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互聯網共生的這一代人，他們的生活理念、消費理念、擇業理念，都在發生巨大的變化
人才争奪戰：從“動錢”到“動人”
城市經濟學家陸銘曾在不同場合詢問年輕學生：你們喜不喜歡大城市？一般會有50%的人舉手：我不喜歡。為什麼？因為大城市環境差、房價高、道路擁堵；再問：如果沒有戶籍等方面的制度限制，你們畢業之後會不會選擇在這樣的大城市就業？這時候，大約有90%的學生舉手，會選擇在這樣的城市工作和生活。于是，有趣的問題産生了：50%的人不喜歡大城市，與此同時，90%的人會選擇留在大城市。
個中原因也不難解釋。陸銘随手拿起桌上一張餐巾紙畫起來：一邊是小城市，一邊是一線或二線大城市。如果去往大城市的收入減成本大于留在小城市，那人就會流動到大城市。大城市的成本包括兩方面，一是所謂“城市病”，比如擁堵和污染；二是制度成本，包括戶籍制度，以及附加在戶籍上的公共服務。對于城市來說，要想吸引人來，就要提升三個目标——增長、宜居、和諧——經濟要增長，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城市病要治理，以及放寬制度限制。三者相比，放松戶籍制度是最簡單直接的。
陸銘本人就成長在一個“移民家庭”：爺爺輩是甯波人，父母在上海長大，又去了安徽支援内地建設，而他的研究方向也逐漸集中到區域和城市經濟學領域。他旗幟鮮明地強調自由移民的意義——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不隻是公平與否的問題，也是最終實現地區間的勞動生産率和收入均等的途徑，是大國發展唯一可行的戰略選擇。與人們普遍對“拉美化”或者中等收入陷阱的擔憂不同，陸銘認為中國陷入“歐洲化”是更大的潛在危險，或者确切地說，是“歐元區化”。“歐債危機暴露了歐元區統一貨币和分割市場并存的深層次危機，而與歐洲相比，面積差不多大的中國是一個統一國家，原本擁有統一的貨币和共同市場，本應更好地發揮大國優勢。而實際上，中國地區之間‘以鄰為壑’的市場分割非常嚴重，生産要素的流動依然存在非常多的障礙。特别是由于當下的戶籍制度，勞動力跨地區流動和定居的制度障礙，比歐盟國家間的障礙還大。”
那麼，“人”這一要素，如何從負擔變成了财富，甚至成為各大城市争奪的對象？陸銘認為，“搶人”的一個重要背景是經濟增長的動能在發生變化。在過去的将近20年時間裡，中國經濟增長走過的道路，其實都是靠投資來驅動的。尤其是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的10年，以4萬億支出計劃為發端，全國各地都在投資開發區，搞基礎建設。特别是在國家層面縮小區域間經濟發展差距時，沒有選擇将勞動力移向資本，陸銘稱之為“動人”的政策，而采取了将資本移向勞動的政策，即“動錢”的政策，包括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和“産業轉移”等。這輪增長過後，帶來一個問題，就是全國普遍出現産能過剩，不僅是在生産領域裡面存在企業生産能力的過剩，公共基礎設施上也出現顯著過剩，開發區遍地開花，幾乎每個縣都有一個或者幾個産業園。城市政府普遍意識到，前一階段靠投資和負債這種經濟增長方式不可持續了，于是都想通過人力資本來給經濟找到下一波增長動力。
“搶人”的另一大背景，是“人”變得稀缺了。中國經濟在維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後，以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大、社會總撫養比低為特征的人口紅利已經步入漫長的衰減期。人口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研究認為，中國改革開放早期20年間經濟增長的1/4是由人口紅利貢獻的。而《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以2013年為拐點，我國16歲到64歲的勞動适齡人口數量從逐年遞增，轉向逐年遞減。再加上老齡化問題日趨嚴重，“全面二胎”政策後人口出生率增長遠遠低于預期，這些都标志着“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和人口紅利的衰減。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院長趙忠認為，從地方政府的角度，面對老齡化的壓力非常大。最典型的東北，是人口流出比較大的區域，而且流出的大都是年輕人口，剩下的是老齡人口，一會帶來社保壓力，二會對經濟增長和活躍程度造成負面影響。所以現在城市政府的人才争奪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希望改變人口結構和人口質量。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城市經濟學家陸銘（于楚衆攝）盡管蔡昉給出“第一次人口紅利”衰退已經不可避免到來的結論，但他仍樂觀預測，“第二次人口紅利”仍有巨大的開發潛力，這取決于三方面來源能否實現：一是養老保障需求和制度供給，二是教育資源的擴大，三是勞動參與率的擴大。陸銘指出，在資本和勞動兩大生産要素積累速度放緩的背景下，中國當前的制度制約戲劇性地提供了潛在的增長動力，特别是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空間，這就要依靠“第二次人口紅利”或者“制度紅利”。陸銘告訴我，在這一背景下，戶籍制度改革是大勢所趨，全國各地都開始逐漸松動戶籍，而這一輪集中體現在“新一線城市”戶籍對大學生群體的放開。
不可否認，以“落戶”作為人才争奪的籌碼，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并不完全正面，這也是趙忠所擔心的。他告訴我，一方面，城市政府出台吸引人才的政策，說明人的價值開始被重視，對于人的管理體制也在發生很大的變化。以前的戶籍制度是非常僵化的，很多城市都把人作為一種負擔、一種成本，很長一段時間引進一個人要征城市增容費。現在戶籍制度的改革，使得地方有一定的自主權來改變以前限制人口流動性的因素，落戶的口子開得也比以前更大了。但另一方面，戶籍制度改革的最終方向，是要削弱它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障礙，也就是要把戶籍制度上附着的很多管理功能以外的東西逐漸淡化，隻保留管理和服務的功能。但目前很多城市用戶口、用政府補貼等非市場力量把人吸引過來之後，為了把人留住，可能會把戶籍制度作為繩索繼續把人拴住，包括公共服務、子女上學、購房購車等因素會進一步強化，這種政策取向并不利于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大趨勢。比如天津，人才落戶之後，如果一段時間内不能滿足某些條件的話，戶口可能還會被取消。可以說，以戶口為籌碼的人才政策背後，是逐漸強化的城市分級壓力。
“新一線城市”壓力：選擇與被選擇
原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李曉江認為，因為“一線城市”人口嚴格管控和産業功能疏解的政策，中國經濟的發動機已經開始轉向“新一線城市”了。他告訴我，“北上廣深”這四大一線城市，人口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北京和上海是在行政上采取了主動疏解政策，所以上海總人口從2015年起就開始下降了，北京總人口從2017年起開始下降。廣州和深圳幾乎都把所有能用的土地都用光了，新增的供給越來越少，實際上也影響到了人口的增長。廣州和深圳在2010年之後這幾年，相比2001年到2010年10年間，人口增速都在大大放緩。很明顯，一線城市的吸納力産生了溢出和聯動效應，年輕人從選擇到一線城市去，轉而選擇到二線城市去。”
在一線城市的溢出效應下，位列金字塔次一級的城市看到了機會。它們中崛起迅速的一些城市，正在将陣營裡的其他城市甩在身後，躍升“新一線城市”之列。一些研究數據也支持了“新一線城市”競争日益激烈的趨勢：根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城市競争力報告2017》，無論從GDP規模分布，還是從人口增量看，“新一線城市”不再局限于東部長三角地區，而是包括東部的杭州、蘇州、南京、甯波，以及京津冀城市群的天津，中部的武漢、長沙、鄭州，以及西部的成都、西安、重慶等。根據智谷趨勢分析，2009年到2014年，中國有13個城市人口淨增超過100萬，人口流動集中在少數一線城市和區域中心城市。而2011年到2016年，人口淨增超過100萬的城市下滑到5個，人口淨增在25萬至100萬之間的增加到28個，人口遷移分散化趨勢明顯。
“新一線城市”的概念最早由“第一财經·新一線城市研究所”在2013年提出，他們依據品牌商業數據、互聯網公司的用戶行為數據及數據機構的城市大數據，從商業資源集聚度、城市樞紐性、城市人活躍度、生活方式多樣性和未來可塑性五大維度，對中國338個地級以上城市進行了分級。每一年榜單上“新一線城市”的席位和座次都在改變，開始又一輪重新洗牌。在這個過程中，越來越多城市都意識到，人才是城市競争的核心。
城市對人才的争奪和選擇，有一定的功利性。李曉江認為，這些城市一方面有經濟增長的壓力，同時還有經濟結構調整的壓力，經濟結構已經快速地從以二産為主轉向以三産為主，從生活性服務業轉向生産性服務業。相應地，對人才的争奪焦點也變了，就像這一輪人才争奪戰裡體現出來的，從農民工轉向了大學生。李曉江說，在一定程度上，産業結構調整倒逼城市對人才需求的變化，而人才的聚集反過來也可以引導經濟結構轉型。此外，城市政府隐含的另一重功利性動機，是房地産市場的存量消化。陸銘也指出，雖然并無确鑿證據，但大家都看到一個客觀結果，哪裡開始搶人了，哪裡的房子就買不到了，有價無市，能感覺到這些城市去住房庫存的壓力。
陸銘并不贊成城市政府這種篩選“高素質人才”的做法。他說，且不論這破壞了公共資源均等性原則，僅從經濟學角度分析，高端勞動力和低端勞動力是有“技能互補性”的，所以他們總是一起往大城市流動，這是全世界範圍内大城市的共同現象。在生産領域，再好的公司也要配清潔工；在生活領域，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吃和穿在消費裡面的比重越會下降，新增的消費往往都是消費服務，而消費服務裡面的供給者是餐館服務員、家政服務員等。對低技能勞動者準入管制的後果，就是勞動力成本和服務價格上漲，這會反過來影響城市對高端勞動力的吸引力，影響城市競争力。
城市選擇人的另一方面隐患，是城市間競争而導緻的“囚徒困境”。李曉江指出，并不排除有的城市根本沒想明白自己到底需要不需要人才、需要什麼樣的人才，隻是出于從衆和攀比心理。另一方面，趙忠指出，這一輪城市之間的人才争奪戰，更準确地說是各個城市政府之間的人才争奪戰，企業作為人才雇傭和使用單位在這次“戰争”中卻鮮見身影。但是，政府怎麼可能比企業更加知道什麼年齡的人和什麼技能的人是它需要的呢？陸銘形容，城市政府以“一刀切”的年齡和學曆标準吸引來的人才剛好符合當地比較優勢的可能性很小，小到幾乎跟“拿手槍去打中月亮”一樣，會帶來信息不完全和不對稱的風險。随之而來的問題是，城市政府基于本地和短期利益的“囚徒困境”式政策選擇，是“分蛋糕”的“零和博弈”，但從長遠和全局角度來看，很可能會帶來資源的分散和扭曲配置。因此，陸銘認為，這輪城市對勞動力的搶奪，是否是“做大蛋糕”的“正和博弈”，依然存疑。
在人才資源如此稀缺，競争又如此激烈的情況下，不再是城市選擇人，而是人選擇他想去的城市。短期來看，戶籍與福利是城市政府的殺手锏，但長遠來看，人會往何處去呢？李曉江認為，戶口是跟着人走的。人不來的時候，出台再好的戶口政策，甚至“零門檻”，人還是不買賬的，歸根結底是對城市的選擇。正如陸銘在那張餐巾紙上畫的草圖，那些被争奪的人是在城市間流動的，他們會在兩方面進行衡量：在哪兒掙得多，以及在哪兒花得少。
“中等收入發展是人才選擇城市，企業選擇人才。一個城市有更多的人才，就會有更高端的企業願意來，因為他能在這裡找到想要的人。”李曉江強調，随着這一輪中産階級的興起，中等收入群體形成，不再被過去單一的一張床、一份工資所吸引。這一代人有着多元的價值觀和多元的生活目标，他們想要有吸引力的收入、有包容度的創業機會，同時也期待更高的生活品質、更高的公共服務，特别是孩子的教育、老人的養老。在這些越來越高的需求預期下，會反過來引導城市進行供給側改革。
李曉江認為，對人力資源進行空間幹預的行政力量最終會減弱。“當年北京上海拼命争人口，争到最後容納力也有限了。新一線城市也一樣，最終要靠市場之手，逐漸向下一級轉移。”
“新經濟”：未來工作與移動一代
無論以何種标準衡量，杭州和成都都是這一輪“人才争奪戰”中的赢家。李曉江告訴我，這兩個城市也是他近期出差最為頻繁的城市，它們突出的經濟活躍度是雙重吸引力導緻的，一方面是城市品質——“消費型”城市帶來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是經濟結構轉型——“新經濟”帶來的創新創業的吸引力。
“新經濟”的概念最早在1996年由美國《商業周刊》提出，是指借由經濟全球化浪潮所誕生的由信息技術革命驅動、以高新科技産業為龍頭的經濟體系。時至今日，随着新能源、互聯網、大數據等新興領域的快速發展，“新經濟”在中國已經逐步在經濟體系中占據主導。阿裡研究院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就業中心主任郝建彬更願意用“數字經濟”來界定，他說，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的數字經濟體。他提供了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今年年初的統計數據，2017年我國數字經濟總量達到27.2萬億元，占GDP比重達到32.9%。而從郝建斌最關注的就業問題來看，數字經濟領域就業人數達到1.71億人，占當年總就業人數的比重達到22.1%。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2017年的統計，其中阿裡平台作為這一領域的領頭羊，創造了3681萬個就業機會。
阿裡研究院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就業中心主任郝建彬（王旭華攝）去觀察新增就業人群，也已經是一個全然不同的群體了。郝建彬剛剛去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參加了今年上半年的就業分析會，他告訴我，全國每年新增城鎮就業人數大概在1300萬左右，其中應屆大學生大約700萬到800萬，是新增勞動力就業市場的主力軍，占比已經過半。而這些即将就業的年輕人，基本上是伴随着中國整個互聯網的興起、伴随着移動互聯網的大爆發而成長的，他們都是“互聯網原住民”。他們的生活理念、消費理念、擇業理念，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這一代人可能不會拘泥于傳統的擇業觀，可能更願意去做網紅，更願意去做‘斜杠青年’；他們是不是還會受限于工作和地理上的約束，是不是還願意留在‘北上廣’，留在大城市，這些都是問号。”郝建彬認為，這一代年輕人，以及超過27萬億數字經濟背後，是巨大的就業容量，巨大的消費的升級容量，以及巨大的創新創業容量，将帶來新一波紅利。
在6月5日世界銀行主辦的“工作性質的變革”論壇上，阿裡研究院院長高紅冰提出未來就業的一大趨勢，即從“公司+雇員”傳統就業轉為“平台+個人”。郝建彬說，原來的工業經濟下，工作是千人一面的，大家都是去生産線上做一個個螺絲釘，現在則開始從8小時工作制、依托公司這種方式，轉為依托創意、依托平台，每個人都可以在不同的平台間切換。由此會帶來勞動觀念的變化，就業衡量的變化，以及生存方式的變化。
郝建彬說，2014年開始提的“雙創”，主體是大量草根群體，他們基本上都是依托各種移動互聯網、各種APP端去實現創新創業的。這些群體背後，就是以“BAT”（百度、阿裡巴巴、騰訊）為代表的互聯網平台。依托平台經濟的平台化、數據化、普惠化特征，人才将會流向更深一級的城市，包括二、三線以下的城市。反過來，這一趨勢也在考驗城市政府，如何面對新興事物、如何應對數字經濟紅利，能否從過去大量的資本投入，轉向現在的創新驅動。“比如，城市政府在管理上要更加開放、更加包容、更有智慧。像現在的共享單車，隻在地上畫一個圈已經管不住了，就要用科技手段去設計一些電子圍欄，采用電子化的一些管理方式。”
5月16日，天津發布“海河英才”計劃，放寬對多類人才的落戶條件。“津漂族”小唐期盼成為其中的幸運兒（遊思行攝/視覺中國供圖）數字經濟會帶來地理的分散化。郝建彬說，這首先源于需求的變化。在工業經濟時代，人的需求都是最基本的，比如一日三餐、一天穿幾件衣服，都可預知。而現在99%的需求是新增的、未知的，被滿足的方式和手段也是跟原來完全不同。以阿裡為例，一個任務下達後，可能會組建新的團隊，甚至跨團隊、跨時區、跨地域進行快速協同，任務完成後，大家又回到各自的原始團隊去迎接下一個任務。平台化的組織方式，也跟現在的全球化趨勢一樣，越來越零散化，不确定性越來越強。
另一方面，重組中會産生新的城市機會。陸銘指出，一個全球性的趨勢是，“消費型城市”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城市的生活品質正在成為對人口遷移的吸引力。像紐約這樣的城市，甚至可以用更低的工資把人吸引過去。“有沒有可能随着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的發展，面對面的需求減少了？部分是有的。但是，當在線的活動可以取代一部分線下活動時，節省出來的時間恰恰可以從事更多無法被網絡取代的線下活動，線上和線下的關系不是‘互替’而是‘互補’。信息科技并沒有強大到取代面對面的需求。因為對于現代城市居民而言，是‘生活在城市’，而不僅僅是‘活在城市’。”
什麼樣的城市可能會在這一輪數字經濟中成為中心？郝建彬說，杭州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原來杭州聚集的都是一些小型民營經濟，在阿裡成長起來之後，杭州成了全球電子商務之都，也聚集了越來越多外地和外籍的員工。那麼，從原來的地理決定論到平台競争論，會帶來新的城市格局重構。“中國目前有‘BAT’，而随着蛋糕做大，應對不同領域的不同需求，以後還會誕生更多平台、更多獨角獸企業。這就需要城市政府将更大的制度空間留給創新，需要有‘放水養魚’的開源思維，幫助平台型的小企業快速成長，而不是把稅收、把土地看得那麼重要。”
城市未來競争力的核心是有技能、有創意的一代人。郝建彬說，這些人很多從一線城市而來，因為房價、教育、創業等原因，流動到更加自由寬松的城市，但要讓他們留下，關鍵是如何對他們的價值進行評估和激勵。“現在‘新一線城市’裡戶口的功能在逐漸弱化，未來可能會實行積分制。積分政策的關鍵是，要把人對城市的非傳統價值體現出來，把創新、創意的部分進行定價，形成新的激勵機制，這會是下一輪城市競争的焦點。因為這些新型人才就像鲶魚一樣，會攪動當地經濟的活水。”
（實習記者徐亦凡、宋爽、姚雪卉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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