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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新一線”

時間:2024-10-25 01:57:14

(插圖:老牛)前些天,距離40歲隻剩10天的同事老于驚心動魄地趕上了“落戶天津”的末班車。他們夫妻在北京安家多年,孩子已經小學二年級,看似生活無憂,但因為缺少一張北京戶口,按照目前政策,孩子将無法在北京參加高考,這成為懸在一家人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對老于來說,與北京之間高鐵隻需半小時、高考政策也比較寬松的天津是更現實的次優選擇。5月16日天津出台了“海河英才”計劃,猶如一劑強心劑——針對全日制高校畢業的學曆型人才,本科一般不超過40周歲即可直接落戶,堪稱直轄市“史上最低落戶門檻”。面對“40歲以下”這一刻不容緩的限制條件,他火速趕往天津,在臨近下班的行政服務中心大呼“還有10天我就沒資格了”,成功抓住最後一線希望,一波三折地辦完了遷入手續,成為“新天津人”。

像老于這樣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想要落戶天津的人不計其數,湧至官方APP的申請者就有幾十萬人,這讓天津政府始料未及,一周後就開始收緊政策。但在人口紅利逐漸衰減的形勢下,各大城市對人才的求賢若渴是大勢所趨。事實上,自2017年以來,全國範圍内就開始掀起“人才争奪戰”,特别是崛起中的各大“新一線城市”更是接連出台人才引進政策——給房,給錢,給戶口。

2018年高校畢業生人數達到創曆史新高的820萬,“搶人大戰”更加如火如荼,各大城市紛紛向畢業生抛出誘人的政策大禮包:武漢提出“百萬人才留漢計劃”,推行“社區公共戶”、“人才住房券”等制度,甚至喊出“讓大學生以低于市場價20%的價格買到房子”的口号;成都發布“人才新政12條”,推出“先落戶後就業”;鄭州向全球發出“史上最強”招賢令;西安實施“海底撈式”落戶服務……就連一向處于人才高地的一線城市也加入戰局,北京和上海開始鎖定尖端人才,鞏固其一線城市的領跑地位。

盡管戶口門檻仍未完全放開,但一切似乎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人,特别是“人才”,不再是城市的負擔,而成了财富。而人才的聚集度,反過來也成為定義“新一線城市”的重要标志。這一轉變是何時發生的呢?

早在這一輪政府出手之前,一些先行的“城市新移民”就感知到了水面下的暗流湧動,可謂“春江水暖鴨先知”。我的朋友中玉就在十幾年間經曆了從“被選擇”到“選擇”的轉變。他2004年在哈爾濱大學畢業,在學校組織的一次定向招聘會上,學計算機的他被杭州一家通訊公司看中,于是去了杭州工作,把戶口落了下來,而且還頗有先見之明地買了棟小房子。中間也離開過,因為覺得杭州那家公司與他的專業不太對口,輾轉去了北京一家外企。在那一輪互聯網泡沫破滅後的沉寂期中,他和同學都傾向于穩妥,認為外企是最好的選擇,其次是國企,再次才是民企。但是,“北京城市太大了”,他租的房子距離公司4站公交,“不堵車大概15分鐘,但大部分時候都堵,要走一個小時,特别崩潰”。中玉在北京一年後就回了杭州,那時候阿裡巴巴的淘寶部門剛好在招聘,他加入了這個剛剛起步的公司。第二次到杭州,中玉的自由度變大了,有戶口、有房子,作為淘寶的最早一批員工,還拿到了期權。之後他跟着淘寶成長了将近10年,一路升職,賺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也在公司裡遇到了人生另一半,結婚生子。

等到2014年決定去移動互聯網領域創業時,中玉已經可以更加自主地選擇城市了。他将公司放在當時移動互聯網環境更好的上海,每周末回到杭州和家人團聚。中玉沒想過把家搬到上海,他覺得在上海買房太貴,車限行,辦居住證麻煩,孩子進入好的小學更是困難,沒有歸屬感。而與上海形成對比的是,杭州這兩年的創業環境越來越好了,他不排除未來将工作重心轉到杭州的可能性。回頭去看,中玉早已打破了自己畢業之初的穩妥心态,從外企到民企,再到創業,從一城到另一城,他也在不斷移動中獲得了“擇業”甚至“擇城”的主導權。

除了戶口政策的放寬,新經濟對人才流動的影響也十分深遠。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今年年初的統計,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的數字經濟體,數字經濟總量占GDP比重達到32.9%,這一領域的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已達22.1%。阿裡集團飛豬旅行的人力資源總監玄玥從企業的視角觀察,她最初感覺到新經濟的浪潮沖擊大概是2013年,很多人從傳統行業轉行互聯網,阿裡在其中是一個關鍵推動者。玄玥告訴我,之後也有不少人從阿裡離開,跳槽或者創業,這些人在周邊輻射出一圈又一圈的“獨角獸”企業,在杭州城市西部形成了一個小型“矽谷”,滋生出吸引更多人才的土壤。“杭州雖然是二線城市,但有媲美一線城市的工作機會。這兩年越來越多的人從一線城市過來,公司有往返上海的班車,周末晚班飛機也經常能遇見同事。”

因此,與其說各大城市政府高調挑起了“人才争奪戰”,不如說它們是人才流動的一種助推力。且不論這種以戶口為籌碼的推力長遠效果如何,至少會在客觀上帶來戶籍政策的逐漸寬松,最終實現人的自由流動。

經濟學上有一個經典的“用腳投票”理論,最早由美國經濟學家蒂伯特(CharlesTiebout)提出,是指在人口流動不受限制、存在大量轄區政府、各轄區政府稅收體制相同、轄區間無利益外溢、信息完備等假設條件下,各地居民可以根據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産品和稅負的組合,來自由選擇那些最能滿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目前從“一線城市”到“新一線城市”的人才流動趨勢,已經是一輪“投票”結果的初步顯現。

什麼人在城市間“用腳投票”?如果用目前加入“人才争奪戰”的各城市政府的界限來框定,大緻是40歲以下的高學曆人才。從老于和中玉開始,到剛剛步入社會的“90後”,再到随互聯網一起誕生和成長的“Z世代”,他們不再固守“擇一城而終老”的傳統觀念,而在城市之間轉換得更加自由,更加主動,頻率更快,範圍也更大。這代人的移動,也将推動城市重新分級,倒逼一種更趨開放和包容的城市策略。

(插圖:老牛)與其說各大城市政府高調挑起了“人才争奪戰”,不如說它們是人才流動的一種助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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