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2012年攝于藍旗營（北大塞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供圖）北大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正在進行“尋真——北京大學考古教學與科研成果展”。在涵蓋新舊石器時代、商周、漢唐、宋元明考古等領域共370餘件文物中，有一件白沙宋墓墓磚，為1951年出土後首次公開展示。展覽以此珍貴文物，來紀念它的重要發掘者、2018年2月去世的考古大家宿白。充滿偶然性的白沙宋墓
由于存放在故宮博物院庫房長達半個多世紀之久，白沙墓磚和壁畫都需要進行長時間的修複，因此北大賽克勒博物館決定此次不打開放置墓磚的木箱，隻将木箱原狀展出。“這是一件看似普通但飽含很多内容的展品。我們用這件展品，向2月去世的宿白先生緻敬；用整個展覽，向中國考古緻敬。”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杭侃說。
在中國考古史上，白沙宋墓是宋元考古中最重要的雕磚壁畫墓，其發掘過程也是宿白的考古生涯“第一鏟”，這其中充滿了偶然性。
1950年冬，由于淮河連年泛濫，國家決定在其支流颍水上遊修建白沙水庫。工程開始之前，庫區内展開各類遺址的搶救性發掘。1951年11月，修築水庫的工人發現了三座宋代墓葬，之後，宿白主持考古人員開始專業發掘，當時他是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室的老師。
放在中國現代考古學史來考量，當時那支考古發掘隊都屬全明星級别。隊長是曾在1929年發掘出北京猿人第一個頭蓋骨的史前考古學家裴文中，其他發掘隊員都來自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央文化部文物管理局，這兩個機構後來分别發展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國家文物局。臨摹墓室壁畫的是後來的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系主任葉淺予和以革命曆史油畫《開國大典》成名的畫家董希文。古建築學家莫宗江則負責繪制墓室結構透視圖。
作為北宋晚期仿木建築雕磚壁畫墓的考古發掘，白沙宋墓不論在墓葬的規模形制上，還是仿木建築細部和彩畫制作上，以及雕磚壁畫的題材和内容上，都是空前的發現。之後半個多世紀，新發現的北宋晚期墓葬再也沒有可以超越它的。
如果說田野發掘是考古學的基礎，那麼發掘報告則是将基礎材料與研究相連接的橋梁，而白沙宋墓發掘後，發掘報告的撰寫由宿白一人承擔。
1957年，剛剛成立的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宿白編寫的《白沙宋墓》。當時，曆史考古學草創，研究方法與報告編寫無例可循，考古學家在撰寫發掘報告時大都限于對墓葬形制、出土遺物進行記錄，很少深入讨論相關的重要曆史現象、曆史問題。而宿白不僅在正文詳細介紹了三座宋墓的墓室結構、墓中遺物及墓室裝飾，更在其注釋中，利用大量已發現的宋遼金時代考古資料、曆史文獻和傳世繪畫，把白沙宋墓定位于中國社會曆史發展到唐宋之際的社會大轉變的背景之中：公元10世紀中葉，以北宋汴梁為中心的中原北方地區，社會階級關系出現了變化，漢唐以來的士家大族趨向衰落，新興的地主階級由科舉途徑參與了各級政權，工商業進一步發展，促使城市中市民階層的興起，漢唐以來的城市布局起了本質的變化，從封閉式的裡坊制轉變為開放式的街巷制，人們的起居生活習俗也發生巨變。
宿白做出判斷，白沙宋墓的墓主趙大翁是沒有官品的兼營商業的地主，他所營建的新型墓室在墓葬制度上超過了品官的規模，并以奢華來炫耀他的财富，這都是前所未有的社會新動向。
最終，《白沙宋墓》具有宏大曆史視野的注釋在字數上其實遠遠超過了正文，宿白因此開創了将考古叙述和文獻考證内容分開的考古報告撰寫新體例。
文物學家孫機1955年考入北京大學曆史系考古專業，曾長期在宿白指導下用考古學方法研究漢唐時期的中國文物。他這樣評價《白沙宋墓》：“我國考古學起步時着重的是史前研究，許多學者都是用人類學的觀點來看待考古學，他們認為曆史時期的研究工作是曆史學家的事，這樣就把考古學和我國幾千年的文明史拉開了一段距離。而如何将我國曆史時期講清楚，就需要仰仗曆史考古學。《白沙宋墓》後，考古報告就不單單是記錄遺迹遺物的流水賬，而是把那個時代給再現了。……經過宿白的考證，若幹過去很少見的器物，就好比是一個生人，一下子将姓名、年齡、籍貫、經曆都給弄清楚了，生人就變成熟人了。”
杭侃則從學術史角度來看《白沙宋墓》的意義。他說，從上世紀20年代初的“古史辨”派開始，考古的重點是救亡圖存，大家更關心中國的上古是什麼樣的。就像當時殷墟的發掘，人們從上往下挖，肯定會發掘到晚段的遺址，但那時人們覺得早段考古更重要。中國考古學界當時私下流傳着一句話——“古不考三代以下”。一些學者認為，新、舊石器時代與夏、商、周三代才是考古學的“正宗”，将秦漢以後推給曆史學家。但宿白沒有讓自己的研究為此所限，他将曆史與考古結合，最終開創了曆史時期考古學。
雲岡石窟的一次激辯
“如今人們常說宿白在曆史時期考古學、中國佛教考古、石窟考古學、古代建築考古等不同方面都有建樹，但實際上，在宿白那裡，這些方面是相通的，比如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特别興盛，因此研究佛教考古是為了更深入地研究魏晉南北朝考古。而現在我們考古學的學科分得越來越細，反而逐漸産生了一套與曆史學完全不同的術語。曆史學的人看不懂考古學，讓曆史與考古似乎變成了兩個學科。但這些在宿白那裡都不是問題，對他來說，考古學與曆史學的關鍵都是要研究曆史，研究人。”杭侃說。
宿白對曆史與考古的融會，其實早在發掘白沙宋墓之前就已經展露。
1940年，18歲的宿白從老家沈陽考入北大曆史系，之後他攻讀研究生、肄業留校，都沒有離開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考古學研究室。40年代的北大，大師雲集，宿白經常旁聽外系課程，比如，曆史系馮承鈞的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亞民族，中文系孫作雲的中國古代神話，容庚的蔔辭研究與金石學，還有哲學系湯用彤的佛教史、魏晉玄學。他後來曾回憶說：“這些外系的專業課，對我後來的考古研究和調查工作是非常有幫助的。”多元的知識結構，為他後來在古代建築與城市、佛教考古、墓葬群等各個領域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
1952年，北大在曆史系創辦了全國高校首個考古專業。時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的蘇秉琦被調來兼任考古教研室主任，30歲的宿白任副主任。在白沙宋墓發掘之後，宿白的另一個重要研究領域是，重建雲岡石窟的年代體系。
宿白在他本科到研究生時期，曾兼任北大圖書館的編目工作。1947年，還是學生的宿白在整理善本時，發現了極珍罕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曆史上，該碑原石早已毀滅，連拓本都不複存在。元朝末年熊自得在撰寫《析津志》時題寫過這方碑文，但《析津志》并未刊印，到明初編《永樂大典》時曾抄錄《析津志》文字。《永樂大典》相關部分毀于八國聯軍入侵，但清光緒年間缪荃孫的《永樂大典》抄本有幸保存了下來，後入藏北大圖書館，最終被宿白發現。通過這一失再失的文本，宿白撰寫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重建雲岡石窟的年代體系和後期的營建曆史。
1950年以後，宿白開始了他在雲岡石窟的考察工作。他把雲岡石窟進行了分期，并将其與北魏社會曆史的發展階段相結合，提出了“雲岡模式”理論。他認為雲岡石窟是新疆以東最早出現的大型石窟群，“所以，東自遼甯萬佛堂石窟，西迄陝、甘、甯各地的北魏石窟，無不有雲岡模式的蹤迹，甚至遠處河西走廊西端、開窟曆史早于雲岡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
宿白當時的這些結論，與研究雲岡石窟的一批日本學者相左，由此展開了多年激辯。
早年中國考古學研究大部分從外國人開始，雲岡石窟也不例外。最早是日本人伊東忠太，1902年調查過雲岡石窟。抗日戰争期間，大同淪陷之後，日本京都大學曾在雲岡石窟展開調查、測繪長達6年之久，并于50年代陸續出版了調查報告16卷32冊，自認是研究雲岡的最高水平。當年參與京都大學雲岡調查的長廣敏雄教授，在看到宿白出版的論述後，于1980年發表文章進行反駁，否認宿白考察材料的真實性，以及他使用文獻的方法。宿白連續發文闡釋，最終長廣敏雄承認：“從文獻學角度出發，宿白教授的推論當無誤，因而分期論也是符合邏輯的。”
從雲岡石窟開始，宿白先後帶領學生去過敦煌莫高窟、新疆拜城克孜爾石窟、響堂山石窟、龍門石窟、南京栖霞寺石窟等地進行調查和研究，由此中國石窟寺考古學體系逐步建立。
“敦煌七講”和石窟寺考古體系
1983年，考古專業從北大曆史系分離，正式成為獨立的考古系。宿白作為首任考古系系主任，多年教學、培養出考古界大批知名學者。
曾主持過北京元大都、金中都，杭州南宋臨安城和揚州唐宋城等考古勘察發掘工作的考古學家徐蘋芳，便是宿白的學生，雖然兩人年齡相差不大，但徐蘋芳一生都對宿白執弟子禮。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的兩大教授嚴文明和李伯謙，還有吉林大學考古學專業創辦者、前故宮博物院院長張忠培，也是宿白門下弟子。學者馬世長則在宿白指引下，開始佛教考古研究。“你們可能想象不到我們對先生的那種尊敬。”杭侃對本刊回憶道，“馬世長晚年每次去宿白家，他離開的時候都是倒着退出來的，退到門口了，說一聲宿先生你留步吧，然後再開門離開。馬世長在去世之前都是這樣，我們很多弟子也都這樣。”
守望敦煌半個世紀，被稱為“敦煌女兒”的樊錦詩，也是宿白的學生。1962年，樊錦詩大學生活的最後一學年，按照北大曆史系考古專業的慣例，學生們可選擇洛陽、山西和敦煌等幾個文化遺産地參加畢業實習，不少同學都想選敦煌，在他們的心目中，那裡是中國佛教石窟寺遺迹的典型。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杭侃也是宿白的學生（尹夕遠攝）
“尋真”展覽的展品涵蓋了北大參與的所有重要考古發現（北大塞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供圖）與此同時，為配合1962至1966年在敦煌的大規模加固工程，需要進行考古遺迹的發掘清理，當時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現敦煌研究院）沒有專業考古人員，時任所長的常書鴻便向正在敦煌的宿白求援，希望他能将四名在此實習的學生，畢業後分配留在這裡。宿白當時挑選的學生包括：樊錦詩、馬世長、段鵬琦和謝德根。後來，隻有樊錦詩一人留在了敦煌。
“原來的敦煌研究院是搞臨摹的，沒有人搞研究。有人還質疑過，你們叫研究院，研究了什麼？後來宿白系統講授了‘敦煌七講’，成為研究院發展的轉折點，大家才開始明白怎麼搞石窟寺研究，我自己也是一生受益。”樊錦詩後來回憶，正是1962年在‘敦煌七講’的演講中，宿白首次提出中國石窟寺考古學。
他講了石窟寺考古學的内容和方法，還講授了敦煌2000年的曆史，以及石窟寺研究必須準備的“藝術史知識”“佛教著述和敦煌遺書的知識”“石窟寺研究成果的知識”等，這對樊錦詩日後從事敦煌石窟考古産生了重要影響。宿白還在“敦煌七講”中提出要求，建議敦煌文物研究所編寫多卷本的敦煌石窟考古報告。
其實當年将樊錦詩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宿白就是希望她能完成莫高窟考古報告。盡管困難重重，但樊錦詩知道，這項工作遲早都要做。在莫高窟考古報告的編寫過程中，樊錦詩不時地向遠在北大的宿白請教。樊錦詩回憶，無論她怎麼做，宿白都沒有認可，尤其對她采用的測繪方式不滿意。
莫高窟洞窟建築結構極不規整，窟内空間不方正，且多尊塑像又不在同一方位，因此如果考古隊采用傳統的小平闆手工測繪，圖形和數據都不準确。經過長時間的反複試驗，最終樊錦詩改用三維激光掃描儀進行測繪，終于得到了老師的認可。直到2011年，《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才最終出版，此時宿白已經年近90，樊錦詩受命留守莫高窟已将近半個世紀。
（感謝杭侃為本文提供的資料）