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聖前俄瑪回到父母家
松太加有一張平靜溫和的臉，回答問題的時候，臉上會流露出小學生一樣認真又害羞的神情。偶爾，眼圈會不自覺地泛紅。
就一名“導演”而言，他的外表，看上去實在是太正常了。上海電影節期間，走進導演們下榻的銀星皇冠大酒店，和監制杜慶春坐在一起的松太加，很容易被人忽略。一眼望過去，他不怎麼像一名導演，反而更像一名制片人。
6月24日，第21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閉幕。松太加導演的新片《阿拉姜色》同時獲得評委會大獎和最佳編劇獎。這個結果，超出了很多人的預期。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隻有兩部中國影片入圍金爵獎競賽單元，一部是呂樂導演的《找到你》，另一部就是《阿拉姜色》。相比《找到你》，閉幕前一天也就是6月23日才正式首映的《阿拉姜色》在電影節期間宣傳力度不大，聲勢偏冷。最終一下攬走兩項大獎，稱得上是一匹“黑馬”。
盡管對于大衆來說，松太加這個名字還比較陌生，然而，在文藝電影的小圈子裡，這位藏族導演已經頗具知名度。2015年，他執導的電影《河》入圍柏林國際電影節“新生代單元”，參加“水晶熊”的角逐。同年，《河》的女主角、9歲的藏族小女孩央金拉姆獲得上海電影節亞洲新人獎最佳女主角，成為上海電影節曆史上最年輕的影後。電影《阿拉姜色》劇照俄瑪和羅爾基松太加的導演生涯屬于“半路出家”。作為一名“70後”，他的電影啟蒙始于家鄉青海大草原上流動放映的露天電影。早年他曾就讀于青海師範大學美術系，正式開始電影創作之前，他做過小學美術老師、行政幹部、專業畫家。2005年，松太加以美術和攝影的身份參與了萬瑪才旦導演的《靜靜的嘛呢石》的拍攝工作。2011年，他完成了自己的電影處女作《太陽總在左邊》，聚焦一名誤殺母親的藏族青年的内心世界。
電影《阿拉姜色》同樣将鏡頭對準了藏人平靜生活下的内心波瀾。影片從身患重病的年輕女子俄瑪的一次噩夢開始。從夢境中醒來的俄瑪，不顧自己的身體狀況，執意前往拉薩朝聖。深愛她的丈夫羅爾基隻能随她前行。
從四川甘孜地區的四姑娘山一直到拉薩，路程1900公裡，俄瑪顯然并沒有做任何歸來的打算。途中，俄瑪病重離世，羅爾基才終于知道，俄瑪在夢境中見到了前夫，她要在生命結束之前，幫前夫完成前往拉薩朝聖的心願。俄瑪的背包裡一直背着前夫的骨灰。
女主角中途離世，對于劇作原理來說，這是一次大膽的冒犯。影片至此斷然将接力棒扔給了在前一個小時内幾乎是作為俄瑪配角存在的丈夫羅爾基：對羅爾基來說，俄瑪可以說是精神出軌。家庭中最大的秘密浮出水面，面對之後的旅程、俄瑪與前夫的孩子，他該如何面對，如何選擇？
對于《阿拉姜色》，第21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評委會給出的評價是：“坦誠而深刻，勇敢不妥協，描述了人際關系的複雜，也刻畫了在面臨生命終極問題時刻的希望和救贖。”
松太加在文藝電影的小衆圈子之内一向有“藏區是枝裕和”之稱。《阿拉姜色》延續了他一貫平靜溫和的叙事語調，不似一般漢人眼中的藏族情感故事，電影中始終沒有強烈的戲劇沖突、過火的情感表達。松太加想要在影片中傳遞和講述的，是普通藏族人家的家庭關系，情感中最幽微的角落。
《阿拉姜色》同樣有朝聖、超度、誦經這些近年來大熱的藏文化元素，但松太加表現得非常節制，并沒有大肆渲染這些元素，隻是在不經意的細節處，流露出藏人别具特色的溫暖和幽默：旅途中，一家三口圍着篝火，以石子作為酒杯，唱起祝酒辭“阿拉姜色”；俄瑪逝世，羅爾基在寺廟為妻子超度，僧人看着俄瑪與前夫的合照對羅爾基說“這對夫妻一同往生，真好”，于是羅爾基悄悄地将妻子和前夫的合照從中撕開；俄瑪與前夫所生的孩子在整部電影中眼神倔強，對繼父毫無友好之意。然而，在途中，他看到一頭同樣失去了母親的小驢，失聲痛哭。羅爾基默默地看着孩子和小驢，和解在空氣中流動。
我個人最喜歡的，是影片的結尾：拉薩在即，朝聖的終點即将抵達，拉高的鏡頭帶着羅爾基和觀衆一同俯瞰這片廣袤而自由的高原。孩子的頭發長了，羅爾基為他剪發。故事戛然而止，隻聽得到剪刀的聲音，咔嚓……咔嚓……幹淨有餘韻。
臨近終點時，孩子把父母的照片悄悄粘好。這一次，羅爾基終于釋然：“這次我們好好地把他們供在甘丹寺。”——糾結的情感終于上升成為寬容和成全。
電影節頒獎禮上，評委們這樣評價這部影片：“每一次旅行就是為了尋找自己，道路本身比目的地更加重要。如果人類犧牲了他的欲望、他的自我，那麼他就可以維持上升的旅程。我們想把這個獎項頒給邀請我們參加人類精神旅程的人。”
松太加說：影片的名字“阿拉姜色”是藏族人的祝酒辭，意思是“請幹了這杯美酒”。他希望，觀衆能喜歡他釀制的這杯美酒。
《阿拉姜色》的監制是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副教授杜慶春，2005年，他也曾擔任過《靜靜的嘛呢石》的監制。在杜慶春教授眼中，作為第一部由藏族導演獨立編導的藏語對白電影，《靜靜的嘛呢石》标志着電影作為一種語言進入了藏族和藏語的表達體系，藏族藝術家可以用電影這種現代媒介來表達自己對生命、生活以及對世界的看法。而《阿拉姜色》則除去了那些塗抹在藏文化上的神秘油彩，回歸到生活和情感本身。松太加并不刻意強調藏文化符号，而是去探讨普通藏族人的家庭和情感問題，講述的是一種普世情感，找到了藏民族與世界之間的對話可能。
對于這部影片的“非常規編劇法”，導演松太加本人認為，這個結構其實像一盞酥油燈，兩端的形狀、分量是一樣的。杜慶春則這樣解釋：女主角個體并不是電影貫穿性的主角，家庭才是。這條路開始之前，這個家庭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是割裂的，這個家庭隻在法律層面上是一個整體；而随着旅程的進行，人和人之間才真正産生了愛的連接，這個家庭在更高層面上才真的形成了。
讓藏族電影回歸到人的層面
——專訪松太加
三聯生活周刊：這兩年，藏族文化非常熱，很多導演都在以藏文化為背景拍攝電影。作為藏族人，你怎樣看待這些以藏族文化為背景的電影？
松太加：1949年以來，青海、西藏一直沒有自己的電影制片廠。内蒙古電影制片廠、新疆電影制片廠拍攝一些民族電影，但也都是用漢語拍。國外以藏文化為背景的電影，講的也都是英文。所以始終缺失一個我們自己文化的理念。萬瑪才旦以後，藏語電影才慢慢多了起來。但是這兩年，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觀。我曾說以前西藏好像隻有我和萬瑪才旦兩個人拍電影，但現在，在藏區有非常多喜歡電影的年輕人都開始做電影，全國各地的影視專業也能看到來自西藏的學生。
三聯生活周刊：作為一名藏族導演，你怎樣看待之前漢族導演拍攝的藏族題材電影？比如《農奴》，比如謝飛導演的《益西卓瑪》等？
松太加：我在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進修時看過《農奴》，從攝影的角度來說，這是一部非常經典的影片。《益西卓瑪》的導演是謝飛老師，作為學生，我不好評點老師的作品。謝飛老師看了《靜靜的嘛呢石》之後，說過一句話：少數民族題材還是讓他們自己去拍比較好一點。這是他拍完西藏題材之後對這個題材的思考。
三聯生活周刊：《靜靜的嘛呢石》是萬瑪才旦導演的作品，你也曾經擔任過影片的美術和攝影師。你怎樣看待萬瑪才旦導演？
松太加：萬瑪才旦導演是一名作家、知識分子，他是學者型的。《靜靜的嘛呢石》是中國電影曆史上第一部藏語對白的藏族題材電影，這是非常有意義的。其實每個導演角度不一樣，像我的話，就是對家庭題材、對情感生活比較感興趣。
三聯生活周刊：你的上一部電影《河》，也是通過一個小女孩的視角，來反映一個藏族家庭的生活。《阿拉姜色》也是聚焦在一家三口上。一家有感情隔閡的人，在朝聖的道路上隔閡逐漸被彌補。有生有死。那麼關于這部電影的故事靈感從哪裡來？故事的原型是什麼？
松太加：電影的男主角容中爾甲是藏區特别有名的一個歌手。有一次我去四川，我們在酒桌上聊，聊到他身邊發生的一個真實的故事。無意間我說這個特别适合拍成一部電影，然後他也覺得挺好，值得寫下去。回去以後，差不多一個多月，這個劇本就寫完了。寫完了以後給他發過去，他特别感動。然後他在電話裡說，要拍這個片子。緣起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故事最初的雛形，是關于一個老頭和一頭驢的，但是我覺得如果照着這個方向去做，就過于“少數民族化”了，也太像是一部“影展電影”了，所以最終還是把電影做成了關于一個家庭的故事。
我的下一部電影還是講家庭裡的故事，是關于婚姻的，結婚和離婚。這是我自己的興趣，我不太喜歡特别宏大的叙事，還是喜歡在這個最普通的視角上，講普通人家裡發生的故事。
三聯生活周刊：之前已經有很多電影都拍過“朝聖”、磕長頭，但你這部電影裡，并沒有過度渲染這些常見的藏文化符号，包括結尾，截止到進入拉薩之前，非常節制。這是出于什麼樣的考慮？
松太加：我還是把它做成一個類型化的，類似于公路片的感覺。但是在旅程當中，還是回歸到人的故事。重點其實還是放在親情上：感情的破碎，以及重新融合。
我希望電影能超越地域，回歸到一個人的層面。因為在那片土地上——其實所有的地方都是這樣的：人為生活奔波，為生活發愁，然後依然對世界抱有希望。這是一個有人類共性的，而不是以往的貼着佛教标簽的，或者是神秘化的一個理解。
我并不希望大家來看我的電影，是因為我是一個藏族人。電影，就是電影。而好電影，就是好電影。
三聯生活周刊：影片采取了一種非常平靜的叙事方式，然而情感濃度非常高。為什麼這麼處理？
松太加：我覺得這個更符合東方人的情感表達方式，特别符合藏族人對親情、對家庭關系的處理方式。我的電影裡沒有那麼激烈的感情表達，一點也不瘋狂，是一種含蓄的感情。
我們藏族人是不會當着一個人說“我愛你”這種讓人起雞皮疙瘩的話的。我父母結婚差不多40年，但是他們一生都沒有說過一個“愛”字。這種東西實際上很溫暖。感情不是挂在嘴上的，那樣就太廉價了。
三聯生活周刊：對于電影中的丈夫來說，妻子俄瑪，事實上已經精神出軌了，這是非常微妙的人類情感。但是電影始終沒有在這一點上做過多的強調和渲染。而在影片結尾，丈夫也對妻子的行為表達出了理解和寬容。這樣處理，傳達了藏族人一種什麼樣的情感态度？
松太加：這是藏族人表達和對待情感的一種方式：彼此留一個空間，沒必要所有的都說明白。結尾羅爾基的态度，其實是佛教中常講的“大愛”。原來劇本中還有“普度衆生”這樣的台詞，但後來都去掉了，因為覺得太直白、太用力了。
三聯生活周刊：你認為，作為一名藏族導演，拍攝自己本民族的題材，你的優勢在哪裡？
松太加：一個是語言，一個是民俗——這些民俗是怎麼來的。如果說，《岡仁波齊》拍的是藏族人怎麼朝聖，我講的，就是為什麼要去朝聖。
三聯生活周刊：事實上我們也知道，這些年藏族人的家庭生活也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但在你的電影中，對于現代化對藏族人生活的影響好像涉及得不是太多。
松太加：我不太喜歡探讨現代。這些自然帶了那就帶了，但不是把它做成一個專門去探讨的話題。我覺得科技沒有溫度，我不太感興趣，所以不會刻意地強調這個東西。至于有些人會認為，藏族人變了，那藏族人為什麼不能改變？他們為什麼沒有權利享受現代化的生活？這是一種優越感，對吧。藏族也在變化，它在某一個坐标裡變化着。但好與壞是曆史證明的，由不得我們來看。導演松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