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秀華出了散文集《無端歡喜》。新書發布會那天，她穿了一件天藍色的碎花連衣裙，深V領。當晚，她發了個朋友圈：“一個女人為了檢驗自己的書好不好，穿了低胸裝開發布會，如果人們隻看人，就說明書不好。結果沒有人看人，她很苦惱，覺得書其實不太重要。”
這當然隻是調侃。可是，書重要還是人重要？在餘秀華這兒，又的确是個問題。她的作品與她的殘疾，與她農婦的身份，總像個三明治，緊緊地夾在一起被人一并吞下。
采訪那天，她換了一條火紅的雪紡連衣裙，讓人想起她寫一次出門前的準備：“一條紅裙子，一條黑裙子和一件花旗袍。我把它們揉進包裡，也把一份倦意揉進去。”這三年，這樣收拾行李出發，以詩人的身份輾轉各個城市，大約已經是生活的常态，日子很大部分被消耗在路上。她寫：“命運真是一個神奇的東西，它終于短暫地把我從橫店的泥巴裡拔了出來，像報複一樣補償給我曾經夢想的境遇和狀态。”因為身體的局限，她從不帶行李箱出門，也就沒有把衣服疊得整整齊齊精心碼放的可能，不然遇到長長的樓梯，沒法上下。所以，眼前這條紅裙，大概也就是被那麼揉進包裡帶到北京的。
成名能給生活帶來的改變萬千，但可見還是有限。
一直以來常有人問她這個問題，成名之後生活有什麼改變？她無從回答。對她來說，生活是一個接一個的細節，參加的那些活動、節目怎麼能叫生活？這些無需警惕的美意，也不是能讓她欣喜若狂的理由。
也總有人問，一年到過許多地方，想法和寫作會有什麼改變？對她來說，那些走馬觀花似的聚散并不能深入内心，而詩歌的本質是向内走的，隻有外界的改變引起了内心的變化，詩歌才有可能發生改變。
“真正愛一個人的時候不會寫，提都不會提”
能深入餘秀華内心的大事，這兩年還是有幾件的：離婚、媽媽去世、家鄉橫店的新農村建設。她把前兩件事概括成悲喜交加，喜的自然是離婚。導演範儉拍攝的紀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叙述的主線就是她離婚的事兒。從她對婚姻的無法忍受到終于用15萬塊錢把婚離了，前前後後完完整整地暴露在熒幕上。就像她自己寫的那樣，本來離婚是一件尋常的家務事，但是命運的運轉裡，它被放大了放到人們面前。
之後一波波采訪，她一次次地對媒體說起離婚帶來的幸福感。于是，有人說她有名氣就離婚，忘恩負義，有人說她一個殘疾人還離婚，自不量力。離婚一周年的時候，她寫道：“這沒有什麼可争辯的，人們要觀看我的生活。我總是憐憫地看着對我議論紛紛的人，他們有沒有足夠認真地對待生活？”
媽媽也是反對她離婚的。那時候，母親已經被醫院診斷出癌症，怕女兒老了以後沒人照顧的遙遠擔憂一下子就跳到了眼前。可餘秀華不那麼想，她說：“結婚就是結婚，你讓别人照顧你，憑什麼照顧你？說不定哪天癱在床上，還要老子照顧他呢。我對婚姻沒有信任。”
老人很快就走了。她寫：“她的死是一個洞，開始的時候如同爸爸的煙頭燙在褲腳上的一個洞，看起來還是可以忍受的。但是日子一天天過去，這個洞越來越大。”“這個洞無法縫補，也沒有填充物，我們隻能眼睜睜地看着它，看一次疼一次。因為看的時候一定是當初煙頭燙上去的悔恨、責怪和懷念。有時候我感覺飛機在這個窟窿裡飛，火車在這個窟窿裡開，人們對我的贊美和诋毀也都在這個窟窿裡。但是它們合起來也如同一顆灰塵在這個窟窿裡飄着。”餘秀華和她的散文集《無端歡喜》（張敏攝/視覺中國供圖）
餘秀華寫媽媽的詩和散文不多，反倒還是寫愛情多一點。她對我說：“不想寫親情，特别是死去的至親的人，你寫不了，難受。會想，想起來很難過，但是不會寫。寫了一般也不發，這些東西說出來，對自己沒有保護的感覺。愛情瞎寫胡寫，你能把我怎麼樣？”
她的情詩、情書，寫見到一個人的緊張，對一個人的渴望，對象一個接一個。“反正你不知道我愛誰，他們老是說我花，今天給這個寫，明天給那個寫。有時候我覺得很慚愧，可是去你媽的慚愧。”她說，“你真正愛一個人的時候不會寫，提都不會提。相反你對這個人有一點好感，有一點沖動，有一點欣賞，而且知道不可能，就拼命地寫，寫到他問我求饒。”她大笑，然後又說：“情詩是适合任何人的。”
她在書裡一本正經地寫，現在覺得自己不要愛情也可以順順當當的生活。之前想要愛情，與其說是愛情，不如說是一種偏執的證明。她理解的愛情是通過不同的一個人找到通往這個世界的另一條途徑，而當一個人在家完成了打開世界之路的途徑，愛情就不重要了。不要愛情，那什麼必不可少？她對我說：“獨立啊，愛情算個屁。你仔細一想，（愛情）你琢磨不透。”可是你再問她，真的不需要了嗎？她又說，現在真的是這樣，可是不知道明天會怎麼變，像她這樣的敏感體質，見到好看又有文化的人，瞬間就會産生愛情。“你不要相信我的每一句話，因為它随時可能變。”
她始終不改口的，是“不能相處，我真的沒有愛的能力”。愛情以外的相處，也是“點到為止，無一例外”。那些她在成名之後認識的詩人和朋友，偶爾聚一下，吃個飯，喝個酒，都是讓她快樂的事，可她又不想老是和他們在一起。“會煩死的。更多的是他們煩我，因為他們會覺得我有點難纏。我就喜歡那種淺淺淡淡的交往。”她說過自己是一個容易厭倦的人，這麼多年，包括對一個人的感情，隻有文字沒有讓她産生厭倦。對抗厭倦的方法是距離，所以在人前她總是插科打诨。那麼，毫無倦意地寫下的文字，那些詩歌，那些散文，可能才離她最近。
真正息息聯系在一起的人當然也有，且隻有一個，是兒子。如果說婚姻對她來講還有好處，唯一的就是兒子。“這個好處還挺大的。”她說，懷孕的時候還不覺得，可是一生下來，怕他冷了，怕他餓了，這種感覺自然而然就産生了。“生出來的時候我一看，怎麼那麼像他爸啊，我就很生氣。”她說着生氣，可臉部的線條卻變得格外柔軟起來。
似乎痛苦更容易激發寫作的沖動？“是的，我覺得人都很賤。”她咬着字，昂起頭，表情快要回到在公衆面前時的樣子，“難過的事兒對自己的影響會大一點。痛苦的時候你會覺得不公平，是強加給你的。相反幸福是自然而然的，你不會覺得它是額外的賜予。你和兒子相處的幸福是潤物細無聲的。沒有很陡然的幸福感，但是有很陡然的痛苦。”
“有人寫了春天的詩，我才知道春天來了”
橫店的新農村建設，既是生活在外部的改變，又是直抵内心的大事。餘秀華把自己直愣愣地看着家鄉土地變化的無力、無奈和無辜，比喻成如同看着她的母親斷氣，被推進火化室，出來就是一堆灰的過程——一種撕心裂肺肝腸寸斷的徹底的失去。
她說，過去橫店是一個比較大的自然村，300多戶差不多2000人，随着微微起伏的小丘陵地形，零零散散地形成一些幾戶人家居住在一起或者單獨居住的樣貌。平常的時候都是靜悄悄的，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情，如果在早晨，比人更熱鬧的是各家各戶屋後竹林裡的鳥雀。而新農村建設，把原來分散在幾千畝的角角落落的人家全部集中在一起，搬進新房子。原來雞犬不相聞，變成了在家裡大點兒聲說話，就可能被幾家聽見。新房的規格其實很高，質量也好，是有的人家原本積攢一輩子也買不起的。所以計劃建設的時候，鄉親們是歡喜的。
這些新房的建設選址在餘秀華家的周圍，她家原有的20畝地就全部被征用了，一分不剩。從“地主”變成沒有土地的人，有不用再辛苦幹農活的暗自高興，也有吃不到自己種的糧食的恐慌。“我，這麼一個村莊的農民，正在失去能夠稱之為一個農民的根基。”
改變逐漸滲入到生活裡。稻田的土被挖了，家門口的水塘被填平，從前推開門就看見的景物，家周圍的柳樹、桃樹、野草都沒有了。微信朋友圈裡許多詩人朋友寫出了春天的詩歌，她才知道春天來了。過年的時候，父親因為心疼嶄新的牆壁而沒有在上面貼對聯，吃年飯的時候也沒有和從前那樣點燃蠟燭和香去祭祖，年就過去了，過得很輕松，也很寡淡。
農村的生活和自然的景象，這些餘秀華詩歌中原本重要的組成，會被嶄新的生活一點點排擠出去嗎？這個問題對農民的身份顯得過于矯情，對詩人的身份卻又無法回避。她說：“沒有就沒有了吧，這有什麼好擔心的呢？寫作也不是為了寫那些動物、植物，也都是輔助。”
不久前，她嘗試寫了一篇既不是散文也不是小說的短文，講的是機器人最終會統治人類，還是人類在被機器人統治之前就已經自取滅亡。話題不算新鮮，但是熱門。在餘秀華心裡，詩人和小說家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前者簡單、單純，而後者“老奸巨猾”，性格不同，寫作的文體也大不一樣。她自己是詩人性格，所以小說寫不好，也還沒想明白很多東西要用什麼方式去寫。
寫詩也還有很多問題要考慮。“他們給我很多意見，說我的詩太溫柔了沒有沖擊力，應該把詩歌寫得更暴力一點，應該向《穿越大半個中國去睡你》學習。”理由是，那首詩有很男性化的部分，“雌雄同體”的人才能把文章寫好。當然，她指的是看問題的角度，既要有柔和的一部分，也有剛硬的一部分。太硬的詩歌容易折，太軟的立不起來，沒有形象。她告訴我，這對她來說是一個技術問題，但對于其他女詩人來說是概念問題。“（她們）不敢寫。她們都是道德榜樣，我是道德榜樣讨伐的對象。”有時候，她也想解釋一下鋪天蓋地的誤解，可是真的解釋了，自己又覺得無聊。所以她還是插科打诨，還是調侃。
我想知道她在成名之前，是否也會考慮這些寫詩的技術問題。“我到現在都不想考慮這個問題。”她語氣誇張又迅速收斂，“寫不好，真的寫不好。我們這一幫人遇到了一個台階，再想提高就很難，這還不像初寫者。”很快，她又昂起頭：“不過我不着急，去他媽的，我又不想成名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