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拜厄斯·莫斯科維茨和他的作品《比賽中的行為經濟學：賽場行為與比賽勝負的奧秘》
固然意料之外的結果是足球比賽的主要魅力之一，但人們對每支球隊的固有印象和判斷往往與比賽結果大相徑庭，究其原因，實際上是人們總想把勝負經驗總結成一目了然的簡單規律，而真正因素卻被埋藏在暗處。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金融學教授托拜厄斯·莫斯科維茨從小就是個瘋狂的體育迷，他除了研究股票收益中的動量、投資組合選擇中的本地化偏差、金融監管的政治經濟學以外，也試圖總結體育比賽中那些暗藏的獲勝經驗。
2010年，他和自己曾經的中學同學，後來成為《體育畫報》撰稿人的喬恩·沃特海姆（JonWertheim）一起寫了一本書，通過行為學、經濟學理論來分析比賽數據，讨論體育成功之道。他們發現，無論籃球、棒球、橄榄球還是足球，人們都存在對勝負因素的“認知偏差”，激情之外，真正的成功秘訣也有着明顯的共性。似乎在看完他的書後，再熱血的球迷對待勝負也會冷靜一些。
圍繞他這本《比賽中的行為經濟學：賽場行為與比賽勝負的奧秘》書中結論，本刊對莫斯科維茨進行了專訪，和他聊了聊決定比賽勝負的因素。
三聯生活周刊：本屆世界杯的一大“冷門”是俄羅斯隊，從烏拉圭和埃及所處的小組中突圍，又在16強擊敗了西班牙，這背後有什麼原因嗎？
莫斯科維茨：我們長時間的調查結果顯示，足球裁判會對主場球隊做出偏向判罰。證明這件事很難，首先如何衡量裁判的判罰準确率就是件不簡單的事情。裁判的每次判罰，包含了大量主觀因素和對瞬息萬變比賽局勢的認識。但我們恰好找到了一個由裁判控制且不受球員影響的比賽因素，這就是“傷停補時”。比賽中，裁判有權決定90分鐘比賽結束後增加的額外時間，以彌補因傷病、替補上場等意外情況導緻的停賽時間。這個額外時間由主裁判自由裁量，在賽場之外沒有任何記錄或監控。
倫敦經濟學院教授納特修·帕拉西奧斯-韋爾塔（NatxoPalacios-Huerta）的母親多年來守在電視機前觀看每周末的西班牙甲級聯賽，并用小本記下了每場比賽的“傷停補時”時間。靠着這份筆記，韋爾塔和另兩位同事一起研究了裁判在比賽中的行為。他們在考察了西甲750場比賽後，發現在比賽勢均力敵的時候，如果主隊領先一分，裁判通常會隻給兩分鐘額外補時，以求盡快結束比賽；如果主隊落後一分，傷停補時則為平均4分鐘，裁判以此來延長比賽時間；而如果比分為平局，平均補時長度則為3分鐘左右。此外我們考察了英超、西甲、意甲總共1.5萬多場球賽，發現裁判給客場球隊的紅黃牌更多，一張紅牌會減少球隊7%的勝率，一張黃牌則會減少2%的勝率。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國際足球比賽中，主場球隊勝率接近63%的原因。
三聯生活周刊：為什麼裁判會制造如此明顯的“主場優勢”呢？
莫斯科維茨：其實不僅足球，棒球比賽主場勝率是54%，橄榄球比賽主場勝率是58%，美國職業籃球聯賽（NBA）主場勝率高達63%。在NBA，判罰客隊球員走步犯規的次數要比主隊球員高15%，每場比賽主隊罰球數比客隊平均多1至1.5個。人們通常認為主場優勢源于主場觀衆的支持、客隊承受的舟車勞頓之苦、對主隊有利的賽程和更适合主隊的天氣，但統計數據告訴我們，這些所謂的主場優勢都不存在，裁判的偏向判罰才是關鍵。尤其是足球，裁判在其中起的作用很大，一個點球，一張紅牌，都有可能徹底改變比賽結果。
但裁判并不是有意為之，而是受到心理學“從衆效應”（Conformity）的影響。當裁判需要做出關鍵裁決，又拿捏不準的時候，會無意識地更遵從現場觀衆的反應，後者同樣觀看了比賽，還會通過浩大的噓聲、歡呼聲将自己的意見表達出來。我們通過調查發現，各大聯賽中，觀衆上座率越高，裁判的偏袒越明顯，主場上座率對客隊所得紅黃牌數也有着顯著影響。在德甲，一些球隊的主場并非專業足球場，田徑跑道将球場草坪與觀衆席隔開，在這些球場裡的比賽，由于離觀衆更遠，裁判對主隊的偏袒減半。
2007年意甲聯賽卡塔尼亞與巴勒莫比賽時球迷發生沖突後，意大利政府要求所有安保标準不達标的球場禁止球迷觀賽，瑞典的兩位經濟學家佩爾·彼得松-利德布姆（PerPetterson-Lidbom）和邁克爾·普利克斯（MichaelPriks）收集了21場特殊環境下的比賽數據，主隊在沒有觀衆的情況下，裁判針對客隊的犯規判罰少了23%，黃牌少了26%，紅牌少了70%。
三聯生活周刊：怎麼看待裁判的誤判，比如關鍵時刻漏吹點球？
莫斯科維茨：這裡除了“從衆效應”産生的主場優勢外，裁判還受到另外一種行為學理論所左右，那就是“不作為”偏差（OmissionBias）。人們一般認為，“不作為”比“有作為”因果性更弱，可責備之處更少，傷害性更低，哪怕兩者帶來的結果相同，甚至前者更糟糕。相比于錯失良機，大公司的管理者傾向于避免犯錯，球場上的裁判也一樣。我們考察了15年來的英超、西甲、意甲聯賽，數據證明，随着勢均力敵的比賽接近尾聲，裁判吹的犯規、越位和任意球都會明顯減少，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吞哨”。另一種“平衡哨”也是由“不作為”偏差引發的，比賽中經常會出現裁判沒有為一支球隊吹點球，也可能在随後不會為另一支球隊吹點球。裁判們不願過于影響比賽，因此會希望可以造成某種平衡，即“錯兩次就是對的”。
但其實無論“吞哨”還是“平衡哨”都是不公平的，它們比裁判的正常随機誤判糟糕很多。随機誤判雖然煩人，但随着時間推移會趨于平衡，不會偏袒某一方，可習慣性的偏差則會給特定類型的球員或球隊帶來明顯的優勢，也讓我們得以預測誰能從某種情況的判罰下受益。
三聯生活周刊：如今VAR電子裁判技術在世界杯上出現，裁判會停止比賽查看回放錄像，對足球比賽是好事還是壞事？
莫斯科維茨：棒球、籃球、橄榄球引入即時回放系統的時間比足球早。美國職業橄榄球大聯盟從1999年引入即時回放以來，主隊勝率從58.5%下降到56%，主場優勢降幅達到29.4%。裁判也會受此影響，美國職棒大聯盟引入回放系統後，知道自己受到監控的裁判不僅不再會偏向主隊，反而還會為客隊吹罰更多的有利判罰。
三聯生活周刊：在一支球隊裡，球星的作用有多重要？一名球星撐起的球隊，與擁有一衆優秀球員的球隊，哪種理論上勝算更大？
莫斯科維茨：在籃球領域有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通過NBA統計數據發現，隻要擁有一位第一陣容全明星球員，就可以讓球隊拿下總冠軍的機會提升到7.1%，如果有兩名，拿下總冠軍的概率就會達到25%，如果罕見地擁有三名，就有39%的機會赢得總冠軍。但五名團結球員組成的球隊并不一定比一名超級球星帶四名支持型球員的戰績更好。通過數據進行這種比較很難，我們把球員天賦化作一個比較實際的衡量指标，那就是薪水。最終我們發現，首發球員薪水差距更大的球隊比薪水平均的球隊打入總決賽和赢得總冠軍的概率更高，說明擁有一名超級巨星的球隊比擁有五名優秀球員的球隊更好，在足球和冰球中同樣如此。
數據已經證明少數高天賦球員對成功極其關鍵，因此那些宣揚團隊重要的教練很可能是為了調動其他球員的積極性，盡管不如球星寶貴，但球隊需要他們傳球、搶斷、防守。很多球星往往也能認識到這一微妙的平衡，因此邁克爾·喬丹才會不厭其煩地倡導“奪冠靠防守”的理論，以鼓勵隊友。實際上我們通過數據分析發現，在NBA季後賽中，防守好的球隊獲勝概率是54.4%，進攻好的球隊獲勝概率是54.8%，防守與進攻同等重要，“奪冠靠防守”的理論站不住腳，而各類球類運動将其視為真理的原因也許和喬丹的初衷一樣，就是為了鼓勵并不在聚光燈之下的防守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