瞬間皮開肉綻，他在馬路上狠狠摔了一跤。路人圍過來，把他擡到馬路邊，躺了一兩個小時才緩過來。
他不想别人把他拿殘疾人看待，不騎車時就刻意練習走姿，能不用輪椅絕對不用輪椅。當柯慶峰在登山協會第一次見到夏伯渝時，看着這個老頭和正常人“沒什麼兩樣”，“走路稍微有點不一樣，但完全看不出來”。
因為是凍傷，小腿血液循環情況很差，醫生對夏伯渝說，想要傷口完全愈合，就需要卧床不動，否則他将一直帶着傷口生活，需要一直換藥。夏伯渝坐不住，經常活動練習，又不想每次換藥都去醫院，就學着自己在家換藥，學着用酒精消毒、纏上紗布繃帶。
夏登平的童年，就是在目睹父親一個又一個獨自換藥的夜晚度過。“他出去騎個自行車都能磨，一直不痊愈。”1982年，夏伯渝經同事介紹，和愛人馬怡結為夫婦，對方沒有嫌棄他的殘疾，反而為其精神所動，兩人的兒子于1984年出生。
夏登平一生下來，父親就沒有腿。自他懂事起，父母就經常給他講父親為何失去雙腿。為了不讓兒子因此遭到非議，母親還找人畫了一組連環畫，自己寫文案，講述夏伯渝為何失去雙腿。夏登平的同學看了後，覺得“登登爸爸好偉大”，夏登平也因此感到自豪。“登登真的很喜歡爸爸的故事，他知道爸爸希望自己做個勇敢的人。”馬怡寫道。
但一直到夏登平上初中，夏伯渝還經常進醫院，甚至做手術住院。“以至于後來我都不知道我爸每次是為什麼做手術、為什麼住院。”夏登平說。多數仍是因此小腿傷口磨破引發的并發症。1993年，在醫生建議下，夏伯渝再次截肢，失去了1/3小腿。
他曾經以為二次截肢後，小腿情況會穩定很多。但長年累月的不愈合讓傷口産生癌變，癌細胞轉移至淋巴。1996年，夏伯渝被查出中晚期淋巴癌，生命一度進入倒計時。
“非常沉重的打擊。”夏伯渝心裡想着珠峰，不甘心就此撒手。醫生勸他少吃肉類，他想着“那怎麼行？不吃肉就沒有力量！”照吃不誤。好在先後經曆四次手術和一次化療，夏伯渝的淋巴癌被治愈，此後20餘年再未複發。
化療時期，他身體各項指标都很微弱，夏登平每次去看他，都覺得他面容憔悴，但心态很好，一直鼓勵他好好學習。同一個病房的6個床位皆為癌症患者，每逢家人探視，都是一片哭啼之聲。夏伯渝看不下去，覺得影響自己情緒，最後索性出院，自己騎車往返每次化療。
用夏伯渝的話說，1975年到1996年這20餘年間，“多虧了殘疾人運動，為我赢得了很多時間”。殘疾人運動針對傷殘部位設有不同項目，标槍、鐵餅、鉛球等等，讓夏伯渝身體得到極大鍛煉。此時，夏登平對父親另一些記憶是“早上我起床，他已經鍛煉完了”，以及“經常是一出門好幾天，然後拿幾塊獎牌回來”。
他平日在家的訓練方式十分簡單甚至原始，“引體向上就是趴着門框，仰卧起床就是把小腿伸到衣櫃下抵住”。如此往複20餘年，夏伯渝一邊鍛煉，一邊等待假肢進步。他仍然笃信德國專家的話，有假肢廠商有新産品就叫上他試穿，到後來家裡假肢已多得放不下。
2000年後，假肢技術日趨成熟。2006年，新西蘭人馬克·英格裡斯（MarkInglis）成為首位雙腿截肢登頂珠峰者。夏伯渝知道後，幾經輾轉聯系上馬克，向他尋求建議。馬克給了他鼓勵，告訴他“你應該也可以”。夏伯渝不缺激勵，覺得他并未提供特别有用的建議。
真正的建議來自自身。2008年，北京奧運會聖火要傳遞到珠峰，IT廠商華碩在全國招募志願者去珠峰大本營，夏伯渝主動報名參加。那是他1975年後第一次回到珠峰腳下，而時間已過去33年。他說，他之所以重新回去，是想看一看自身身體狀态，并實驗假肢登山的感覺，為假肢的改進提供建議。
在大本營，夏伯渝嘗試着登了一座山頭。他身體感覺不錯，假肢廠家後來也遵照着他的建議進行了改進。“比如說上下山角度不一樣，而假肢腳踝是不能動的，那我能否就在假肢踝關節處，設置一個人工可調節角度功能，稍微調一下，适應上下山。”
“他一回大本營，當年的回憶和感覺就全湧上來了。”夏登平說。從那之後，夏伯渝就開始全力準備再登珠峰了。
“他的生命中隻有一座山”
重拾珠峰夢後，夏伯渝加大了訓練量。2011年，他從登山協會退休，大量時間投入訓練。
他每天早上5點起床進行力量訓練。包括負重10公斤的沙袋練下蹲，150個一組，一次10組；然後是引體向上，一組10個，練10組；接着是俯卧撐，一組60個，做完6組；最後是仰卧起坐，一組40個，練6組。他加大對登山訓練，每周一三五去登香山。香山離家月20公裡，他就騎車前往，45分鐘便可登上山頂。
與首登珠峰的倉促準備不同，這一次，夏伯渝懂得了循序漸進。2008年起，他開始攀登不同海拔高度的山。2008年是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2012年再登頂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2014年又先後登頂四姑娘山、四川巴郎山。
夏登平說，在攀登這些山峰的過程中，夏伯渝認識了一位“山友”，對方是一位房地産商人，承諾贊助他完成他的珠峰心願。對于一位需要自籌資金登山的退休老人來講，這筆費用十分珍貴。近40年後，在已商業化的珠峰攀登中，一個普通人的費用一般需要40萬元上下，夏伯渝這樣的殘疾老人花費則更高。
“有好多人是主動提出要贊助夏老的。”柯慶峰說，夏伯渝再次準備登頂珠峰時，費用最初并不是大問題，許多人通過媒體報道找了上來，多數為“山友”以及一些戶外品牌。
2014年，夏伯渝出發攀登。位于中國境内的北坡路線出于安全考慮，沒有批準夏伯渝的申請，他隻有轉戰南坡。但當夏伯渝南坡在大本營蓄勢待發之時，南坡發生了曆史上最大的山難，12名夏爾巴向導遇難，尼泊爾政府被迫取消當年所有登山計劃。
2015年，夏伯渝再出發，又遇上了尼泊爾8.1級地震，珠峰發生雪崩。那一年也成為40年以來珠峰首次無人登頂的一年。那位房地産“山友”同樣贊助了大部分費用。2016年，夏伯渝準備再搏一把時，對方已不太願意出大頭。夏登平說，夏伯渝無奈之下就将自己的養老金貼了很多進去。
質疑聲不是沒有過，甚至從未間斷。2015年，當夏伯渝受邀去參加浙江衛視一檔圓夢節目時，現場嘉賓與觀衆為是否資助他10萬元産生不同意見。很多嘉賓表示了謹慎，勸夏伯渝：“人生應該永攀高峰，但不一定非要用一個高度來證明自己。”
“我覺得已知天命，就應該享受天倫之樂。”主持人周立波對他直言，“生命很美好，而且你已經夠英雄了。”在決定性的觀衆投票環節，隻有177位觀衆表示了支持，離達标的240票差距不小，夏伯渝因此錯過了10萬元贊助。
與之相對的，是家人的态度。夏登平與母親基本持有兩個态度。他比較支持，“母親也不是反對，更算不支持，但也不會攔着”。無論支持與否，他們幾乎都沒有懷疑過夏伯渝的能力，那是基于對他日常訓練量和登山實踐的判斷——如果不是天氣等客觀原因，他原本在2014年就該登頂。2018年，夏登平似乎提前感知到了父親的成功登頂，去到了大本營給父親一個驚喜，因為覺得“我爸的狀态比之前都要好”。
夏伯渝不是沒有退縮和放棄的時候。2016年，當他好不容易湊滿了幾十萬元的資金開始攀登，卻在距離頂峰隻有94米時突遇一場暴風雪。一如1975年那場讓他下撤的暴風雪一樣，他一米之外什麼都看不見，一行人站立難穩，雪打在臉上，“像針紮一樣”。他想過不顧一切往上沖，但轉過頭就看到他的5個夏爾巴向導用直勾勾的無辜眼神看着他。想着這些20多歲的年輕人背後都是一個個家庭，他最終做出了一生中最艱難的決定：下撤。“不能因為我的夢想，犧牲掉他人的生命啊！”
下撤中，他像一個洩了氣的皮球，第四次登頂失利讓支撐他的那股勁“一下子就沒了”。他連挪步都困難，身體到處晃，隻要路不平就會摔倒，一摔倒就躺在冰雪裡不願起來，掙紮着在向導的幫助下才繼續前行。那天，他走了将近24小時才回到營地。
回到北京後，夏伯渝腿部患上嚴重血栓，必須住院進行治療。醫生建議他休息半年，不要做任何劇烈運動，那半年也成為他40多年來唯一休息的半年。他給家人說，那是他最後一次登珠峰了，以後不再也不會去了——前幾次回來後，他也是這麼說的。
半年之後的某一天，夏登平接到了母親電話。母親問：“你爸現在每天4點鐘就起床了，你說他是不是又要去登珠峰了？”母親猜測十分準确，夏伯渝嘴上雖認輸了，身體卻很誠實。除4點起床練力量外，他還将隔天登一次香山改成了每天，想要抓住飛速流逝的時間。
與此同時，柯慶峰也找到了夏伯渝，承諾他下一次登珠峰的費用他全包，“您隻管登山就行了”。柯慶峰是一家戶外影像公司負責人，想要将夏伯渝的故事拍成一部紀錄片。他聲稱，自己并非全為商業利益，不是“贊助”，而是“幫助”夏伯渝完成心願。
“跟他接觸得越多，越想幫他。”柯慶峰與夏伯渝相似于七八年前，最初隻是泛泛之交，但這兩年因工作接觸漸多。柯慶峰覺得自己漸漸地被感染了，“他說起什麼截肢、癌症這些事，永遠都是在笑，說起登山就眉飛色舞，很樂觀、很堅持”。
柯慶峰曾經負責中國登山協會旗下的一本雜志，熟知登山圈，自己也是其中一員。他說，夏伯渝不太屬于登山圈，“登山圈的人都是一直攀登不同的山，登山家就是要把全球不同類型的山都爬了，但他的生命裡隻有一座山”。
2018年5月，夏伯渝終于登上了生命中唯一的那座山。即使是出發前，也并非一帆風順。2017年，尼泊爾政府曾下令，禁止雙目失明和雙腿截肢者攀登珠峰。後來柯慶峰聯系到其他受此命限制者，經過人權組織介入打官司，才推翻此禁令。
臨行前，夏伯渝專門将家人召集在一起，宣布自己将要再次登珠峰的決定。讓他意外的是，家人們早就看出來了。一如前幾次登珠峰一樣，他們去了雍和宮請僧人為夏伯渝做了一場法事。而這一次，愛人還專門給他戴上一個銀葫蘆，讓他攀登珠峰時戴着。“不能說買的，這是‘請’的。”
他對愛人交代了水電費繳納時間、銀行卡密碼、保險合同放哪等等，對兒子叮囑着要按時給家裡的花草澆水。兒子的名“登平”，在夫妻二人裡有兩種解釋，愛人解釋為“登山平安”，夏伯渝則說其意“登山如走在平地一樣”。
“我每次都交代，因為我不知道這次去能不能回來。”他對我解釋，自己并非不顧家，家裡重活累活幾乎都是他在幹。但這麼多年，因為登山，他總是覺得對家人有所虧欠。
每次出發前，他也會對家人信誓旦旦稱“這是最後一次”。“但究竟是不是，咱們另說。”夏伯渝像個老頑童，帶着一絲壞笑說，“如果沒登上去，隻要我活着，就肯定還有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